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11 作者:本刊记者|★刘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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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他执着追求真理,无论艰难坎坷,从不随波逐流;他是财税研究领域大家,著作等身,90岁高龄依旧笔耕不辍;他虚怀若谷,淡泊名利,赤诚待人,堪为师表。他就是“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诚尧。
为了知识分子的使命
文革时期,王诚尧在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作。“因为我发表的文章多,所以文革初期被贴的大字报最多,对文章断章取义、颠倒黑白、上纲上线为‘三反分子’。其后虽经当时主持财政部全面工作的吴波常务副部长在部全体干部大会上正式宣布为我平反,并特别指出,我写的文章也都平反,仍被第一批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王诚尧回忆道。然而这些艰难坎坷丝毫没有减弱他身为知识分子的强烈使命感,他坚持驳议“税收存在国家决定论”和“税利合一论”就是力证。
上世纪70年代,学术界和业务部门普遍把“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一语奉为马克思、恩格斯教导,并以此为理论依据,认定税收与国家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是相互决定对方存在的关系。他认定“这句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归纳法国无政府主义...
他执着追求真理,无论艰难坎坷,从不随波逐流;他是财税研究领域大家,著作等身,90岁高龄依旧笔耕不辍;他虚怀若谷,淡泊名利,赤诚待人,堪为师表。他就是“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诚尧。
为了知识分子的使命
文革时期,王诚尧在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作。“因为我发表的文章多,所以文革初期被贴的大字报最多,对文章断章取义、颠倒黑白、上纲上线为‘三反分子’。其后虽经当时主持财政部全面工作的吴波常务副部长在部全体干部大会上正式宣布为我平反,并特别指出,我写的文章也都平反,仍被第一批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王诚尧回忆道。然而这些艰难坎坷丝毫没有减弱他身为知识分子的强烈使命感,他坚持驳议“税收存在国家决定论”和“税利合一论”就是力证。
上世纪70年代,学术界和业务部门普遍把“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一语奉为马克思、恩格斯教导,并以此为理论依据,认定税收与国家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是相互决定对方存在的关系。他认定“这句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归纳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日拉丹书著的一个中心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和批判的,不能再引用。”从1975年8月起,他多次以口头形式向税务总局领导汇报,但是领导和同事们不以为然。他又反复深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著,查阅大量资料,1976年10月写了《“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长篇书面报告,从多方面深入论证,在当时阶级斗争仍有重大影响的形势下,冒着很大风险直接上报给了当时的税务总局四位局长,但被搁置,不了了之。王诚尧并没有放弃,他认为,这关系到严肃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涉及到对财政税收根本理论的认知。1978年12月,调回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后,他又将这份报告送给时任财科所所长的许毅,得到重视,并转交给马列经典著作权威翻译专家徐坚。徐坚明确表态,同意王诚尧的观点。在许毅的支持下,他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充实内容,写了《评论我国社会主义税收存在的必然性和作用》一文,提交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得到高度重视,并在1980年1月的《财政研究资料》全文刊出。此文一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读者纷纷来稿,在刊物上展开了激烈辩论。1980年3月,《财政研究》上又发表了他撰写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要有税收——对税收存在基础和地位作用几种不同论点的研究》,进一步论证提出税收是国家产生以后,又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才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也就是税收决定于当时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关联的交换关系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是内在的、决定的依据,国家存在和对资金的需要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他列举了我国社会主义税收必然存在的诸多经济条件,特别是深入阐明了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市场独立的经济利益实体,内在的税收必然存在的诸多经济条件,论证了经济条件决定与之相适应的税收作用的客观存在,但要把这种客观存在的应有作用转换为实际发挥的作用,还需要依靠人的妥善运用。从而清除了当时社会上对税收根本理论问题的多种模糊认识,把我国社会主义税收的必然存在和应当发挥的作用建立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税收必然存在和充分运用的理论基础。
