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9年9月30日财政部以财人字[1999]76号发布《关于开展向张庆忠同志学习的通知》。通知说，张庆忠同志是财政战线上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公务员。1999年6月17日，张庆忠同志因病去世，年仅34岁。十多年来，张庆忠同志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他虽然没有立过功，没有受过奖，但他却有着坚定执着的追求，勤奋敬业的精神，恪尽职守的作风，清正廉洁的品德。他以有限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理想和信念之歌。9月23日，项怀诚部长在听取了张庆忠同志的事迹汇报后，作了重要批示：“张庆忠同志的事迹平凡而感人，催人泪下。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但却有着执着的追求，对党、对工作、对同志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坚持原则，恪尽职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正是每一位共产党人应具备的思想品德。”通知号召财政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张庆忠为榜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勤奋工作，无私奉献，为振兴国家财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里，特转载福建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宣传》半月刊上介绍张庆忠同志事迹的文章《“俗人”张庆忠》，本刊略作删节。

入党：是他生死不渝的人生追求

张庆忠是个“俗人”。大号“张庆忠”三个大俗字，别说在整个中国，单说福建也能找出千儿八百个重名的来。要讲形象，庆忠人不丑，但也毫无特色，是“掉在人堆里再也扒拉不出来”的那种，要多普通有多普通的人。要说事业，再平淡没有了：张庆忠1986年从厦门大学财金系毕业，分配到财政部驻福建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工作，14年没挪窝。14年，不算短，他没立过功，没受过奖，没评过一次优秀、先进什么的。同一批进专员办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入了党，两位当了副处长，惟独张庆忠一人副主任科员不说，在机关干了这么多年，仍然是非党群众。然而，张庆忠对名利却无非分之想，不浮躁，不抱怨，天天乐呵呵的，干得欢实、干得认真。

1998年12月以来，人们开始对张庆忠刮目相看。原因倒不是因为他罹患肝癌，来日不多，对其怜悯，而是他对待死亡有些特别，或者说有些撼人心魄吧！

去年12月，根据财政部的部署，张庆忠跟随戴观荣副处长等到天津信托投资公司进行财政专项检查。出发前他肝部痛得厉害，妻子说，人都病成这样了，还不住院检查？他说，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的工作怎么推给别人干？

到达天津后的工作异常紧张，天天夜以继日，张庆忠头三天就查出违纪金额500多万元。也许是旅途劳累，也许是工作过于紧张，张庆忠感到肝区的疼痛已经超过了忍受能力。他瞒着一起去的同志，自己到附近的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做了B超，医生怀疑是肝癌，建议进一步检查。庆忠没透出一个字的风声，仍然象往常一样工作，直到他黄豆大的冷汗挂在腊黄的脸上，被同事逼着送到医院检查。主任医师看完CT片后，告诉他必须马上住院。但他想到工作紧迫，就婉言谢绝了。回到天津信托公司，张庆忠学着天津话对戴处长说，虚惊一场，嘛事没有。然而，司机师傅背后十分着急地对戴处长说，医生让我告诉你，庆忠患的是肝癌，必须马上住院。

一个才30出头的青年人，面临绝症，为什么不急于住院治疗，难道张庆忠不知道早一天治疗就多一分生的希望，迟一天住院就多一分死亡的可能吗？其实，这一点张庆忠比谁都清楚。他把工作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要干完自己份内的工作。这平实和敬业点燃的生命火花让人看清了他生命的价值。

更让人感动的是张庆忠有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被迫接受福建专员办马潞生专员命令马上撤回福州住院的那个夜晚，流着泪对戴处长说：我一生无怨无悔，可没有入党这件事让我遗憾终生。我郑重地再次请求党组织对我进行考察，希望党组织能满足我9年来苦苦追求的入党愿望。

当他躺在病榻之上，滴水难进之时，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妻子再三再四地要他向领导反映的一件大事（希望儿子明年能进专员办附近的重点小学）他只字不提，却又一次谈到生做党的人，死做党的鬼。他这句发自肺腑的言词，听起来像荆轲的《易水歌》一样悲壮，像刘邦《大风歌》一样豪放，这种生死不渝的忠诚令人禁不住喟叹。

