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1-05 作者:本刊记者|★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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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2005年2月到2015年2月,财政部原部长吴波同志已经离开整整十年了。作为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吴波在工作中坚持求真务实、廉洁奉公、淡泊名利,几十年从未沾染任何不洁之气;在生活中做到公私分明、勤俭节约、宽以待人,晚年两立遗嘱将房产交公,实现了“不置私产给后代”的愿望;在政治上对党无比忠诚,几次政治浪潮中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心净无尘,身后无产,止水无波,这就是吴波一生的真实写照。
坚定的政治信念
1906年,吴波出生在安徽省泾县茂林村。他幼时丧父,家境贫寒,16岁辍学到外地谋生。在上海期间,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开展地下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后,西北形势严峻,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吴波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先后营救出200多位被俘的西路军战士。
在西安,吴波第一次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深深折服于他非凡的气质、学识和革命理想,这使吴波下定决心要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的队伍。1939年,吴波在晋西北临时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短暂工作,之后经组织安排来到延安,担任统战部传记委员会编辑一职,他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1941年8月吴波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
从2005年2月到2015年2月,财政部原部长吴波同志已经离开整整十年了。作为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吴波在工作中坚持求真务实、廉洁奉公、淡泊名利,几十年从未沾染任何不洁之气;在生活中做到公私分明、勤俭节约、宽以待人,晚年两立遗嘱将房产交公,实现了“不置私产给后代”的愿望;在政治上对党无比忠诚,几次政治浪潮中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心净无尘,身后无产,止水无波,这就是吴波一生的真实写照。
坚定的政治信念
1906年,吴波出生在安徽省泾县茂林村。他幼时丧父,家境贫寒,16岁辍学到外地谋生。在上海期间,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开展地下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后,西北形势严峻,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吴波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先后营救出200多位被俘的西路军战士。
在西安,吴波第一次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深深折服于他非凡的气质、学识和革命理想,这使吴波下定决心要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的队伍。1939年,吴波在晋西北临时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短暂工作,之后经组织安排来到延安,担任统战部传记委员会编辑一职,他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1941年8月吴波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做财政工作,对吴波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他是个外行,但勤于学习、做事仔细扎实,很快成了财政厅骨干。边区政府的财政报告、征收公粮的社论,以及毛主席研究边区财政问题的情况报告,领导都交由吴波起草。
1943年3月,延安大审干开始了。审干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党员大发展阶段吸收的新党员进行政治过滤。吴波刚到延安,又新入党,且过去的历史复杂很容易产生疑点,自然成为审查的重点对象。审查初期,吴波一度沉浸在被误解、被怀疑的愤慨之中,但他坚信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组织不会误判一个人。在长达两年半的审查中,吴波始终没有放弃。他坚持阅读了大量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共产党有关的政策方针以及文学书籍,完成他有生以来最深刻的思想启蒙。吴波立志要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做一名真正的无产者。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吴波对遭受的冤屈和挫折再没有了怨言。在之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吴波几度蒙冤,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坚定信念。
“面完摩祖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今日灵山问证果,此生犹愧净无尘”。这是吴波1985年重返延安时写下的诗句,字里行间体现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广阔胸怀和无私奉献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尚情操。
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
