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财政70年背景概述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从1949年到201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真可谓：

70载风雨兼程，砥砺前行。

70载春华秋实，玉汝于成。

站起来，靠的是革命建设。革命二十八载，是中国共产党于南湖举起革命之旗，于井冈山点燃燎原之火，于长征走出播种之路。于是抗倭寇，打败日本鬼子；灭蒋匪，推倒“三座大山”；进京赶考，建立人民共和国。就这样，新中国从战争废墟上站了起来，新中国从“一穷二白”中站了起来。

富起来，靠的是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端正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迈开了追赶时代的巨人步伐。从农村到城市，改革风生水起，波澜壮阔；从沿海到内地，开放风云际会，势不可挡。毫无疑问，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是国际合作的深化与发展。

改革的过程，并非坦途。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终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伟大创举。它冲破了东西方传统的经典认知，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西方发达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产生了强强联合的特色效果，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更大优势。

强起来，靠的是新时代思想及其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经济进入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构筑“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全面推进，治国理政强军富民的民族复兴目标日趋接近。

围绕新时代这一重大课题，我们党以全新视野深化三大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理论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中国发展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邃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紧紧抓住供给侧改革这一主线，把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导向和目标追求结合起来，把结构性调整、结构性改革和结构性政策结合起来，把吸取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结合起来，把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从而开启了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光辉历程，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家财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可以自豪地说，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新中国财政70年理财述要

（一）1949年—1977年：发展经济，服务全局，在促进国家建设中探索前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围绕中心任务，做好财政工作，这是财政工作的根本和重点所在。

1950年6月中共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做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这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在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中，财政部门是坚决的，为了支持国家的工业化，提出目前必须与财经工作中的保守思想作斗争，以便把一切可能集中的财力都挖掘出来，把一切可能集中的财力都集中起来，全国节衣缩食，为国家工业化而努力。为此，财政部也提出“无论我们国家怎样困难，也得有计划、有步骤地挤出一些钱来，用在恢复生产上。”

在集中一切财力恢复生产的同时，财政也十分重视自身的改革发展。针对1951年预算执行的缺点，提出“要有效地保证国家预算的正确执行，还必须切实建立财政监督的制度，进行严肃的持久的斗争。”在统一税政方面提出了三项原则：第一，确定税收问题要注意到国家财政的需要；第二，确定税目、税率要注意政策，不能单纯地为解决财政收入，要注意通过税收打击哪些、限制哪些、发展与保护哪些；第三，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在探讨按客观规律办事、寻找收支合理比例方面，提出“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或者略高一些，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或者略高一些，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或者略高一些”。这一观点，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被写进党的八大决议。

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财政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使之与解放思想相统一，把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有机结合起来，并且在理财中处理好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关系。“财政后备力量基础的巩固，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上”。对此，财政工作提出了六条方针：即（1）预算归口管理；（2）支出包干使用；（3）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交；（4）严格控制人员编制；（5）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6）加强财政监察。提出这六条方针，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

这一阶段，财政工作的政治性被明确并不断强化。财政工作是关系全国人民的政治工作，是国家最大的政治工作之一。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如何去做财政工作。在1954年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提出财政工作的全局观点，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它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如何保证呢？“一是增加收入，二是节约支出。收入方面凡应收者都应收足，支出方面凡能节约者都应节约。”1955年，财政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实现五年财政计划的几点意见》发言中指出：“财政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并且具有很大的政治性。国家财政体现着党的各个方面的政策，关系到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关系着各个阶级及各个民族的切身利益。”“财政是为政治服务的。财政从来就是国家政权实现自己政治任务的重要工具之一。”“财政上每一分钱的积累和分配，都同社会主义建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关联。财政的收入支出，包含着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包含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包含着各民族间的关系，包含着各阶级、阶层间的关系，包含着各经济部门间的关系，包含着地区间的关系，等等。”因此，财政工作“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财政工作者处理问题，首先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但是，强调财政工作的政治性“决不是说可以忽视具体业务工作，忽视对业务问题的学习和钻研，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离开具体的业务工作，政治任务也就无从实现。业务必须服从政治，只见业务，不见政治，就会成为盲人瞎马，就会变成事务主义的庸人，走上错误道路”。因此，要“把政治与业务结合起来，把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鼓励相结合起来，这是做好财政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

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提出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即财政、信贷、物资要综合平衡。按照这一原则编制了1957年的财政预算。从财政角度总结经验就是，财政工作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追加支出，必须考虑有无资金来源，追减收入，必须考虑相应地减少支出。另外，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必须同银行的收支平衡结合起来，统一安排。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资金，是通过国家预算和银行信贷两种方式来进行分配的。国家预算不仅要保证经济建设和各方面事业开支的需要，同时还要保证银行发放必要的工商业贷款、农业贷款和其他各种贷款的需要。如果只考虑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不考虑银行增加信贷资金的需要，那么，尽管预算收支平衡了，但从国家整个资金的收支来看，仍然会是不平衡的。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的多少，要根据物资供应的可能情况来决定。如果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过少，就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影响建设事业的正常发展。如果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过多，就会使社会购买力超过物资供应的可能，造成物资供应的紧张情况，甚至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所以说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平衡，必须考虑物资供求的平衡。