专员办对张庆忠十多年的工作历程进行了回顾，一致认为，张庆忠不仅是位无私忘我，只讲奉献，不求名利的好同志，而且是位不违心、不唯上，只唯实的模范人物。1999年5月，机关党委批准了张庆忠的入党申请。

挚爱：是他道德境界的完美展现

张庆忠是仙游大济乡龙溪村人。打他记事起，穷困和灾难总是伴随着他们一家。1991年春节前三天，拖拉机翻到山沟里，他父亲、哥哥等五位亲人一起遇难。从那时起，他就把母亲接到福州，发誓要让母亲过个安稳的晚年。谈恋爱时，他对黄雅玲说，你要选择我，就不能嫌弃我的母亲。

黄雅玲，福州人，华西医大毕业，药学学士，各方面条件颇为优越。读书时，追求她的男孩子就没断过。当她的女友们得知她选择张庆忠时，个个惊讶得合不上嘴。最亲密的女友劝诫她，张庆忠是个穷小子，要权没权，要钱没钱，他要是英俊小生，也算有个交待，可他两手空空不说，还拖着个“包袱”，你受得了吗？黄雅玲的父母也不赞成这门婚事，他们认为，庆忠的母亲是农村妇女，又认不得一个字，和女儿的生活差距太大。黄雅玲却说，我看重的正是庆忠的孝心。

生活就是生活，柴米油盐实在得不能须臾离开。婚后，庆忠一普通小科员每月工资400多块钱，黄雅玲在福州市医药站上班，每月不足400元。700多元钱养活小夫妻俩和一老一小四张嘴不说，过年还要给庆忠的爷爷奶奶寄钱，尤其庆忠老家经常有人到省城办事，一来就把庆忠家当招待所，庆忠一家经济压力越来越大。1993年7月，孩子才5个月，黄雅玲便自己砸了自己的铁饭碗，当了西安杨森公司在福州唯一的业务代表，后来很快晋升为杨森公司华东地区的首席业务代表。妻子成了女强人，也成了一位大忙人，一年至少有半年多出差，就是人在福州，每天也都忙到深夜，孩子和家务就全权“委托”给张庆忠了。

黄雅玲感慨地说：“庆忠虽是个很平常的人，不会火热，甚至会忘记我的生日。但他为人实在，是地道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有他在，我不担心婆婆和宝宝，我担心的是庆忠，在单位他是个拚命三郎，到家中又当爹又当妈，太难为他了，我欠他的太多了。”

正直：是他廉洁自律的英雄本色

财政部驻福建专员办的工作，主要是根据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全面履行中央财政监督职能，维护中央财政收入，人称财政部的“钦差大臣”。这位“钦差大臣”工作完成得好坏，最主要看两条：一条是业务是否精通，业务精通，才能有“火眼金睛”；另一条是是否公正廉明，只有心底无私，刚正不阿，才能执法如山。在这两方面，张庆忠都称得上是杰出代表。

1988年，张庆忠第一次接受出省检查的任务。出省前，他在北京接受了20天培训。培训内容是金融财务法规，大学里学过的课程。大学毕业后，经过几年的实践，这些法规他已了如指掌，同事们有问题常请教他，称他金融法规顾问。参加培训的同事都说，这次去北京，张庆忠总算逮住了放心玩的机会。谁也没想到，张庆忠不仅休息日没出去玩过，就连培训班集体组织的参观故宫、长城他也一次没去。他把这些时间都用在整理笔记、消化笔记上了。人们很纳闷，张庆忠是第一次到北京，为何对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不感兴趣？当时福建带队的组长也劝说：小张，机会难得，大家都去了，你干嘛不去？张庆忠说，今后还会有来北京的机会，可参加培训的机会说不定只有这一次。回去后就要出省检查了，能不能让被检查单位心服口服我心里没底啊。

正是这种超乎常人想象的勤奋敬业精神，使张庆忠成了福建专员办的业务尖子。凡是重大检查任务，领导首先想到的就是张庆忠，只要张庆忠出场，再隐蔽的问题他也能抓出来，再难办的事情，他总办得利利索索。

