时间:2020-02-11 作者:徐利 (作者单位:财政部综合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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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一五”时期,通过实施发债、增支、补贴、减税和税改等一揽子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财政宏观调控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社会公平和正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一五”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发债、增支、补贴、减税和税改等一揽子强有力的财政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在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有效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严重冲击,迅速扭转了经济下滑态势,提升了市场主体信心,在稳定对外贸易形势的同时,刺激了内需的稳定增长,促使经济由企稳回升向稳定发展转变。
(一)社会需求全面回升,综合国力大幅提高
“十一五”期间,我国综合国力明显提升,投资实现了较快增长,消费增速平稳,对外贸易趋势向好,到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亿元,同比增长8.7%,位居世界第三位。
1.投资增速较快。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重拳出击,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公共投资规模、优化公共投资结构,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2009年吸引带动全社会固定资...
“十一五”时期,通过实施发债、增支、补贴、减税和税改等一揽子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财政宏观调控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社会公平和正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一五”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发债、增支、补贴、减税和税改等一揽子强有力的财政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在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有效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严重冲击,迅速扭转了经济下滑态势,提升了市场主体信心,在稳定对外贸易形势的同时,刺激了内需的稳定增长,促使经济由企稳回升向稳定发展转变。
(一)社会需求全面回升,综合国力大幅提高
“十一五”期间,我国综合国力明显提升,投资实现了较快增长,消费增速平稳,对外贸易趋势向好,到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亿元,同比增长8.7%,位居世界第三位。
1.投资增速较快。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重拳出击,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公共投资规模、优化公共投资结构,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2009年吸引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4846亿元,同比增长30.1%。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93920.4亿元,同比增长30.4%;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36241.8亿元,同比增长16.1%。
2.消费稳定增长。“十一五”期间,政府扩大消费的一系列政策对促进全社会消费水平的稳步提升发挥了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相关政策的实施,增强了百姓即期消费能力;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启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提高了人们消费预期;“家电、摩托车、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财政补贴政策,极大释放了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政府得民心、企业得市场,百姓得实惠;财政积极支持城乡流通体系建设,对完善商贸流通网络、提升流通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带动生产、拉动内需发挥了积极作用;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带动了家电、纺织、装饰装潢等相关行业的产品性和服务性消费。
3.对外贸易状况逐渐转好。“十一五”初期到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在2009年明显下降。通过多次调整进出口税收政策,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推进海外市场多元化,以及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好转的带动下,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呈现恢复性增长,对外贸易状况有所改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塑造了公平的税收环境,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持续增长,预计2010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同比增长8.9%。
⒈物价总水平基本保持稳定
⒉投资和消费主体信心不断增强
⒊市场预期向好
(二)物价保持基本稳定,通货膨胀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十一五”时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密切配合,在抑制结构性物价上涨、拦截输入型通货膨胀、打击资产价格泡沫上起到重要作用,有效预防了通货膨胀等苗头性、趋势性问题。总体说来,“十一五”期间,我国物价总水平基本保持稳定,投资和消费主体信心不断增强,市场预期向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改善。
1.成功遏制了居民消费品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走高趋势。“十一五”期间,居民消费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波动较大,2007和2008年,CPI分别达到4.8%、5.9%;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达到3.8%、5.9%,通货膨胀趋势明显。通过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支持生产、保障供给;运用政策性粮油收储政策,强化棉花、食糖、生猪、化肥等重要商品市场调控,平抑价格波动,2009年CPI回落到0.7%,通货膨胀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多次提高低保对象、农民直补补助标准,总体说来,人们基本生活水平没有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
2.积极应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波动。“十一五”期间,建立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价补联动、动态调整、只增不减”;对国内短缺的农业生产资料实施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等项措施,缓解了因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引起的粮食价格波动。受国际市场供求、美元币值变动、游资炒作,以及我国燃油税改革、资源税改革试点等因素影响,我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波动较大。通过创新财政管理机制,设计暂定税率等形式重点降低了重要能源、资源性产品进口税率等措施,缓解了我国资源性产品缺口,提振了投资者信心;多次调整“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关税,有效限制了高污染、高能耗等产品出口;水、电、气等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及燃油税改革虽然带来能源资源品价格上涨,但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从长远看,利大于弊。
3.收缩了资产价格波动区间。“十一五”时期,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波动较大,房地产市场经历短暂“寒冬”后迅速升温,一线城市房价飙升。根据股市、房市发展状况,通过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等一系列措施,促使股市、房市进入调整期,有效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短期内对缓解经济稳定运行潜在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动力明显增强
“十一五”时期,财政宏观调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在保增长的同时,注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五年间,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政府公共投资、财政贴息等方式,有效带动了地方政府配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企业自有资金的大量投入,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解决长期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1.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一是交通建设空前发展。预计“十一五”期间交通运输行业完成投资约7.7万亿元,是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最大、建设速度最快、总量增加最多的五年。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成效显著,民用运输机场体系框架基本形成,铁路客运专线、煤运通道建设全面展开,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速,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干线公路网初步形成,农村公路通畅程度普遍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农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十一五”时期,继续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支持建设现代农业,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储备能力明显提高。三是城乡商贸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双百市场工程”等商贸服务体系的建设,扩大了工农产品流通范围,为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提供了便捷。
2.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十一五”时期,积极财政政策一个重要导向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不断提升产业层级。积极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密切配合,为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2010年前三季度,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为9.548.1:42.3,服务业比重比“十五”末年上升近2个百分点。从投资增速看,第一、三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快于第二产业。从发展战略看,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企业技改项目进行贴息等政策组合效果明显,调动了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鼓励了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带动了一批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较快发展。