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财政收支“假结余、真赤字”的虚假现象。为此，根据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财政部及时研究制定了五条财政措施：（1）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加强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援；（2）压缩基建投资，合理分配资金，调节经济结构；（3）加强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4）节减支出，回笼货币，稳定市场；（5）清仓核资，扭亏为盈，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同时，在中央领导下，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和财政遗留问题。

1967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干预下，财政部党组迅速收回国家的财政大权，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对偷税和抗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截留国家收入和搞铺张浪费的混乱情况，防止和延缓了国民经济的急剧下滑，并在1969年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有了初步回升。1971年9月，财政工作从思想、企业财务管理和财政机构等方面进行了第一次整顿，整个国家经济形势和财政形势有了一定好转。

（二）1978年—1991年：抓调整，促经济；抓改革，促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围绕贯彻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财政部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1979年7月代国务院起草《关于试行“增收分成、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财政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这一时期所实行的收入分成型财政体制，是通过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或其超收部分另行确定分成比例来鼓励地方超收。这一时期主要工作目标就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确保财政收支平衡。1979年6月21日，财政部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七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七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指出：“从今年起集中三年时间，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把它逐步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的发展轨道……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目前财政面临的问题不少，前进中还有不少困难需要继续克服。”

按照这一思路，财政部提出开源节流、抓税收与抓生产相结合，强调从促进生产入手来组织收入，在促进生产的同时，抓组织收入工作。在组织收入的同时，抓增产节约，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需要。一方面，要求财税工作者不仅要研究促进生产发展的财税政策，还要研究组织收入，鼓励开源节流的财税政策。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为国理财、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在财政资金总量确定的基础上，勤俭节约可以相对增加财政资金总规模，以少量的钱办较多的事，在任何时代都必须大力提倡。另一方面，提倡将勤俭节约的理念、要求一以贯之地将其应用于财政工作实践中。中央财政工作事关大局，任何大手大脚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理财首倡勤俭节约，勤俭节约是理财的根本，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克服各种困难、走向胜利的法宝，同时也是发展壮大国家财政的重要基础。财政形势越好，收入基数越大，越要注意节约。为了国家的富强，把账算准算细，节约每一元钱，涓涓细流能够汇成大江大河，勤俭节约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当精打细算，要节约国家的每一个铜板。加强企业财务的管理，搞好经济核算，节约资源，减少材料消耗，降低成本费用，做到盈而不亏，更是日常的工作。

在做好收支工作的基础上，财政部提出应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并把它作为经济调整时期和编制长期计划的重要方针确定下来，无论考虑长期计划还是年度计划，无论考虑调整还是改革，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要根据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来安排。盲目实行赤字财政，滥发货币，物价就要上涨，货币就会贬值。如果不能量入为出，最终将会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财政经济发展与国力国情相适应，必须量力而行，稳步前进。一定要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条件适度举债，而且举债的规模、还债的时间等一定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在财政工作中，财政部提出坚持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上下兼顾，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提出资金过于集中不行，过于分散也不行，适当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是我们全局利益的所在，也是我们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但同时也要适当照顾地方、企业的需要。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启示下，1980年财政体制改革走上了“分灶吃饭”之路，将原本统收统支的大锅饭体制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进入了经济管理体制重建时期。这一时期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利用各种税种的不同功能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到1992年，已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由20多个税种组成的多税种、多环节课征，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

这一时期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财政改革，财政体制由统收统支改为“分灶吃饭”；基本建设由拨款改为贷款；企业财务体制由企业基金制度逐步发展到各种形式的利润留成的盈亏包干办法；行政事业费实行预算包干办法；税收方面开始进行增值税和“以税代利”的试点。所有这些，对调整和稳定经济都起了积极作用。与老体制比，新的财政体制具有以下特点：（1）由“一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2）财力分配由“条条”为主改为“块块”为主。（3）分成比例和补助数额，由一年一定改为五年一定，有利于地方制定和执行长远规划。（4）事权和财权统一，权力与责任统一。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基本上是一个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体制。

（三）1992年—1997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分税制改革，努力强化财政管理工作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家财政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1992年初步实行了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构成的复式预算制度，从财力分配的角度反映了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职能。1993年实行了《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改变了长期以来按所有制、部门和行业设置财会制度的做法，采取了国际通用的会计语言。1994年建立了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新流转税制度，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将原来对地方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改为合理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分税制体制，从而使财税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分税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一次财政改革，这次改革实际上解决了分配上的两大问题：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二是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使企业之间平等竞争。分税制改革带来了全国财政逐年增收的结果，2003年，中央领导给予再次肯定，“分税制改革经过10年证明，是成功的！”