新中国诞生前夕,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的队伍带着账本,进入北京,夜以继日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吴波在华北财政部的副部长岗位上,研究与建立了华北的工商税收制度和公粮征收制度,经验丰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办公厅主任、部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后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主管财经政策,包括财政、粮食、物资、税收等这些“重量级”政策的研究制定。
新生的政权需要巩固,民生需要安定,财政急需筹集巨额资金,但财政收入却十分有限,收支矛盾尖锐。吴波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也为肩上承担的使命而焦急。财政部办公厅档案处原处长冯润来当时还在机要处工作,“在我记忆中,他十点前几乎没怎么休息过。有时候夜里还把我叫起来发电报,那个认真工作的劲头是没人比得了的。”
统一全国税制是新中国建立后财政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中财委和财政部主持下,吴波具体组织筹划召开了首届全国税收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起草了货物税、工商业税和其他各税暂行条例以及全国税务机关暂行组织章程,审改、发布了各种税收条例实施细则,对扭转财经困难局面,促进和保证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及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1950年,吴波主持研究起草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并在其后的几年内,由他组织起草、审改、制定了一系列农业税法令,初步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税制度。
1952年下半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公私关系发生了变化,公营企业的比重增加到50%以上,私营经济比例降低;二是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流通环节和征税环节相应减少,出现了经济日益繁荣,但税收却不断萎缩的局面。为此,中财委决定修正税制。在吴波的主持下,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决定把以前应缴纳的几道税集中提前到工业环节来缴纳,最终使1953年的全国税收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建国初期,吴波努力完成统一财政、税收、粮食管理和经济调整工作,为奠定新中国的财政基础作出了卓越贡献。文革结束后,吴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任财政部部长。为了挽救当时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财政工作,他再次走上财政改革的风口浪尖。当时,由于搞“洋跃进”、农产品提价、城镇人口和职工补贴、边境自卫还击战等原因,财政出现了严重的困境。有人提出要中央财政给地方放权,给国有企业松绑。在这种情况下,吴波认为,搞企业财务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经过调查研究,他建议中央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并分别对广东、福建及深圳、汕头、珠海、厦门等四个特区实行特殊的财政政策。这一方案既不影响中央宏观大局,又能发挥地方积极性,还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积极作用。
精打细算、公私分明的模范部长
不少人觉得,财政部是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掌握国家财政收支大权,每日进出千金万银,财政部部长肯定是财大气粗,威风八面。但吴波在财政部多年,一直提倡勤俭节约,严格做到公私分明,在财政部上下有口皆碑。
1960年全国经济困难时期,机关职工蔬菜实行定量供应,为解决干部食堂的吃菜问题,财政部在一块闲地种了几年菜,之后又栽上了葡萄树。为给这块地建围栏,行政司做了一个投资200多元的插竹篱笆的预算,送到吴波那里。他看后批示说:“要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重新测量计算后发现拉铁丝网比插竹篱笆节省20多元,预算方案再次调整后才得到批准。有的同志认为,只相差20多元钱,还让行政司重新做预算,岂不是小题大做吗?吴波却认为,财政收入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花钱的时候也要把钱算准算细,这是财政干部应当具备的素质。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决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铺张浪费。
1978年春天,吴波带着税务调查组来到江苏省无锡市调研乡镇企业税收政策。中午吃饭时,吴波看着一桌好菜犯了难:坐下吃吧,影响不好;不吃呢,调研组这么多的同志还饿着肚子。吴波心里七上八下地勉强吃完了这顿饭,饭后让秘书给饭店付了5斤粮票和50元钱。当时国务院规定出差人员每天3餐付粮票1斤,款1.5元,吴波把工作组的饭费都付了。
在吴波任财政部长期间,部里没有一辆像样的好车,一遇到去机场接送外宾,司机班的同志们心里就犯难。后来,财政部有关部门买了几辆好车,吴波在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对此做了批评,还做了对有关部门管理教育不严的自我批评。最终,新车上缴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吴波自律性强,公私分明是他最看重的原则之一。多年来,他每个月都要买一张月票,平时出门都是挤公共汽车。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因公因私他没有到自己的故乡安徽去过一次,即使有那里的出差任务,也都避嫌让给其他人。1982年,张劲夫从财政部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吴波当时是财政部的顾问,两人是同乡。张劲夫知道他40年没有回过安徽,便盛情邀请吴波和夫人一同去黄山看看。从火车站往返住地,都是省委办公厅主任派车接送的。回京前,吴波拿出早就准备好的50元汽车费,请主任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张劲夫与人谈到这件事时,感慨地说:我们的干部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明,何愁党风不正,何愁执政能力不强!
