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在政府的公共治理方面，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的供给方面，还是在公共服务的效率提升方面等等，包括社会资本、优秀投资运营商的培育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值得我们关注，笔者从专业服务机构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第一，PPP各相关主体，要客观地看待PPP的作用，辩证看待规范和发展的关系。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市场上有一个现象叫“谈P色变”，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PPP市场参与主体包括学界来讲，要共同努力去营造一个比较良好、客观的舆论氛围。PPP不能包治百病，但是也不能把它妖魔化，它的应用范围和作用要正确地看待。同时，对于PPP的规范和发展也要辩证地去看待。规范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发展，不能以“PPP的规范”为理由而叫停PPP。

第二，健全PPP政策制度体系，重视制度衔接、制度兼容。一个PPP项目从投资决策到采购招标、工程建设、项目运营等各阶段，以及与PPP项目相关的财政、发改、国土、税务、住建、审计等各主管部门条线等，有不少制度衔接和制度兼容的问题，值得所有相关主体，特别是政府、政策制定部门去思考，制度衔接和制度兼容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第三，完善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红线的约束机制。现在是按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0%作为红线约束，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是否可以做一些完善：一是能否探索建立区域性的财政承受空间的统筹。是不是可以在省级行政区域内去统筹财承总体的空间，然后结合现在的专项债和PPP，把应该做的项目有效的做好。另外一个就是做综合开发、片区开发的项目也会遇到财承红线这样的问题。对于能够达到项目自平衡的综合开发、片区开发、园区开发等类型的项目，如果不新增地方财政支付的，是否可以去探索在财承红线的约束机制方面做些优化。

第四，完善公益性项目市场价值价格机制。在环境治理、文化旅游等领域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财政自付的比重也比较高。能否设立一些市场化的机制，把一些公益性项目的外部性定量化，让受益者付费，或者设计出来特定使用者付费，而不是财政直接去付费。类似于生态环境领域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的建立，让市场去检验，让市场来支付。

第五，引入符合PPP特征的金融工具，正视融资难问题。融资的问题可能也不是出在金融机构的身上，因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也是一个市场化的主体，他们也有自己的考核，都是很市场化的。金融监管部门的一些思路非常重要，这不是金融机构能解决的。

第六，做好PPP全生命周期履约管理工作。现在地方做项目的时候谈绩效评价比较多，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履约监管的范围更加广，则涵盖了绩效评价。对于政府来讲，对于项目公司来讲，对于社会资本来讲，可能签约之后整个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履约管理工作是PPP真正核心的工作，融资阶段的融资不到位、建设阶段的投资额增减变化、后续的股东变化、提标改造、提前终止等等，不仅仅是绩效的评价。履约监管体系的建立，对于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特别是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提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和要求。

第七，探索PPP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应用。在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提到了“新基建”，要求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就需要新型的基础设施，和“铁公基”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不矛盾。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的共同点，就是作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有一定的外部性，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甚至很多没有直接的回报路径，包括有的地方在探索大数据的基础设施、信息高速公路、网络基础设施等，这些对于城市智能化管理、国家信息安全、产业转型升级会提供基础性的支撑。所以在整个PPP的领域里，建议在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两者并重推进。运用好PPP的模式，引入优秀的社会资本，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责任编辑 廖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