同时，这一时期也十分重视财政管理工作：一是加强财政收入管理，特别是主体税种和具有增收潜力的税种管理，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着力解决越权减免税、企业欠税、偷逃骗税以及截留国家财政收入的问题。二是加强财政支出特别是非生产性支出管理，对人、车、会、话以及某些专项支出进行重点管理，禁止挥霍公款和奢侈浪费行为。三是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严格杜绝将预算内资金转作预算外，抓好财政专户建设，解决部门和单位坐收坐支等问题，并逐步将符合条件的预算外资金项目纳入预算管理。四是按照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机制，并逐步用法律形式规范国有资产运营中的某些突出问题。五是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推动基层单位不断完善基础工作和内部管理制度。

（四）1998年—200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高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加快建设公共财政体制

1998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对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不断加深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二是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三是经济供求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经济增长明显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为了宏观经济能够健康发展，中央果断决策，调整财政政策，由原来“十五大”报告里明确规定的“财政实行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转变到“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财政工作从收收支支、砍砍压压、疲于应付的工作模式中解脱出来，按照经济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主动发挥财政宏观调控职能作用的一次成功尝试，是财政工作讲大局、算活账、谋长远的具体体现。积极财政政策实践过程中，财政宏观调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一是实现了由被动调控向主动调控的转变；二是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三是实现了由单一调控方式向多种调控方式的转变；四是实现了宏观调控对象的根本性转变，即从主要调控微观到调控市场的转变。财政调控方式的转变，标志着财政宏观调控方式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表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宏观调控体系已初步建立。

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公共财政体制，就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必然要求，是国际通行做法；是新时期推动财政管理不断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实现依法理财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廉政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深化财政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工作不可逆转的目标和方向。

在建设公共财政体制过程中，重点是财政支出，即加快构建财政支出管理的新机制。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确保财政资金运行的安全、可靠、准确、高效，是提高财政工作质量的关键环节。因此，这一时期把加强支出管理摆到财政改革和财政工作的重要位置上来，加快步伐，尽快建立一个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约束有力、讲求效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运行机制。

在推进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运行机制过程中，财政部提出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必须做好五个有机结合。即：一是把整体规划与重点攻坚有机结合起来；二是把推动改革和自我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三是把严格管理和加强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四是把深化改革和增收节支有机结合起来；五是把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有机结合起来。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面对“入世”带来的变化，结合WTO规则的要求和财政工作实际，财政部门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抓紧学习和掌握WTO的相关规则，密切关注和分析“入世”对财政收支的影响。按照WTO规则要求，认真清理、调整财税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WTO规则的要求，切实转变职能，转变观念，转变作风。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探索，这一时期财政理论也有所发展。理论界根据公共财政的一般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基本职能，概括为四个方面：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调控经济职能；监督管理职能。发挥资源配置职能的作用，就是将一部分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形成财政收入；再通过财政支出分配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弥补市场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不仅直接分配部分社会资源，而且能够对全社会的资源配置进行调节。财政调节收入分配主要有三种实现形式：一是划清市场分配和财政分配的范围和界限。属于市场分配的范围，财政不能代替，属于财政分配的范围，财政应尽其职。二是规范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制度，通过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和级差收入。三是通过转移性支出，使每个社会成员享受基本的生活和福利水平。发挥财政调控经济职能，包括运用财政政策，促进实现全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国际收支的平衡；通过财政资金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缓解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等。通过这些措施，实现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保持合理的物价水平和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发挥监督管理职能作用，一是要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跟踪、监测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及时反馈信息，发放预警信号，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通过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规范经济秩序。重点是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财政、税收、会计法规，促进公平竞争；同时严格财经纪律，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三是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的监督，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四是加强对财政自身的监督管理，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五）2003年—2011年：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工作，牢固树立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

2003年，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方法论——科学发展观。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全面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作为贯穿财政工作始终的主线和主题。

2003年，财政部提出了“一二三四”工作思路。概括地说，就是要“做大一个蛋糕”，即做大企业、经济、财政“蛋糕”；“用活两大存量”，即用活1500亿元建设国债投资存量和300亿元粮食风险基金存量；“推动三项改革”，即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税制改革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四项制度”，即重点支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的制度。这一工作思路以更好地为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服务为目标，以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作用为手段，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支持建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机制为重点，以推进自身改革和支持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制度创新为途径，以增强微观经济活力和促进消费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财政新的科学发展观。