1980年,为响应中央“干部年轻化”号召,74岁的吴波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决定,主动给中央写报告“让贤”。冯润来回忆说,中央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不到一年时间,吴波主动提出来,自己年老体衰,尤其是改革开放财政任务重,特别需要年富力强的同志来主持财政部党组的工作。离开工作岗位后,他还主动提出把组织上专门配备给他的“红机”电话退还回去。
吴波晚年患病,记忆力有所下降,但不能以权谋私这根弦却始终绷得紧紧的。一次,工作人员小杨的爱人到医院看望吴老,吴老误以为自己是在外地出公差。等小杨的爱人走后,他告诉小杨:“我们在外出差是不允许带家属的。你既然带了,我也不能赶她回去。但她所有的开销必须从我的工资里扣掉。”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至今听来仍让人泪湿双眼。
吴波主持财政部工作期间,党中央、国务院给予了高度评价,1962年他被中央政府评为模范部长。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谈到吴老的事迹时,感触颇深。“我是晚辈,没有在吴老的领导下工作过,有时候听大家提起,都很尊敬他。吴老带来了财政部比较踏实、实事求是,不浮夸的一种精神。”
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
吴老在财政部工作初期住在平房宿舍里,后来分得大酱坊胡同20号的一座小四合院,一住就是47年。若今日再从财政部老楼出发,须先走三里河东路,再转月坛北街、丰盛胡同,一路向东即是大酱坊胡同。如今的胡同充满了市井气息,众多小店面把这座小院衬得愈发安静。从外面看是再普通不过的,绕成一团的电线有序地接入引出,青灰的院墙勾缝笔直,些许掉漆的红门紧闭谢客,只有越过了屋顶的树枝在寒风中伸向天空。
王沈京敲门得到许可,但走进去小院里面的光景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了。不是不如往昔富丽,而是不如往昔简朴。王沈京90年代曾担任吴老的秘书,对20多年前第一次来这儿报到的情形记忆犹新。“由于年久失修,低矮的院墙裂了大口子,地上铺的青砖凹凸不平,窗棱上的油漆掉得七七八八,两边厢房上甚至长了荒草。”王沈京说,“当时除了惊讶就是肃然起敬。我真没想到一位财政部长会住在这里,他管的是钱啊。”屋内的陈设也不比普通百姓家好多少。沙发是旧的,书柜是旧的,暖瓶、茶杯都是旧的。唯有一幅陈云同志的题字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个大字为陋室增添了不少神采。
吴老家有一个用了几十年的老式铁皮浴盆,四角有“腿儿”,盆沿很高,又旧又笨,洗浴时上下很不方便。吴老年事渐高,工作人员怕他摔倒,劝他换个浴盆,可吴老就是不答应。有一次,他迈过盆沿时还是不慎摔了一下。大家又借此说起换浴盆的事,吴老仍不答应,只同意在浴盆前加了一层砖,抹了些水泥,在浴盆边的墙上安了一个扶手。
吴老的节俭作风是一贯的,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对此印象深刻。1964年“四清”运动前,干部统一在部里集训,项怀诚正好和吴老编在一组。“我那时还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办事员,常常听别人提起吴老的克己奉公,却从未见过吴老本人。集训班上,吴老随身携带的眼镜盒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眼镜盒一看就是用了许多年,表面包的绒布已经破损,边边角角都可以看到黑黝黝的铁皮。”吴老当时是高级干部,工资并不低,但他的工资经常用来资助身边的人,有时候拿回家只剩几块钱工资。“吴老在财政部的民意很好,威信很高。他在我心中永远是可亲的长者、可敬的党员。”项怀诚回忆说。
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受到严重影响,吴老住的北房客厅和卧室墙体裂开了几道大缝,成了危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把沙子、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都运来了,他也坚决不同意维修,僵持数天,只是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补了补。离休后,吴老平日里除了看文件,就是在院子散散步,但地面的青砖早已破损,走起来得格外当心。好几位财政部领导去看望他时,都提过换房子的事情,他却一一谢绝。吴老总是说,“我离休了,已经不工作了,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了。”
