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接连报道了多起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袭击事件，2月1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位耳鼻喉科医生被患者用铁棍敲击头部致死，2月19日，河北易县一名普外科医生被人用刀割破颈部，所幸医生最终脱离生命危险，2月25日，南京一家口腔医院又发生患者家属殴打护士致伤的事件。医患关系紧张的话题再度成为了社会焦点，也引起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经过四年的医改，中国医疗系统的改进并不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抓住其中的核心问题，包括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为何总是紧张？究竟原因出在哪里？在笔者看来，首要原因应该还是在于政府投入不够导致医院的公益性不明显。尽管我国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每年都在增长，但政府投入占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百分比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医院，政府投入仅仅只能解决人员工资的10%，剩余不足的部分，只有依靠医院去赚。医疗机构收支难以平衡，创收的重要手段就是卖高价药物和高档仪器检查、过度医疗。据媒体报道，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医疗费用的高低直接或间接与医生的收入和其他利益挂钩，其结果必然导致医患间的利益冲突，患者承担了过多的诊疗费用，同时社会贫富分化、矛盾加剧的问题在费用高昂的诊疗过程中被激化。当然，这里还有个诊疗价格结构不合理的地方，我国的医生诊疗费用太低，手术费、护理费等加起来占不到总费用的10%，而药物、材料、检查化验等费用却占到了总费用的90%以上，医生无法通过自己的诊疗行为获得合理的回报，只好通过开大处方、检查化验等方式完成院方的任务，把板子只打在医生身上的确是不公平的。另外，“看病贵”的问题还和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不够完善有关，现在中国的社保体系还是处于广覆盖、低保障的水平，靠医保仅仅只能报销其中一小部分的比例，剩余部分还是需要个人负担，这就需要社会共济、风险共担的方式来降低个人的医疗费用负担。比如在国外，因为存在完善的医疗保险体系，由保险公司控制治疗程序。除了政府外，保险公司承担着大部分医疗支出，保险公司从病人和医生两个方面对治疗过程进行控制，最终目的是压缩医疗费用。这也是国外医患关系没那么紧张的原因之一，医生和患者之间没有直接的金钱联系，保险公司相当于充当了二者的中间人和缓冲阀。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政府投入不够导致了“看病贵”，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则造成了“看病难”。将优质医疗资源集中于大城市，又再集中于其中的大医院，导致基层医疗机构条件差，医疗水平低，门庭冷落，而那些“三甲医院”则是人满为患。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授李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据统计2008年北京的专家号一共是178万个，可是需要专家来看病的人数是1.2亿个，这个比例相差太悬殊了。患者挂号、排队往往要花上三五个小时，而见到医生之后可能七八分钟就结束了问诊，然后就要再排队检查、去缴费取药，患者的心理情绪自然容易焦躁不满。而对医生而言，他们可能一天要接诊三五十个患者，同样很累很辛苦。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如果在短时间内没有有效的沟通，这些负面情绪容易酿成摩擦冲突，最终导致悲剧。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决定，自2014年5月1日起，将开展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卫计委要求，二级以上医院必须开展，其他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医疗机构应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由经治医师向患者或患方代表提供协议书，并认真解答其疑问。其实患者送“红包”的背后，也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体现，面对优质医疗资源的供不应求，患者希望通过送“红包”的方式让医生尽心尽力为自己诊断治疗。虽然收受“红包”本身是违反医生医德的，但也反映出，正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才导致这种不正常的寻租行为的出现。试想，如果优质的医疗设备、水平能均衡分布在大中小城市各地各医院，同时加强医生的行业自律，患者何必去费心打点？

医疗纠纷出现之后，缺乏独立公正的第三方调解机构，也是现在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医闹”、暴力袭医事件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出现医疗纠纷，可通过医患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法院诉讼解决三条途径解决。但发生医疗事故之后，光是事故鉴定费用就高达几千元，患者通过诉讼维护权益成本太高，所以很多患者选择了协商、调解的办法。但由于协商、调解的对方是医院或其主管部门，其独立公正性自然难以保证，这也造成了许多患者对鉴定结果缺乏信任。归结起来，还是缺乏独立的第三方调解机构。在这方面，国外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范例。“第三方调解”国际上普遍做法有二：一是医师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彼此共担医疗纠纷风险；二是医务人员行业协会参与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且调解的费用通常也由医疗保险责任公司支付，患者求助时，几乎不用支付费用。若患者对调解机构处理结果不满，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比如在美国，美国律师协会、美国仲裁协会、美国医学协会联合设立了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目的是通过制定纠纷解决模式和实施“正当程序议定书”计划，提供一个不必通过诉讼的、快捷公正高效的纠纷解决体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通过州政府成立健康投诉管理委员会，任何人认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诊疗行为影响了个人治疗及恢复效果等，都可向该委员会投诉。在德国，德国医学会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对医疗纠纷进行快速审查，提供专家报告，为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便利。医患关系调解组织在我国出现较晚，现在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调解机构的人员资质问题、经费问题、赔偿金额从何而来的问题，缺乏相关的医疗责任险的配套问题，等等，但这不失为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好办法。

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说医疗问题的专业性导致患者缺乏了解，对医护人员期望过高，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对医患关系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等等。但笔者认为这些并没有说到根子上。正如钟南山在两会期间多次公开表态中所言，医疗改革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公立医院真正的公益性。医患的种种矛盾，全指向公益性不足。笔者认为，缓和医患关系还需要标本兼治，既要加大医疗体制的改革力度，整顿医疗领域乱象，建立规范可靠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同时努力创造医患良好的沟通机制和积极的舆论环境，加强安保，打击“医闹”，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如此，才能遏制医疗暴力事件的反复出现。

责任编辑 廖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