紧扣科学发展观理财新思路，就必须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到做好财政工作方方面面之中。为此，这一时期财政工作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更加注重积极主动，充分发挥财政宏观调控职能作用；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着力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努力促进建立财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长效机制；更加注重监督管理和廉政建设，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在财政工作中，真正体现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根本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基础上，把财政收入“蛋糕”做大。只有经济“蛋糕”做大了，财政收入“蛋糕”才能够相应地变大；也只有有了钱，我们政府的活动才有财力基础。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聚焦把生财、用财、聚财这三财之道融会贯通，聚财的时候，要想到怎么样有利于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更好地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用财的时候，要想到怎么样更好地带来更多的社会、经济效益，更好地把“蛋糕”做大，更好地生财。只有“蛋糕”做大了，后面的分“蛋糕”、切“蛋糕”、吃“蛋糕”，也就比较容易了。财政部门只有分“蛋糕”、切“蛋糕”这点儿本事还不够，还要把做“蛋糕”、切“蛋糕”、吃“蛋糕”全过程做好，讲究生财之道。做大财政“蛋糕”，首先应该把经济和企业“蛋糕”做大。其次是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既是基础，又是动力。做大财政“蛋糕”，就是要从经济发展的动力上促进科技进步。做大财政“蛋糕”，就是要从宏观上注重和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从而为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政策支持。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加快建立和完善“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切实按照“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树立以人为本、为民理财的理念，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向困难地区、行业和群体倾斜，着力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推动了以下改革：支持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建设和医疗卫生三项制度改革，鼓励企业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加大各级财政资金投入，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和重大疾病防控体系；建立文化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完善财政扶贫机制。

2008年上半年我国遭遇了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面对这一系列挑战，对于财政工作来说，可谓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财政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践行“为国理财为民服务”宗旨，有效应对冲击，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根据经济运行的发展变化趋势，合理把握财政政策取向，综合运用多种工具，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特别是优化结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注重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协调配合，控总量、调结构、促协调，不断增强财政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及时性、针对性、协调性和有效性。控总量，就是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基本稳定，防止大起大落；调结构，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协调，就是支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这一时期的另一项重要财政工作是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科学化管理，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和掌握财政管理的客观规律，遵照财政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和信息技术，发挥管理人员的积极作用，明确加强管理的目标、方向和途径。精细化管理，就是要树立精益思想和治理理念，运用信息化、专业化和系统化管理技术，建立健全工作规范、责任制度和评价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完善岗责体系，加强协调配合，按照精确、细致、深入的要求实施管理，避免大而化之的粗放式管理，抓住管理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增强执行力，不断提高财政管理的效能。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不懈，循序渐进，既要整体推进，又要突出重点，既要着眼长远，更要立足当前。为此，财政部门着重推行了以下工作：一是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着力完善财政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编制，在建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形成有机衔接、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以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三是加强预算编制管理，健全机制和流程，特别是要注重细化预算编制和加强部门结余资金统筹使用，努力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精细化程度。四是强化预算执行管理，落实预算支出执行责任，提高预算执行的均衡性，推进预算支出绩效评价。五是加强财政监督，建立健全覆盖所有政府性资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确保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实现。六是加快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全力推广实施金财工程应用支撑平台，努力提高财政管理效率。七是加强管理基础和基层建设，促进基层财政职能有效发挥和各项财政政策措施落实。

（六）2012年—至今：深化改革、服务大局，在新时代充分发挥财政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尤其是将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并专门用一个部分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指出财税体制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强调要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财政部党组强化责任担当，研究制订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方案，这是中央较早制定的具有“四梁八柱”意义的一个改革方案。这一时期预算管理、税收制度、财政体制各领域一批关键性的改革举措密集推出。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和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大力推进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现代预算管理的主体框架基本形成。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决定》，并重新颁布修订后的预算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新预算法的出台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其在提高预算透明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改进预算控制方式、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迈出了决定性一步。为贯彻落实新《预算法》，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等重大改革文件和相关配套措施，基本搭建起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主体框架。

预算管理改革措施稳步落实。一是积极推进预算公开。“四本预算”全面公开并不断细化。中央本级支出细化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基本支出进一步细化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分项目、分地区公开转移支付预算，并公开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专项债务余额情况。二是完善政府预算体系。中央和地方财政重点支出统筹安排，优先予以重点保障。同时，加大了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提高了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三是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方式。探索把政策、规划和预算置于统一的宏观经济框架下管理，编制全国中期财政规划，推动中央部门编制三年滚动规划，指导地方开展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工作。推进收入预算由约束性转向预期性，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税制改革减收、外贸进出口下滑的情况下，通过部分中央企业上缴利润等特殊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弥补收入缺口的同时，避免增加实体经济负担。四是加快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全面准确反映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行情况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政府财务管理水平。五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各地对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进行了清理核实。在此基础上，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实行限额管理，同时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管理，切实防范债务风险。