1983年,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正酝酿实行完全的“以税代利”。王诚尧在1984年1月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税收》书著中提出,完全的以税代利存在四个问题,主要是税利两种上交形式征集的依据不同,税收是国家凭借管理者身份取得的收入,而利润上交是凭借所有者身份取得的收入,两者性质、作用有很大区别,税收如同其他经济杠杆一样,作用有一定限度,在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完全代替利润上交应有的作用。国营企业收入调节税似税非税,也无利润上缴那种必要的灵活性和弹性。把企业主观努力经营取得的那部分利润也全部用税的形式拿上来会影响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从长远看并不适应。过去搞“以利代税”的税利合一试点,现在又要完全以税代利,搞新的“税利合一”,似是这两种缴纳形式只有对立,不可配合运用,不能说是科学态度。1984年10月开始实施完全的“以税代利”第二步“利改税”后,国营企业所得税率和税负远超集体企业。国营企业调节税采取“倒轧账”的办法,计算确定每个企业的税率,一个企业适用一个不同的税率,矛盾极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也导致其后各地逐渐把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和利润一起,统一列入企业承包指标,笼统地承包一个上缴任务数,不是按照税法规定计算,而是由各地财税部门与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分别谈判确定,国营企业所得税名存实亡,舆论多有对利改税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在此背景下,王诚尧发表了《要正确评价“利改税”改革》等系列论文,提出“利改税”作出了两项重大历史贡献:一是突破传统禁区,开征了国营企业所得税,划定了国家与企业的收入分配界限,扩大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自主财权,从而保证了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二是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税制体系,逐步建立了中国式的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为充分发挥税收作用提供了制度保证。“利改税”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出在忽视了国家凭籍所有者身份应取得国有企业一部分纯收入,混淆了国家作为管理者和所有者双重身份取得收入的应有界限。但这种失误对比前述两大贡献,只居于次要地位,并且是可改正的。这就维护了利改税的正确方向,并为以后实施税利分流分管,恢复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与其他内资企业适用统一税收法规,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他建议分设国税和地方税两套税务机构;1995年,他发表的《统一与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研究》一文,被财政部条法司收入《企业所得税法资料选编》,作为立法参考,1999年获“中国财政学会全国优秀财政科研成果一等奖”;2000年,他发表了《WTO规则对税收的要求与调整税收政策》一文,率先为应对入世提出建议;2001年,他发表《增值税转型改革思路》《积极稳妥地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等文,提出的增值税转型及其抵扣范围的建议方案与2004年国务院确定的东北三省试点办法完全一致;2007年,他撰文提出全面改革地方税制,完善地方税体系的具体设想;2012年,针对社会上对房产税改革的种种质疑,已经84岁高龄的王诚尧撰文《评论对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持有怀疑的各种观点》《重视房地产税的应有作用,积极逐步推进该项税制改革》,一一反驳错误观点,为顺利推进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感叹:“王诚尧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秉笔直言,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从未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不是为名为利,而是身为知识分子的崇高使命感,促使他对真理孜孜以求,并对国家决策真正产生影响。在当下学术研究环境日益浮躁的背景下,王老师的这种精神和品格更显得难能可贵,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献身学术 著作等身
财税专业学生对《国家税收》这本教材都不陌生,主编便是王诚尧。他向记者讲述了这部新中国第一部统编高校税收教材曲折的出版经历。
1977年,财政部为适应直属财经院校教学需要,成立教材编审委员会,其中《国家税收》课程的教材由税务总局指定王诚尧负责筹划和组织编写审稿工作。他起草了教材编写大纲,联系确定了有关财经院校参写教师,自己也参写了部分章节。但是书稿的内容,包括税收调节作用及肯定了当时按产品征收的工商税制度,与当时税务总局局长主张以积累税为改革方向的意见相左,认为教材出版会影响将来税制改革方向,因此,书稿被搁置。1978年底,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召开审稿会,陈如龙副部长主持会议。经讨论认为,书稿虽有不足,但基本尚可,为应社会急需,同意适当修改后立即出版。1979年8月,《国家税收》终于公开出版。
《国家税收》先后出版五个版本,1984年第二版至2009年第五版,每版都根据当时的情况重新改写,由王诚尧担任主编、主写。这本教材是财政部审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全国大学本科财经专业税收学科的统编教材,全面系统和准确地论述与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理论体系和税制调节、征收管理体系,各税类诸多税种的立法原则、政策精神、课征制度。在过去全国院校普遍采用统编教材的很长时期内,每年都要加印一次甚至两次,累计印数近百万册,影响、效果显著,被教育界称作高等学校税收教材编写的范本,为我国培养了整整一代高等财经专业人才。1988年1月,该书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颁授的国家级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1988年8月和1992年3月分别获财政部颁授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财政系统优秀教材荣誉奖”。
