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蒋南翔在《略论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和单纯追求升学率的问题》一文中,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是否太慢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说,我国全日制高等学校,1976年为392所,1981年为704所,5年增加了312所。在校大学生,1976年为56.5万人,1981年为128万人,翻了一番有余。此外,还有广播电视大学、业余大学、函授大学的学生130多万,数量超过了全日制大学。全日制大学在校学生,建国32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1.5%,1977年至1981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8%。美国高等教育从1946年到1976年,3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5.33%,在发展最快的六十年代也不过是8.27%;日本从1965年至1975年,10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6.3%;苏联在同一时期是2.4%。由此可见,1977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是建国以来最快的,比建国以来32年的平均速度快,比“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平均速度快,也比美、日、苏等国的快。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不是太慢,而是很快的。
他认为,决定大学招生规模的合理根据,是国家的需要和可能,不是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百分比。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会因种种原因而发生很大变动,毕业生的升学率...
蒋南翔在《略论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和单纯追求升学率的问题》一文中,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是否太慢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说,我国全日制高等学校,1976年为392所,1981年为704所,5年增加了312所。在校大学生,1976年为56.5万人,1981年为128万人,翻了一番有余。此外,还有广播电视大学、业余大学、函授大学的学生130多万,数量超过了全日制大学。全日制大学在校学生,建国32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1.5%,1977年至1981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8%。美国高等教育从1946年到1976年,3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5.33%,在发展最快的六十年代也不过是8.27%;日本从1965年至1975年,10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6.3%;苏联在同一时期是2.4%。由此可见,1977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是建国以来最快的,比建国以来32年的平均速度快,比“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平均速度快,也比美、日、苏等国的快。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不是太慢,而是很快的。
他认为,决定大学招生规模的合理根据,是国家的需要和可能,不是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百分比。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会因种种原因而发生很大变动,毕业生的升学率也将随之而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不能把起伏不定的高中升学率作为衡量大学招生数量是否合理的客观根据。
他着重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不能不受到经济发展的一定的制约,1982年全日制高等学校招生人数,预定为30万,比1981年增长12%。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4%的情况下,不能再说高等教育这样的发展速度还太慢。相反,还要清醒地认识到,12%的增长速度是难以持久的。今后还要有计划地逐步加以调整,使之与经济发展保持更合理的比例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高等教育,不可忘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
(摘自1982年1月3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