——税收制度改革进展明显。完善税收制度是本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调整完善消费税，改革完善资源税，积极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

——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一是抓好事权划分改革顶层设计。在征求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意见的基础上，推动出台《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二是调整完善中央和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结合营改增试点情况，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从2016年5月1日起，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中央和地方按属地五五分享。同时，以2014年为基期核定基数，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给地方，主要用于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三是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出台《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明确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制定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和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大幅度增加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下大力气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取消政策到期、政策调整、绩效低下等已无必要继续实施以及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专项；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以收定支专项；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对目标接近、资金投入方向类同、资金管理方式相近的项目予以整合。此外，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促进农业人口向城市有序转移。

按照分工，在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的336项改革任务中，财政部参与的有205项，其中作为牵头单位的有76项，主要集中于财税改革领域；作为参加单位的有129项，分布于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任务也十分繁重。在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同时，财政工作转变思路，树立大局观念和可持续意识，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出击”，主动深入参与各领域的改革研究和方案设计工作。如积极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出台了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支持科技领域改革，将40个部门管理的100项科技计划纳入了科技计划优化整合范围，搭建起了总体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的五大类科技计划体系，破除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支出政策“碎片化”和利益固化的体制痼疾；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和职业年金制度，按照精算平衡的原则，深入研究养老保险改革顶层方案设计，强化激励约束，确保公平可持续；调整优化农业补贴方式，提高补贴的精准性和指向性，推进主要农产品市场决定价格加种粮补贴的机制，校正资源配置扭曲，大力支持精准扶贫。此外，着眼于经济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积极向中央建言献策，主动支持配合教育、医药卫生、金融、国防、司法等领域的改革设计和方案落实。

在着力推动各领域改革的同时，财政工作也高度重视改进财政宏观调控、推进民生保障机制建设、加强财政管理基础工作、提高我国在国际财经事务中的话语权、增强财政干部履职尽责能力，财政职能作用明显加强。

一是在财政宏观调控方面。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国内经济增长趋缓，创新调控方式，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更多运用改革办法，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狠抓“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落实，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增效。注重激发内生动力。保持政策定力，不因暂时的经济出台强刺激政策，同时根据形势变化，加强预调微调和定向调控。推进结构性减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实施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增值税、营业税政策。深入推进收费清理改革，实行普遍性降费。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大力支持商事制度改革。注重推动结构优化。加大对淘汰落后产能的支持力度。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加强大气、重金属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保护，深入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注重提高资金效益。建立制度体系，积极倡导并推广规范PPP模式和政府购买服务。多措并举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调整用于保民生、补短板。设立多支投资引导基金并创新运作方式，引导民间资本投入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

二是在民生保障机制建设方面。持续增加民生投入，同时着力完善相关领域的支出政策和机制设计，突出公共性，增强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支持教育改革发展。出台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实现相关教育经费可携带，支持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推动建立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促进职业教育加快发展。建立覆盖教育各阶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疾病应急救助、临时救助等制度。将新农保和城居保统一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扩大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范围，推进医保付费方式改革。推动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调整完善住房保障政策。逐步从实物保障为主转向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并举，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购建和运营管理，积极支持棚户区改造。实行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

三是在财政管理基础工作方面。以完善制度、明确职责、理顺流程、控制节点、加强监督为重点，下大气力提高内部管理和控制的有效性，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按照权责一致、有效制衡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的原则，在财政部内建立并在财政系统推行内部控制制度，防控财政业务及管理中的各类风险，提高工作效率。健全预算监管体系。推进专员办工作转型，将预算评审实质性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增强预算管理有效性。积极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夯实管理基础。基本实现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全覆盖。提升国债和地方债管理市场化水平，短期国债发行常态化，发布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稳步实施国库现金管理，制订财政库底目标余额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加强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启动政府经管资产管理工作。加快推进财政信息化建设。应用支撑平台全面推广实施。一体化建设整合、数据综合分析利用、标准规范完善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财政资金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四是在对外财经交流方面。坚持守土有责，积极践行“大国财政、统筹内外”的理念，提高引导议题设置和参与制定规则能力，不断深化国际财经合作，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圆满完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筹建工作，亚投行总部落户北京、中国成为最大股东、中国人担任首任行长，金砖银行总部落户上海。深化双边经济对话机制，进一步扩展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大国的财经务实合作。推动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顺利结束，政府采购谈判、会计与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等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了新的贡献。财政部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从政策和资金两个方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五通”顺利实施。一是加强政策沟通和务实合作，为“一带一路”架桥铺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政策沟通是重要保障。财政部本着求同存异原则，积极通过国际对话机制深化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推动区域经济融合。2016年，财政部担任10+3财金合作联合主席，在第十九届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推动各方就深化东亚财金合作、强化区域金融安全网建设等达成多项共识，积极服务于区域经济金融稳定。在第十二届亚欧财长会上，中方充分阐释“一带一路”倡议对亚欧互联互通的重要意义，得到与会国际机构和主要国家代表一致认同。在第七次、第八次中央经济财金对话中，达成多项有关“一带一路”成果。围绕避免双重征税等重点积极开展工作，积极落实自由贸易区战略。二是建立多元投融资体系，大力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扩大对外援助支持力度，安排实施了一批公路、铁路、光缆、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有力促进了受援国的经济和民生事业发展。支持金融机构通过设立境外股权投资基金、境外人民币专项贷款、多双边产能合作专项贷款等方式，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项目。充分调动国内外各类投资主体积极性，切实推进金融创新，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构建多边多元的融资机制。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财政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肩负着重要职责。各级财政部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全面做好财政工作。