1996年，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沈阳视察辽阳化工厂时发现一个重大问题：贷款20亿美元的乙烯项目没钱还贷。他让有关部门调查，我国企业究竟借了多少外债？有多少家缺乏还债能力？有多少家需要“以税还贷”政策扶持？朱镕基最后责成财政部一定要查清此事。

福建外汇借款项目调查任务交给了张庆忠。张庆忠先从哪些企业借了外债查起，联系了财政厅、经贸委，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张庆忠一家一家地打电话，500家大中型企业问个遍，然后跑企业收合同，跑银行查外汇收据。那阵正是酷暑盛夏，张庆忠天天骑个破自行车在外面跑，腿都跑细了。他连续忙了两个多月，终于查清福建有80多户企业借过外债。然后，他又根据国家政策，一一审核，最终列出40家企业可以享受财政部退税优惠政策。这40家企业拿到财政部复核，39家顺利通过，复核通过率达97.5%，而兄弟省份的通过率仅有70%左右。后来财政部让张庆忠参加全国复核，他负责复核的省份上报“以税还贷”的企业500多家，张庆忠铁面无私，一口气砍掉100多家，而且让你说不出一个“不”字来。

财政部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对这位年青人的工作精神和工作质量非常赞赏，却不知张庆忠当时是忍着肝区的疼痛完成这一切的。

同事们都记得南昌卷烟厂违纪金额高达3.54亿元的案例。这3.54亿元是通过虚开45张增值税发票实现偷漏消费税1.44亿元，手法十分“巧妙”。但是，张庆忠在该厂1997年的其他业务往来和收入中一下子就发现了蛛丝马迹，接着延伸到1996年的其他业务往来和收入，把问题查了个底朝天。这桩公案震动了江西省领导，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亲自出面处理这桩公案，并给有关同志记功嘉奖。

1998年9月16日，张庆忠和另两位同事一起乘火车去南昌，配合财政部核查组对南昌卷烟厂偷漏消费税一案进行复检。45张违纪发票的复印件装在挎包里，张庆忠生怕有什么闪失，睡觉时当枕头枕在头下。深夜12点多，列车停在一个三等小站。一乘客嫌闷就把车窗打开来透气。一只手突然伸进车窗拽走了张庆忠头下的挎包，张庆忠被惊醒，跳出车窗就追。同事说，车要开了，再说贼在暗处，捅你一刀也不是事，别追了。张庆忠却说死不足惜，45张发票的复印件是从数十万张凭证中复印出来的，再重新复印这些凭证可就难了，发票丢了，对福建专员办影响不好，我得留下。在当地“110”的帮助下，张庆忠找回了挎包和发票，但损失了3000多元出差费和一部手机。张庆忠认为，这些损失理所当然应由他承担。当领导提出给他补助时，张庆忠谢绝了。

张庆忠是位言行一致的人。可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倔劲上来，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得罪什么人。1997年，他奉命查仙游电力公司的账，查出515.34万元应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而没有纳入的问题，应该补缴增值税120.34万元。当时，全国此类事甚多，不少地方以“法不责众”为由，不按政策处罚。可是，张庆忠硬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死活不肯“灵活处理”。最后，一位县领导出面说情。对他说：庆忠啊，这点钱如果上交国家财政，国家也富不起来。你是仙游人，应该知道仙游很穷，这百十万元对仙游来说多么重要。再说你们查了几十家企业，不都是这样吗？在人家手上能放过去，在你手上怎么就不行呢？俗语说得好，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就办件造福乡梓的好事吧。庆忠也不绕来绕去，人家费了半天口舌，他就硬梆梆一句话，拿原则做人情我不干，家乡父老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吧。

采访中，人们一致认为，为了保全国家利益，张庆忠舍得丢弃一切，并甘愿忍辱负重，堪称典范。

当这篇纪实性报告文学将要结束的时候，张庆忠正处在弥留之际，他那腔沸腾的热血正在凝固，他那热切的目光就要熄灭。然而，他圣洁的灵魂像危崖孤松，傲岸且一片生机。因为：

他的心灵不俗，即使地位卑微，他的目光照样深远，他的见解照样深刻；

他的心灵不凡，即使处境窘困，他的双肩擎起的却是刚毅，他所怀抱的却是崇高；

他的心灵不屈，即使压力再大，他的足音依然铿锵，他的站立依然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