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他们摆脱贫困，同步进入小康。

一是要完善兜底保障对象识别认定机制。进一步完善兜底对象标准，将扶贫低保户、低保户、五保户统一纳入兜底对象，对扶贫低保户可采取阶段性施保。严格兜底对象识别认定程序，减少评定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实现公平公正。

二是要完善和整合保障措施。完善农村低保、五保制度，坚持分类施保、动态管理，对当年超过低保标准但收入尚不稳定的贫困户，可适当延长退出时限。落实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加大贫困群众临时救助力度。积极探索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将兜底对象购买医疗保险费用全额纳入财政预算，养老保险由各级政府和兜底对象按一定比例分担，提高兜底对象保障水平。

三是要提升兜底保障管理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快敬老院、儿童福利院、救助保护机构、残疾人康复托养机构等设施建设步伐，提高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水平。实行部门联动，整合各扶贫项目、资金，加强县乡救助队伍建设，将零散的、碎片化的扶贫政策捆绑起来，形成兜底保障合力。

扶贫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是简单的部门政策文件的物理相加，而是要各种制度产生化学反应。贫困人口在统计上的消失，绝对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终结。城乡差距大、抵御风险能力弱、公共服务不均衡等问题不解决，致贫返贫的威胁就始终存在。怎样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道路，最终要靠中国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实践总结出来。

责任编辑 廖朝明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2017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要“创新资金使用机制，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淳朴的乡风不仅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激活扶贫内生动力、巩固全面小康建设成效的重要保障。为深入了解农村文化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探寻当前乡风日下的症结所在，笔者以家乡这个典型的山东农村为样本，对当前农村的“文化返贫”现象和“文化扶贫”路径进行了一次走访调研。

农村“文化返贫”的主要表现

（一）酒风赌风盛行，乡村娱乐 异化

笔者的老家因为盛产砂矿，又较早开办了食品深加工、污水处理厂等系列产业，村里有为数不少的富裕家庭。然而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富起来的村民娱乐选择极为单一：中老年人主要是组织酒局牌局，年轻人则以电子游戏、网络社交为主。

老乡们的酒局通常由关系较好、来往较多的十几个人组成，他们每隔1周或10天聚饮一次，在农历腊月、正月时段更是天天开筵，动辄通宵达旦畅饮。山东农村素有比拼酒量的传统，许多农民酗酒成瘾，终日沉迷酒局，经常引发家庭矛盾，村里在一年内更是接连酿成2起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除酒局外，牌局也是许多村民极为热衷的消遣方式。牌局多由几个较为富裕的经商村民组织,起手阶段通常是不计输赢的够级、斗地主等游戏，等到夜深人静，宾主之间就心照不宣开始下注赌钱。因为沉湎赌博，许多原本勤劳肯干的老乡变得好逸恶劳。 

在本村务农和外出打工的80后、90后当中，最流行的娱乐方式则是以“王者荣耀”为代表的手机游戏和以“快手直播”为代表的网络社交。据笔者观察，80%的农村青年手机上都装载有这两个APP软件。经常玩“王者荣耀”等手机游戏的不仅有已经就业的青年，还有许多中小学生。因为缺少家庭教育意识，农村家长对儿童玩游戏的约束较少，导致农村儿童普遍比城市儿童更沉迷电子游戏。经常浏览“快手”等直播平台的主要是单身青年。通过手机直播，他们一方面可以观看到门槛较低的文化产品，通过“喊麦”“尬舞”等新奇刺激的节目缓解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与异性主播互动交流，通过为主播“刷礼物”的方式寻求情感上的慰藉。

如果说酒风、赌风的复兴体现的是老一辈农民在文娱选择上的先天局限性，那么农村青年在文化喜好和社交方式上的“非主流”特征则更能反映新一代农民在文化领域被边缘化的倾向，而后者远比前者更加让人担心。

（二）教育再遭漠视，“读书无用论”复燃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考是乡村少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再穷不能穷教育”也曾是农民坚信不疑的育儿理念。然而随着乡村教育质量的滑坡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加剧，老乡们对投资教育产生了空前的质疑，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重新盛行。

据笔者统计，近3年来村里共有11名大学生毕业，除2人考入行政机关和大型国企外，其余9人均就业于民营企业。在农民的传统观念中，一向认为毕业后考公务员、进国企才是正道，就业于民营企业直接等同于“混得不好”。从就业结果上看，“知识改变命运”的论点很难继续说服他们。与此同时，近三年来村内共有7名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其中2人考入二本院校，5人考入大专院校，升入重点大学的人数为0。排除偶然性因素影响，该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教育水平之间越拉越大的差距。从高考成绩上看，“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趋势也极大地打击了老乡们对儿女读书成材的信心。

几位老乡当着我的面算过一笔经济账：以现在的物价，供孩子读三年高中要花2万元，读四年大学需要花10万元。孩子大学毕业后如果不能捧上“铁饭碗”，还需要父母再提供30万甚至更多的一笔资金在城里贷款买房。但如果孩子读完初中后就出去打工，同样的七年时间可以赚大约10万元，父母只需再提供十几万，不仅在农村盖新房绰绰有余，就连在县城全款买房也并非难事。面对这样一笔明白账，他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读书无用。