——主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着力提高履职能力，更好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深刻认识新时代的历史性、实践性、人民性、民族性、世界性，着重提高五种能力：一是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从现实前瞻长远、从局部把握全局、从现实透视本质，管好用好财政资源，加强对中长期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发挥好宏观政策的参谋助手作用。二是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坚持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探索和掌握财政改革发展内在规律，妥善处理涉及财政的各种重大关系，增强驾驭复杂局面的本领。三是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深刻认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坚决摒弃不合时宜的思维惯性和习惯做法，使财税政策制定、制度安排设计、管理方式方法等更加符合现代财政治理的要求。四是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自觉守法律、重程序、受监督，始终在法治财政的轨道上全面推进各项财政工作。五是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始终绷紧财政可持续这根弦，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建立健全财税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着力推动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正确认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新期待，牢牢把握和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挥财税政策的导向作用，推动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创新和完善财政宏观调控，把握时机、力度和效果，集成发挥各项财税政策工具的作用，适时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优化分配结构，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协调发展，建立科学规范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更好发挥转移支付制度的保障和调节功能，稳步提升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增强城乡发展协调性。

——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优化财政资源配置，促进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筹当前与长远，保持财政工作和政策措施的连贯性，增强前瞻性，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树立全局意识，坚持标本兼治、疏堵综合、循序渐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瞄准特定贫困群众，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完善政策体系，集中发力补好短板。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做好资金保障，继续落实好促进绿色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把握好财政有所作为的边界和重点作为领域，着力支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牢牢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始终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站在更高起点上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同时充分发挥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基础支撑作用，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科学界定各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形成中央与地方合理的财力格局，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进一步提升预算的全面性、规范性和透明度，推进预算科学精准编制，增强预算执行刚性约束，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围绕优化税制结构，加强总体设计和配套实施，推进所得类和货物劳务类税收制度改革，加快健全地方税体系，提升税收立法层次，完善税收法律制度框架，形成税法统一、税负公平、调节有度的税收制度体系。

——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财政的公共性公平性，稳定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完善财税制度安排，合理引导预期，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兜底线，坚决托住基本民生需求的底，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切实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科学建机制，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制度安排体现激励约束，合理均衡政府、单位和个人负担，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努力实现共建共享。提高精准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区分类型，增强财政资金和政策的指向性，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注重可持续，在经济发展可持续、财力可支撑的基础上，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进一步加强预期引导，提高政策透明度，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之相应的，财政工作的重点任务转向不断适应和促进高质量发展。

——促进高质量发展，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性转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策和制度体系，促进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一是“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着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要坚持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二是“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积极财政政策在适度扩大国内需求的同时，将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增强中国经济质量优势。三是“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面对收支平衡压力，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有保有压，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精准聚焦增强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支撑能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确保“每一分钱”花得其所、用得安全，尽早发挥财政资金作用，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极财政政策着力促消费、稳投资，释放内需潜力。继续增加中央基建投资规模，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集中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重大基础设施等方面。顺应服务消费加快新趋势，支持扩大教育、文化、体育、养老、医疗等服务供给，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支持扩大农村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同时督促各地加快资金拨付，及时用到项目上，充分发挥对地方稳投资、扩内需的积极作用。四要“强化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既是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突出问题，精准攻坚，集中力量打好重点战役。五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部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财政的公共性、公平性，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针对新形势新要求，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力”主要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和支出力度，着重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推进更为明显的降费，以引导企业预期和增强市场信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效”主要是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着力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支持三大攻坚战、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农”工作、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其中，减税降费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也是一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重大改革，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具有重要作用。今年减税降费政策以减税为主，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作为国民经济骨干支撑的制造业和吸纳就业主力军的小微企业税负。2019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这被称为“史上规模最大的减税降费”。