平易近人的高级干部
吴老住的四合院有正房三间,厢房两间,南屋和车库临街,并不宽敞。吴老的司机蔡师傅一家5口人,在经济困难时不是租房住就是借房住,吴老了解情况后,执意让他们住到了南屋,水电费也都从吴老工资里交。逢年过节,吴老总是让他的夫人邸老给孩子们发些压岁钱。文革时期,吴老和邸老受到冲击,蔡师傅的几个儿子站出来把造反派挡在了门外,保护了二老的安全。在这座小四合院里,一边是党的高级干部,一边是普通的工人,两个家庭生活在一起几十年,那么融洽和谐。
吴老多年来严于律己,待人温和,给他当工作人员并不难。但每到逢年过节,秘书都十分苦恼。王沈京任吴老秘书的第一年春节,兴冲冲地从老干部局拎着粮油等慰问品回来,直接送到了厨房里。吴老看到后,把他叫到跟前。“吴老问我东西哪里来的,我说是单位发的,他却拿出钱来让我交给老干部局。”王沈京说,“我一再和他解释,发一些慰问品是组织对老干部的关怀。您交的钱他们不会收,收了没办法入账啊。”吴老最后说,交钱太为难的话就把东西退回去吧。王沈京一时木然了,他不知道怎么劝吴老,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慰问品。以后再有类似情况,只能把东西悄悄送给老保姆,或者有困难的老乡。
吴老生活中的简朴也体现在饮食上。他吃得很清淡,炒菜只是加一点肉丝。在吴老身边工作四年多,王沈京没见他吃过一次大鱼大肉。“有时候时间太晚了,吴老留我一起吃饭。说实话,那饭菜吃起来真没什么滋味,非常清淡。”王沈京说,“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有次在厨房帮吴老端粥,房顶的灰被蒸汽一熏,正好掉在碗里,当时我心里不是感动,而是一丝酸楚。”
吴老性格平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点架子。离休后,他常常对身边的秘书说,不要老呆在我这儿,你的工作应该在单位的案头上。秘书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您服务,您这儿是‘吴办’嘛。”吴老也开玩笑地说:“吴办,吴办,无事可办嘛。”大凡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这样评价:性格温和,平易近人,严格而不严肃,克己而不强人所难。
杜绝以权谋私的严父
吴老的四合院里住过司机、秘书、老保姆,却没住过太多孩子。长子吴本宁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去甘肃支边,吴老十分同意,“我支持你的选择,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不过你既决定去,就不能当逃兵,要扎根在那里。并且不准找人动用我的社会关系。”吴本宁到了甘肃舟曲,在那里工作、结婚、生子,真的再没离开。而当年与他同去的另外4个高干子弟,都动用关系陆续回京了。
吴老当年在延安时,把孩子都寄养出去。三子吴威立1951年由青海来到北京。1957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吴老很高兴。“我记得当时需要买一些学习用品,需要98.4元,母亲给了100元,父亲却拦住我,硬是要回了1.6元。”吴威立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但吴老以他没接受过基层锻炼为由,一直让他住在工厂宿舍,周末才回来一次。1966年“文革”开始后,二老都受到冲击,吴威立这才搬回来照顾他们。吴威立所在的单位改革,在他寻找新去处时,有人想把他调到新成立的国资局,却被吴老阻拦了。理由是自己在财政部工作,儿子就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最后硬是“否决”了组织的决定。
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后自己考上教师的小儿子吴本立,有一次得到了去香港进修的机会。吴老了解到这是一种“特殊关照”,毅然打电话让他把进修资格让给了别人。
不给组织添麻烦,不宣传自己,不让子女家属享受特殊照顾,这是王沈京总结的吴老的三个原则,而第三条原则尤其重要。吴老的儿孙中没有达官显贵,有的只是工人农民和普通干部,从他当部长到离休、去世至今,后辈们没有找财政部的人办过任何私事,也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上打过他的旗号。吴威立说:“父亲从不对我们讲大道理,他对我们的教育主要是‘身教’,那就是一辈子要按照党的原则做事。”
但吴老却也挂念着儿子。吴本立在北大荒时,生活困难,曾经靠养猪改善生活。吴老得知后,每月为他寄去一定的生活费,让他专心教书。晚年,吴老也越发怜惜儿子们。过去他们离家,吴老一般只送到客厅,不再远送;老年后,每次离家回去,吴老总支撑着送到大门外……
