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八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冀太联办）成立，我任联办副主任，分管财政工作。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是一九四〇年四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行区召集的黎城会议上，为统一三个区的行政、财经工作，决定成立的。联办主任是杨秀峰同志，副主任是薄一波同志和我。联办财政处处长是张慕尧同志，张一九四一年春到延安后，财政处长由我兼任。这已是四十三年前的事了。在过去四十三年中，除去十年内乱期间被“监护”靠边站外，我始终没有离开过财经工作的岗位。近两年来，因年老和生病，先后辞去财政部顾问和中央财金学院院长等职务，工作不象以前那样繁忙了。《财政》月刊编辑部数次要我写点回忆文章，我也想在此晚年之际，把过去财政工作的若干历史事实和一些经验教训整理出一点东西来。但每每提笔辄止。一是事隔多年，过去曾保存的一些材料已散失殆尽；二是上了年纪，想问题和写东西都很吃力；三是杂事很多，常常缠绕身心，放之不下。直到今天，总算写出了一部分。过去的东西，不能完全适用于今天了。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吸取一些有益的营养。这也就是我们提倡写历史、学历史的一个目的。我所写的这些过去财政工作的片断回忆，主观愿望是想写点于今天有用的东西，使财政战线的后来者知道前人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的，了解革命战争年代，财政工作如何克服种种困难，保障战争的需要，了解创业之艰辛。希望读者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究竟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听读者的批评吧！

一、精兵简政

“冀太联办”成立之后，在财政工作方面，首先是抓节约支出，而节支的第一步，就是先着手精简地方编制。这是因为：第一，武汉失陷以后，日军回师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变化，必须使机关人员短小精悍；第二，鉴于当时地方机构编制人员漫无限制，开支较乱，出现了浪费现象；第三，为了稳定和减轻人民负担，集中财力保证军需供应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重庆国民政府和山西阎锡山即停止了对八路军、山西新军的供应，从此华北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供应就需华北根据地政府负责担负。。

精简地方编制，那时执行极其认真，要求极其严格。边区地方的党、政、群众团体脱离生产人员的编制大为紧缩。根据我现在回忆（可惜资料已找不到了），边区和太行区两级（冀太联办兼太行行署工作）党、政、群众团体编制人员在一百二十人到一百五十人之间（不包括中学教职员），专署一级三十到四十人之间，大县五十到六十人，中等县四十到五十人，小县三十到四十人，区公所一级十人至十六人之间。编制方案下达之后，专署、县、区各级如增加一人，要经过“冀太联办”批准，边区、太行区两级增加一人，要经太行军政党委员会讨论通过。否则，财政部门不拨粮食，不给经费。令行禁止，毫不通融。那时村干部不算脱离生产人员，除工作十分繁忙和个别工作差的地区，村长有些补助外，大部分是义务职。

一九四一年四月，北方局决定把冀鲁豫区也合并过来，组成晋冀鲁豫边区。九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把冀鲁豫和太行、太岳、冀南（亦称晋冀豫区）合起来，统称晋冀鲁豫边区，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召开了边区临时参议会，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并选举杨秀峰同志为主席，薄一波同志和我为副主席。边府任命我为财政厅长。，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和脱离生产人员一般不超过人口总数百分之三的指示下达了，那时敌情更加严重，晋冀鲁豫边区军、政、党、群众团体在同年年底、一九四二年初到一九四三年夏秋又继续进行过两次大精简，一次比一次彻底。最后军队后方机关，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约比一九四〇年编制人数又减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拿边区政府来说，最后减为八十余人。除减人外，还实行了机构合并和统一伙食单位。民政厅、教育厅合并为第一厅，财政厅和建设厅合并为第二厅，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税务总局合并为一个局，临参会（见注六）驻会办事处和法院同边区政府合成一个伙食单位。

精简后对编余人员的安置办法是：地方专区以上的党、政人员除少数年轻力壮的动员参军，老弱的，家在本地区的动员回家，家在外地区的安置到农村外，并分一部分到县、区工作，加强县、区的领导，原有的县、区部分干部动员回到农村；一部分去搞机关生产，开荒种地，养猪养羊，参加机关商店、合作社；一部分组织起来整风学习或送大后方延安学习。这样，我们还没有达到中央精简指示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总人口百分之三的要求。以太行区来说，一九四三年脱离生产的党、政、军、群众团体人员，还在百分之四左右。

晋冀鲁豫边区三次大精简效果非常好。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就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表扬过。概括地说，边区三次精兵简政总的成绩是，加强了战斗力，充实了下层工作的领导力量，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变化；节约了人力、财力，减轻和稳定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队供应，使财政走上了比较健康的道路；精简了机构，简化了办事手续，减少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率。取得这样的成果，主要原因是三条：一、党中央指导方针政策正确，脱离生产人员占人口比例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三，虽然我们没有完全做到，但这一原则的指示起了重大作用。二、领导执行坚决。在一九四一年冬一九四二年春第二次精简时，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等同志都亲自到下层做政治思想工作，部署指导，参与制定精简方案。三、动员工作细致深入，上下认识一致，思想一致，执行坚决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