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月刊作为国家财政的喉舌，从1956年10月创刊到现在已经度过整整三十个春秋。在这三十年中，它经历过从幼苗到茁壮成长的喜悦，也遭受过十年动乱中被迫停刊的厄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酝酿准备，从1980年1月复刊，它在财政部党组领导下，在新的历史时期踏上新的征程，又有七年了。

我同《财政》杂志有着不寻常的关系。从1956年到1966年被迫停刊前后十年间，我是《财政》的读者和学生，深感获益非浅。从1980年复刊到现在，我兼任《财政》的总编辑，倍尝编辑工作的甘苦。正是这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财政》创刊三十周年的时候，为着展望未来，我觉得有必要对过去的三十年特别是复刊后的七年，作一简单的回顾，说一说我自己的一点感受。附带说明：我兼任总编辑的七年，前三年和后四年有些不同。前三年，我还经常为杂志写些短论和短文，作一些实质性的编辑工作。后四年，写稿少了，实际工作主要是杂志社负责同志和《财政》编辑的同志们做的。这也是应当事先交待一下的。

应当怎样估计《财政》创刊三十年和复刊后七年的工作呢？

有的同志说，作为一个公开发行的刊物，《财政》的发行量由开始时的二、三万份，1965年的四、五万份，发展到现在的十来万份，就是它不断发展壮大，扎根于群众，日益成为人们喜见乐闻的最好、最客观的证明。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对此不能估计过高，不能简单拿发行量成倍增长作为衡量它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的标准。因为现在的情况同过去不同了，生产和建设的规模大得多了。发行量增多，是当前我国经济繁荣和飞跃发展的反映。当然，也不能低估十万份这个数字，因为过去财政的专业刊物是很少的，现在不仅中央级有六、七家，各省、市、自治区也大都有自己的财税刊物。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月刊仍能经常保持十万份左右的发行量，说它日益成为广大群众喜见乐闻的专业性刊物之一，也不为过份。

如果上述判断大体符合实际的话，那么，我觉得上述成就的取得，首先，应当感谢各级财政领导的支持，特别是财政部领导的支持。部领导同志亲自动手，为《财政》月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分工主管杂志社工作的副部长，对杂志的编辑更是经常给予具体指导，这对于提高刊物的质量和增强刊物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已经离休的财政部的老部长如吴波和戎子和同志也为《财政》写过不少文章，特别是戎老写的，在《财政》连载过的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回忆录，更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其次，应当感谢财政战线（包括税收、建设银行、财务与会计）广大干部和《财政》杂志通讯员的支持，他们不仅提供了大量的稿件，而且经常来信表示欢迎什么，不欢迎什么，提出改进编辑工作的种种建议，倾诉工作中遇到的酸甜苦辣。这是我们了解情况，不断改进工作的最重要的保证。最后，应当感谢《财政》杂志创刊以来曾经担任过和现在仍然担任编辑工作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他们是《财政》月刊取得成就和进步的埋头苦干和默默无闻的英雄。

在肯定巨大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缺点和不足。1980年《财政》复刊的时候，曾经发表过一篇“发刊词”。拿“发刊词”提出的要求来衡量，不足之处至少有以下几点：

在宣传党在新时期财政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是有成绩的，但在指导财政战线的光辉业绩，“总结其经验，鼓舞其斗志”方面则嫌不足。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财政工作面临着过去不曾遇到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矛盾很多，难度很大。财政战线的广大干部，努力学习，不断创新，埋头工作，任劳任怨，经过几年坚韧不拔的努力，做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在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争取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同财政战线的光辉业绩相比较，我们的宣传是落后于实践的。在报导好人好事和先进人物方面，也不如其他战线那样集中，那样概括、那样鲜艳，这也是需要改进的。

“欢迎和鼓励不同意见的讨论”，在某些问题上进行过一些探讨，发表了些不同意见的文稿。但总的说做得很不够。如果用“争鸣”来衡量，就更是争得不多，鸣得不响。当然，《财政》作为财政部的机关刊物，同一般学术刊物有所不同。但这个不同，我理解主要是侧重点的不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同样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的、充分的讨论，怎么能实现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介绍中国财政史和外国财政方面，一个明显的不足，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财政史的系统介绍有所忽略，而这正是今天的青年干部需要了解的。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不了解昨天的财政史，怎么能理解今天的改革和未来的规划？怎么能接过前人的接力棒，开拓前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在开放的条件下，只懂得中国还不够，还要懂得外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都要介绍一些，以扩大我们的视野。

在揭露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的铺张浪费，批评不顾可能、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的不顾大局的错误倾向，以及纠正我们自己行业的不正之风方面，做了一些，但还缺乏“发刊词”所要求的那种“生动、尖锐、鲜明和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要动员广大群众，做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使这些消极现象毫无藏身之所，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

在要求把《财政》杂志办成广大财政干部“交流经验、相互学习的园地”和“教育自己，培养干部的学校”方面，最近开辟的“青年园地”和财政知识讲座已经开了个头，尽管这个要求也许高了些，但应当本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努力朝这方向前进。

其他，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加强财政战线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文风、版面和消灭错字等方面，都有一些不足和应当改进的地方，不再一一赘述。

讲这么多不足，是否会减弱三十年来《财政》杂志取得的巨大成就呢？不会。满足现状，才会固步自封。看到不足，正是我们大踏步前进的开始。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政》杂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把已有的光荣传统和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发扬光大起来，把没有做好或做得不够好的事情做得更好些，把还没有来得及做或刚刚开了个头的事情继续做起来，做完做好。列宁曾经说过：“必须记住，如果我们在财政政策上没有成就，那末，我们一切根本改革就会遭到失败。”财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是这样重要，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的实践是这样的光辉，人们有理由要求我们的《财政》杂志办得更好些，我们也有条件办得更好些，我们也一定能够把它办得更好些。这就是在庆祝《政财》杂志创刊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对它的衷心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