两份遗嘱,两袖清风
吴老到92岁后,行动明显迟缓得厉害,住平房上厕所、洗澡很不方便。这时,万寿路财政部的宿舍正好修了起来,财政部领导关心吴老,安排他搬到楼房去住。他最初并不去,要让给没房子的职工。但家人和工作人员反复劝他,才最终同意。吴老还反复告诉秘书,房子不能超标,家具也不能公家配,所有费用必须从他工资里出。
住到新楼房,大家都以为吴老终于踏实了,可以住得舒服些。但才住了一年多,吴老就起了立遗嘱的念头,核心内容就是房子。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请几位秘书作为立遗嘱见证人。“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他口述,让吴威立记录,留下了交房遗嘱,并送交财政部。当时恰逢机关事业单位最后一次房改,“我们正为房改的各种事情焦头烂额,却接到这样一份申请,内心的感触非常不一般。高风亮节,吾辈楷模。”楼继伟回忆说。
这份掷地有声的遗嘱已经有两个见证人,也由儿子、儿子的代签人签名,按理说房子交公的事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两年多后,吴老再次住院,他又放心不下了。第二份遗嘱直接写给了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遗嘱中重申:“在我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他房屋。”
拿着吴老的遗嘱,项怀诚心里明白,按照吴老的遗嘱办,就是对他最大的理解与敬重。2005年2月21日,吴老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历程。25日上午,家人在八宝山送走了吴老。吴威立始终挂念着父亲的遗愿,下午趁家人比较齐,召集兄弟、侄儿,也请了吴老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开家庭会议,形成了一份详尽的《家庭会议纪要》,将遗嘱中的安排逐条逐人地落实下去。之后,吴威立又写了一份《交房申请》,请秘书送到了财政部,表示“我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因此也不要宣扬。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在吴老去世三个月后,吴威立很快整理搬走了万寿路两套房的东西,把钥匙交给了财政部有关部门,并请其出具了收条。
吴老在领导岗位工作几十年,却没有大额存款。“文革”结束后,他将补发的所有工资,一分未留全部交了党费。平时,他自己的大部分收入也用来帮助别人。吴波去世后,孩子们清点了父母留下的遗产:父亲的存款是5.1万元,母亲的存款是5.9万元。除此之外,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吴老走后,有人对吴威立说,按规定老人的房子你们也可以不交,而且这个黄金地段的房价涨到了好几万一平方米,两套房要出售,能卖不少钱。但吴威立并没有动心,他说执行遗嘱是对父亲的最大尊重。又有人问吴威立,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干部?吴威立说:“我的父亲不是名人大家,就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普通干部,用今天的话说算是一名优秀的公务员。他一辈子只是为国家做了自己能做的工作,谈不上什么功劳。”
楼继伟回忆说:“吴老立遗嘱时交代,后事从简,不要宣扬。财政部没有主动宣扬,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吴老的高风亮节一直在财政系统传颂。吴老是10年前过世的,立遗嘱是在15年前,他在任已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他的精神在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的今天,依然符合时代潮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必须要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文中部分素材来自吴老家人、同事的追忆文章,在此深表感谢)
采访手记:一位无产者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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