1995年,他独著的《国家税收教程》上册和主写、主编的下册,在总结我国已有的财税科研成果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财税理论和税制经验,对比分析学术界诸多不同观点,深入探讨和论述了税收的各项基本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法制建设等。对税收产生、存在的客观基础、税收本质和社会性质、税制结构体系及其与经济结构的辩证关系、宏观税收负担等问题,多有论据充足的创新见解。这部书在1995—2006年间,一直用作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硕士生教材,多所高等学校也用作教材。1997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和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主编的《企业万有文库》认为此书“能为企业家提供一个完整的税收知识体系”,将它与陈共主编的《财政学》、邓子基主编的《现代西方财政学》、王传伦主编的《西方税收》并列为中外财税四门课程的顶尖教材,同时收入《企业万有文库·财政税收卷》。1999年,该书被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学会评授“全国第三次群众性税收学术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5年被有的大学列入税收专业博士研究生必读文库书目。
他主写、主编的《税收与财务手册》是我国最早出版的税收与财务大型辞书,1987年初版时广受社会欢迎,一再加印,累计印数达10万部,1992年经修改和扩充内容,改书名为《税收与财会审计手册》;1999年主写、主编的《税收理论与实践》被财政部列为“全国财政系统公务员培训系列教材”,直到2005年仍在加印;所著《发展中的财税理论政策与制度改革》和《中国社会主义税收》(1989年获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学会十年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13年被有的高等院校列入税收专业博士生必读文库书目。
王诚尧的学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钢说:“王老师几十年来献身于财税科研事业,发表著作40多部(含合作、主编),论文、调研报告等400多篇,总计约700多万字,论著获奖和授予荣誉40多项,真正是著作等身。即便现在已经90岁高龄,他每年依然保持发表1—2篇论文,而且都是针对财税前沿问题。去年,他生病住院,我前去探望,他说,‘我还是想继续做点研究’,这种献身学术的精神令我深深敬佩。”
令人尊敬的长者
在学术上,王诚尧是执著的斗士,令人高山仰止的学者;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位虚怀若谷,淡泊名利,赤诚待人的长者。
在“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颁奖会上,王诚尧说:“能获得这个奖项,我很激动,也很惭愧。我能取得一点成绩,也是因为长久以来财科院众多领导和同事的指导和帮助,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在专访中,他也反复表达了对吴波、吕培俭、许毅等老一辈财政人的感激之情。他说:“我非常感谢吴波部长在文革时期为我和我写的文章平了反;感谢吕培俭部长在政治思想上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感谢许毅所长坚持把我调回财科所,是他们使我能够继续从事财税研究工作,从而取得一点成绩。”
孙钢说:“王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无人不知,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被评为博导,然而他从没在意过这些名利问题,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财税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八九十岁高龄还经常为研究工作到院里来,而且每次都是坐公交车或出租车来回,坚决拒绝院里派车接送。”
不麻烦人一直是王诚尧的做人准则。孙钢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成为王诚尧的研究生。当时的师生更像师徒,学生经常要帮老师誊抄稿子、复写试卷等等,但这些事王诚尧一次也没有让他做过。“一次我去老师家,进门就看到师母正趴在一张方凳上帮老师抄稿子。老师对我们是发自内心的爱护,不愿让这些琐事占用我们的时间。”
孙钢还回忆起王诚尧指导自己毕业论文时的情形。“当时正好赶上王老师被抽调去参加全国税务大检查,为了不耽误论文答辩,我到武汉去找老师。因为他对税收政策和实务都非常熟悉,当时带队的商务部领导说老师就是一本活字典,到哪都带着他,所以他非常忙碌,白天要参加检查、开会,晚上也要经常加班,只能在加班间隙挤出时间看我的论文。尽管时间紧张,但是老师仍然一丝不苟地对我进行指导,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帮助我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离开武汉的时候,老师帮我交了食宿费,他说,‘你还是学生,不能让你出钱’。”
对待学生和后辈,王诚尧一贯春风化雨。他对青年财税研究者寄予厚望:“你们赶上了好时候,现在外部环境稳定,国家大力鼓励科研创新,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使财政的地位空前提高,为财税研究提供了绝佳条件。希望你们紧紧抓住这个大好时机,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学习,认真了解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有全球化视野,及时掌握国外财税研究动态;掌握好写作基本功,写好科研文章,特别是要重视文章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多到业务部门锻炼,接触实际,从实践中提炼出理论。相信你们一定能够为财税科研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你们的成就一定会远远超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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