——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经济体系和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努力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对此，财政提出着力支持六方面的建设任务：一是要建设“创新引领、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二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三是要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四是要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五是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六是要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加大力度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在预算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的基础上，重点是要认真构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此，要抓好以下三面的工作：一是加快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科学界定各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形成中央与地方合理的财力格局，在充分考虑地区间支出成本因素的基础上，将常住人口人均财政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结合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税制改革及地方税体系建设等进展，在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地方税种，形成以共享税为主、专项税为辅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体系，保障中央和地方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三是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根据当前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进展，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下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相应调整优化转移支付项目，继续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机制。完善后的转移支付制度要体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符合转移支付的属性功能，有利于发挥中央调控作用，并同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相衔接，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体经济建设，就必须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促进转换增长动力。一要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坚持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予以支持，保障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提升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二要落实重大改革举措。狠抓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改革举措落地，按照能放尽放的要求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权，调动科研人员创新创造积极性。加快实施面向目标与结果的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提升科研绩效。支持中关村等19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上海科创中心以及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三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完善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机制，鼓励科研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合理收入。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税政策。充分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四要支持创新创业发展。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采取再担保、股权投资等形式支持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努力实现每年新增支持15万家（次）小微企业和1400亿元贷款目标。完善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政策和税费优惠政策，缓解小微企业、“三农”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深入开展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探索优化创业创新生态环境。

——推动高质量发展，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首先，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是财政部门履职尽责的应有之义。这是因为财政部门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肩负着重要职责，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增强跨越关口的信心决心，统筹当前与长远，保持财政工作和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增强前瞻性，优化财政资源配置，采取更有力更有效的举措，坚决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其次，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是财政部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打好三大攻坚战，既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需要，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部门在打好三大攻坚战中，要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突出财政的公共性和公平性，完善财税制度安排，有效发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消除贫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职能作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第三，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是财政部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打好三大攻坚战，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财政部门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循序渐进，完善制度和强化管理并重，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完善财政脱贫攻坚政策体系，集中发力补齐短板；围绕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做好资金保障，落实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

支持三大攻坚战，财政不缺位、有作为，关键是抓住抓好重点。支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着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针对每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要研究采取统筹各类资金资源偿还、市场化金融工具置换、规范政府支出责任管理等措施，引导地方逐步压减隐性债务规模。同时，强化违规举债责任追究，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支持脱贫攻坚战，重点是贯彻精准方略。进一步加强投入保障，强化扶贫资金监管，重点支持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义务教育方面主要做好控辍保学，基本医疗方面主要做好医疗救助，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基本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存量危房改造，同时支持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此外，要继续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对扶贫项目资金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支持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是支持绿色发展。重点支持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保护修复，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推动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思想。要深刻认识到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做好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的客观需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党领导财政工作长期坚持的思想，也是预算收支安排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财政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把宝贵的财政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比以往，发展的内涵和重点、理念和方式、环境和条件、水平和要求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不确定性更大，风险挑战更多。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对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发挥财政调控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中国财政》（2019年第15期）刊登财政部部长刘昆署名文章指出，“从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的政治站位，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把党和政府过紧日子作为财政工作长期坚持的方针，切实贯彻和体现到财政改革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开源节流、精打细算，行简约、倡简朴、戒奢华，当好‘铁公鸡’，打好‘铁算盘’。”应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处理好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既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大保障民生力度，又要防止脱离财力作难以兑现的承诺，确保民生支出政策建立在更加稳固、更可持续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领域的硬任务，统筹谋划好今后两年的财政资金安排和长远发展规划，在财力上予以足够保障，着力补齐民生领域短板。针对群众牵肠挂肚的事，推动解决好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的突出问题。更加要确保政策可持续。综合考虑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承受能力、人民群众现实需求等因素，切实防止因民生政策设计不科学导致制度不可持续。要合理引导预期，注意防止因过度承诺和过度宣传，导致不能按期实现政策目标而失信于民。还加强民生政策区域间统筹协调。既鼓励发展较快的地区先行先试，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也要加强宏观调控，避免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过大引发矛盾。

要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硬化预算约束。一是不断完善财政预算法律和制度体系。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本支出标准体系，分类研究明确财政保障政策。研究提出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框架和总体规划。二是进一步强化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推进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加快统一预算分配权，严格控制年初代编预算范围和规模。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预算没有安排的不得支出，严控预算调整和调剂事项。三是持续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不断扩展和规范公开的内容、范围和方式，进一步提高预决算透明度，主动接受人大依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通过公开透明和强化监督，倒逼各级政府转变花钱的理念。四是加快推进财政信息化建设。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扎实做好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系统建设等工作，为强化预算管理提供有力技术保障。五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扩大实施范围。逐步将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延伸到基层单位和资金使用终端，强化资金使用单位的绩效责任。优化业务流程，深入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将绩效管理深度嵌入预算管理工作中，实现有机融合。加快构建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强化结果应用，抓好绩效问题整改，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大力削减低效无效支出，建立起鲜明的奖优罚劣激励约束机制。