（三）知识体系落后，理财常识 匮乏

受益于多年来的支农惠农政策，单以收入而论，很多老乡已经不逊色于城市白领，但农民们的文化水平却长期停滞在一个较低的层面。在文化科技快速更新迭代的今天，老一辈农民既没有学习渠道也缺乏学习意识，其知识体系和认知能力已经明显“跟不上”时代需求。如，农村山寨商品让人防不胜防；医疗保健骗局也让缺乏科学知识的老乡们屡屡中招；做微商的亲戚刷屏推销“花红小黑膏”等苗方神药，并经常晒出患者“亲测有效”的聊天记录，也让许多村民争相购买。如果说科学和医疗知识的匮乏影响的是部分村民的生活品质，那社保和理财观念上的落后威胁的就是农村家庭的小康稳定性。关于“社保”，大多数老乡都对这一概念所知甚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因为起步金额较低，农民的参保意愿普遍不强。关于“理财”，除了传统的银行储蓄外，村民普遍愿意将钱存入同乡开的“借贷公司”。一则因为民间借贷利息高于银行，二则基于“乡里乡亲”的情谊，老乡们往往只签一张收条就将毕生积蓄存到同乡的借贷公司中。一旦遭遇借贷公司破产、不法经营者卷款潜逃等情况，经常会有村民一夜间倾家荡产。

（四）乡村党建薄弱，信仰根基 松动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提出一个概念：中国乡村社会的基础结构是“差序格局”，即农民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为依据，来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当差序格局体现在家族中时，固然会形成农村“重情重义”的亲密人际关系，但当这种思维模式渗透到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中时，却会给乡村党建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

据笔者了解，老家周边有几个村庄多年来发展党员的标准只有一条：与村支书的血缘关系远近。与村支书同家族的村民即使日常表现不好也能获得培养资格，与村支书无亲无故的村民表现再优秀也会被搁置一旁。当家族中的党员数量在本村占据绝对优势，就可以确保村支书的位置在这一家族内部“世袭罔替”。党组织的家族化导致党员素质日趋下降、党建工作流于形式，进而造成党在基层的领导力严重弱化。久而久之，一些党的基层组织成了少数人的家天下、小朝廷，村支书不受监督地垄断村庄内的利益分配权，甚至与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贪腐案件时有发生。

信仰问题是最大的文化问题，党建危机是最严重的文化危机。在笔者看来，党建的弱化正是乡村文化出现前述种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党建薄弱，乡村党支部的价值导向作用被削弱。既无力带动群众形成健康向上的娱乐习惯，也无法禁止老乡沉迷酗酒赌博等低俗娱乐方式；因为党建薄弱，乡村党支部的宣传教育作用被消解。既不能号召群众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也不会引领老乡保持劝德向善、耕读传家的淳朴家风；还是因为党建薄弱，乡村党支部的为民服务宗旨被扭曲。既不再带领群众学习新时代的生产技巧、生活技能，也不愿帮助老乡完善生活保障、规避理财风险，继续保持乡村和谐稳定的发展势头。

农村“文化扶贫”的几点思考

1924年，面对当时农村文化衰颓、教育落后的局面，国学大师梁漱溟曾倡导过一场著名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推动农村传统文化重建入手，极大改变了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面对现阶段农村的种种问题，今天我们或许应该重新聚焦文化，再次以乡风建设为切入点，实现农村文化的“精准扶贫”。

（一）风行草偃，寓教于化。农村之所以出现娱乐低俗化现象，归根到底还在于面向农民的文化产品太少。如果中央财政层面能够制定相应的财政优惠、税收补贴政策，激励文化企业多创作面向农民群体的优秀影视作品，并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加大农村文化设施投入，让每个乡村都能有农家电影院、乡村书屋，将能极大丰富老乡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优秀文艺作品的引导和健康文娱生活的陶冶，可以对农民起到“润物无声”的教化作用。

（二）求礼于野，乡贤治村。因为“性价比低”就对子女教育消极漠视，本质上还是老乡们的“功利主义”思维在作祟。要扭转农民的思维定势，单凭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上门说教不仅收效甚微，甚至还可能起到反作用（有许多老乡把大学生村官看作读书失败回到农村的“反面典型”）。在当前的农村中，最有效的措施是积极调动乡村教师、驻点医生、退休干部等“乡贤”参与村务，用接地气的沟通让农民正视教育的价值，看到教育在提升儿女综合素质上的巨大效果。让乡贤成为村干部的好帮手，可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更好的发挥乡村文化的自洽作用。

（三）财政引火，金融下乡。面对村民知识落伍又学习无门的窘境，基层财政部门应积极推动文化培训方面的“政府购买服务”试点，把网络操作、科技知识培训下沉到所有农村，覆盖到全体农民。针对农村社会保障、金融服务不完善的局面，中央财政也应出台引导政策，支持保险企业下乡开展运营，以商业保险补充农村社保体系的先天不足；倡导各家银行铺设驻村网点，用合法可靠的优质理财产品淘汰“地下理财”，帮助老乡实现财产的稳定保值增值。

（四）肃毒必清，夯实党建。农村党支部是联系党和农民的战斗堡垒，决不能容许任何个人或团伙瓦解破坏。对于农村党支部的家族垄断问题，县乡两级党组织应该祭出巡视利剑，对辖区内农村进行全面排查，彻底铲除破坏基层党组织的“毒瘤”。对基层干部涉黑涉贪问题，公检法机关应结合本轮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力打击混入党组织的黑恶分子。在今后农村党支部的建设中，基层党务工作者更应该筑牢思想防线、严守党的纪律，夯实党在农村的根基，捍卫党在老乡们心中的神圣形象。

中华文明从农耕文明中坎坷走来，乡村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昨天的发轫正朔和明天的源头活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官子阶段，我们财政人既要关注“扶贫”工作，保障农民经济收入的稳定增长，也应做好“扶志”和“扶智”工作，满足农民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平等发展向往，清正桑梓乡风,厚植时代信仰，用实际行动践行十九大报告“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

责任编辑 廖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