3.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十一五”期间,财政政策在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一是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取得进展。政宏观调控在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注重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在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支持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保制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二是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农村综合改革有力地支持了农村改革与发展,2006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等涉农税费,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粮食直补政策的落实、农村社保制度的完善,提高了农民收入中转移性收入的比重;加大对农民工培训力度,支持农民工进城就业,为农民工子女进城就读提供便利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支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超过900万。三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公共投资向中西部倾斜,极大改善了中西部投资环境;促进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优惠,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山区转移支付力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迈步可喜步伐。
(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十一五”时期,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都着力加强和改善民生,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1.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十一五”时期,公共服务范围和层次明显提高,公共财政阳光的温暖让城乡居民更多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一是学有所教。从2006年开始,逐步将城乡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促进了教育公平;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支持推进“211”和“985”工程,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有力地推动了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二是病有所医。加大对卫生体制改革支持力度,医疗基础设施水平得以改善;及时应对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支持疫情监测,提高了国家疾病预防救治能力;多次提高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和住院费用补偿比例,有效解决了居民“因病反贫”问题。三是老有所养。基本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目标,出台了统一、规范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不断增加,从2005年的1.57亿人增加到2009年的2.36亿人,基本养老金标准由每月711元提高到1350元。四是以文教化。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基层文化体育设施逐步得到改善,图书馆、博物馆免费开放,丰富了百姓文化体育生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专项资金的设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发展。
2.居住环境明显改善。一是城乡公用事业得到快速发展。通过国债项目、国债转贷专项资金、预算内投资以及世行、亚行和外国政府贷款等多种形式,有力地支持了城乡供水、煤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日供水能力、污水垃圾处理能力、燃气供应能力等显著提高。二是安居工程惠及百姓。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建设力度加大,棚户区改造进展顺利,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紧张状况有所缓解。三是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成效显著。加大投入力度,继续推进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三河三湖”等水污染治理工程进展顺利;加快推进资源与环境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开展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探索建立跨省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着力实现市场主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3.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十一五”期间,收入分配改革继续深化,随着调节高收入者收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支持就业等一系列财税措施的出台,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的10493元提高到2009年的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3255元增长到5153元。2006—2009年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603万人,实现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034万人,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607万人。
(五)财税改革成效显著,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
“十一五”时期,积极财政政策成功实施了逆向调节,有力地支持经济平稳发展,促进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与此同时,财税改革成效显著,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
1.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卓有成效。通过完善部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预算编制方法、实施支出绩效评价试点、推进部门预算公开、实施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预算编制和管理的完整性、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明显提高,管理职责明晰、预算程序规范、编制方法科学、决策过程透明、执行结果公开、技术手段先进的中央部门预算管理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2.分税制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通过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机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地区间分配办法、进一步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调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办法、出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加大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力度,中央和地方支出责任进一步明确,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逐步规范,基层财政保障能力明显增强,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改革稳步推进,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24个省(市、区)对875个县实行财政直管,实行“乡财县管”的乡镇近2.8万个,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80%,分税制财政体制趋于健全。
3.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税收环境正在形成。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投资结构的优化、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内外需结构的均衡,在扩大就业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增值税转型改革等,有利于消除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公平内外资企业竞争环境;调整个人所得税等措施,充分发挥税收分配功能,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燃油税改革、资源税改革试点等措施,有效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税收体系正在形成。
4.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明显提高。“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也是我国财政宏观调控环境异常复杂的五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冲击,国内冰雪霜冻、汶川地震、特大洪涝等自然灾害频繁,这些难以预料的突发因素与我国经济运行中原有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增加了财政宏观调控的难度。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和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2008年第四季度,财政政策由稳健的财政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阻止了我国经济持续下滑势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使财政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17.3%上升到2010年的20.1%,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52.3%上升到52.4%,财政收入“两个比重”的提高表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明显提高。
“十一五”时期,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社会公平和正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来说,“十一五”时期我国财政宏观调控经验日益丰富,调控手段日臻完善,调控节奏和力度把握恰到好处,调控更显稳健和从容。
责任编辑 廖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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