做好财政工作，要重视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财政》（2019年第3期）刊登刘昆署名文章指出，各级财政干部要加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运用这个大智慧去提高分析解决财政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从客观实际出发推动财政工作。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实际行动，都不能有偏差，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我国的基本国情。还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二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突显期，各种矛盾必然会反映到财政工作中，是躲不开绕不过去的。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收入和支出，效率与公平等等，这些都是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问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深化财税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三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财政工作全局性、系统性、综合性强，关系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必须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根本方法，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关系。为此，要树立全局观念，处理好“财”和“经”的关系。要加强统筹兼顾，处理好“财”和“政”的关系；要坚持底线思维，处理“安”和“危”的关系。

四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财政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在具体生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本领，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

三、新中国财政70年的几点启示

（一）始终坚持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新中国财政70年的实践证明，党和国家的每一项事业，都必须自觉接受党的政治领导。因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力量”。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这就是说，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首先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从而使我们的财政工作有正确方向，体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

（二）始终坚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大局服务的战略方针。从新中国财政70年考察，财政始终为恢复经济、计划经济（五年计划）、调整经济、改革经济、开放经济及其发展经济服务，作出了应有贡献。同时也在这些经济发展中发展壮大自己。与此同时，财政亦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的几次大调整、助推改革的全面深入开展等，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体系中充分发挥了基础性地位和支柱性作用，为中心服务、为大局服务作出了新的贡献。

（三）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正确思想是正确行动的指南。新中国70年的财政工作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始终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在本质是一致的，在关系上是互为基础与前提的。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也是如此。财政工作充满唯物辩证法。无论是改革方案的制订与实施，无论是制度安排的制订与实施，亦无论是国家预算的安排与执行，都需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结合，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结合。

（四）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创新、改革的动力机制。任何事业的发展都需要动力，动力越足越强，发展就越持续，越有后劲。纵观新中国财政70年的发展，始终坚持了两大动力机制及其相互的支持与协调。这就是创新动力机制与改革动力机制。这是事业发展本身的要求。财政各方面的发展都需要革故鼎新，推陈出新，改革创新。可以说，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是一部不断创新、不断改革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理论创新。从而使财政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上不断适应我国发展的新形势、新理念，并为新时代作出新贡献。

（五）始终坚持结构性调整、结构性改革和结构性政策的调控主线。发展必须按比例。按比例发展是客观规律，按比例的载体是结构，是结构的合理性及其不断优化升级。在经济发展中，银行主要是调控总量规模的，财政主要是调控结构比例的，而且作为生产要素的配置，对生产结构的变化起着决定性的调控作用。70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发展中必须始终关注结构性的变化及其调整，使结构合理优化升级成为常态，以避免大起大落大规模调整而带来的大损失；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关注供求关系的变化及其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佐证；在政策改进中必须始终关注政策方向力度的变化及其调整，无论是紧缩的、扩张的，还是中性的政策，归根到底都是结构性政策的调控。对此，财政在这方面的作用是职能性的，是起决定作用的。

（六）始终坚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财政更好地发挥调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调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事关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可持续性。在这方面，我们有经验教训。计划经济时间，只有计划没有市场配置这一条，出现过一些失误乃至失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出现过片面突出市场化的问题。因此，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必须坚持市场配置的决定性基础作用，又必须更好发挥政府配置的调控性协调作用，做到两手都要协调、两手都要硬。在政府配置中，财政是其主要的政策手段，这是由其结构性调控的根本性任务所决定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财政为政府配置、政府作用发挥了更好作用，为防范化解风险、稳定金融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

（七）始终坚持按照国家需要，不断创新改革发展的财政理论。纵观新中国财政70年，财政理论的发展始终以国家的需要为主线，与国家与时代同行。以财政本质理论为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以服务革命战争为主的战时财政（包括抗美援朝时期）向以恢复国民经济着手计划经济建设为主的建设财政的转变，再向“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为主的统筹兼顾（或综合）财政的转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逐步走向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改革发展财政，在确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目标后，财政在管理模式和方式上及时提出并推行公共财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进入新时代，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走向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代财政。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财政理论需要创新，而这种需要又是由国家发展的需要程度所决定的。财政部各届党组高度重视财政研究工作，使财政理论创新呈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为指导财政工作，既赢得先机，又赢得主动，更赢得成功。

责任编辑 张蕊

感言

党组颁我优秀奖，

荣誉来自党培养。

春风化雨五十载，

老树逢春心欲狂。

攻书立言意报国，

泼墨挥毫奋自强。

初心扎根使命中，

愿启后生作栋梁。

（注：2019年9月27日财政部老干部局召开“两优一先”表彰会，本文作者郭代模被评为财政部优秀党员。作为即将50年党龄的老党员，作者成诗一首，感恩党组织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