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各界，都开始注意增加居民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消费方面，谈得最多的莫过于城镇住房消费。我国正处于住宅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住宅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目前约为2%，与发达国家的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相比，我国的住宅消费刚刚起步，潜力很大。对此，确立把住宅产业作为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将住房消费作为现时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点加以培育，无疑是正确的选择。然而，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住房消费的新政策，但住房消费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消费热点。住房消费呼唤着政策的进一步创新和突破。笔者想，不妨借鉴国外“投资移民”政策的经验，实施“消费移籍”政策，以扩大城镇住宅消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消费移籍”政策及其可行性

所谓“消费移籍”，顾名思义，即以一定数额的消费来换得户籍的转移。具体地说，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移籍”政策，就是让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通过消费一定额度的城镇住宅，可以取得户籍（主要指独生子女的户籍，如果消费几倍于规定额度的城镇住宅也可以是全家三口人的户籍）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当然也可以包括，小城市居民家庭，通过消费一定额度的大城市住宅，实现户籍由小城市向大城市的转移。其根据是：

（一）农民有钱消费。截止到1998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5万多亿元，根据银行和居民家庭统计调查推算，农民储蓄存款占28%左右，即有15000亿元左右的存款，加上手头现金8000亿元左右，共计大约有金融资产23000亿元，即使具备“消费移籍”条件的居民家庭所牵涉的金融资产只占1/5，也有4500多亿元资金。如果不用消费政策加以引导，许多农民家庭情愿将多年积攒的钱用来交计划生育罚款，也要多生孩子。

（二）农民愿意“消费移籍”。目前，城镇差别仍然较大。无论是收入、消费、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还是子女教育、就业、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等方面，农村都不可与城镇相提并论，城乡差别很大。尤其国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农民家庭更是望子成龙，都希望通过努力，让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将来有一个好的职业，享受到各种社会保障。“消费移籍”政策，给农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使农民的良好愿望成为可能。

（三）城镇有房消费。近年来，商品房投资呈快速增长势头，1998年，仅国有投资就达2000多亿元，住宅建设远远大于住宅销售，空置商品住宅在1997年6000多万平方米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增加，超过7000万平方米。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有力地推动住宅业的发展，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住宅。当然，由于存在如房价过高、缺少经济适用房、住房配套设施不全、住房金融落后、抵押贷款年限短等各种原因，住房消费还没有成为人们的消费热点。但随着住房制度的进一步改革，这些问题终将得到合理解决。如果再尽快推出“消费移籍”政策，住房消费必将迎来消费的春天。

农民“消费移籍”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具有一定额度（如5万元、10万元、20万元等）的自有资金；具有良好信誉、守法记录的独生子女家庭。

实施“消费移籍”政策，需要注意的问题：不同城市实行差别政策，特大城市实行年度配额管理；规定自有资金下限，不足部分可以抵押贷款；住房与户籍实行一定年限的捆绑，超过限定年度，可自由处置；“移籍”的子女，在住房所在地就近入学，不得受到任何歧视等。

二、实施“消费移籍”政策意义重大

实施“消费移籍”政策，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一）启动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1998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1700多亿元，比1997年增长超过40%，面积达9500多万平方米。如果实施“消费移籍”政策，农村居民23000亿元左右金融资产中即使每年只有3%用来消费城镇住宅，也有700亿元左右；如果加上抵押贷款部分，再投进700亿元左右，住宅消费就可以达到1400亿元左右；如果扣除农民因消费城镇住宅而减少的其它方面的消费，即消费“挤出”的部分，大约200亿元左右，每年住宅至少将比现在多消费1200亿元左右，按照1998年每平方米售价约1800元计算，住宅消费面积可达6000多万平方米，接近于我国近两年空置房面积。仅此一项，就可以拉动GDP增长约1.5个百分点。而且，还可以推动与住房相关的产业如木材、钢材、金属钢、金属铝、化工品、塑料工业、地毯、以及家具制作等大发展，推动城镇住宅建设、销售、租赁、转让的良性循环。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加快城市化进程，进而加快国家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基本在8%左右徘徊。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现有的城市化水平已近18%。应该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直接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下个世纪，我国城市化进程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实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施“消费移籍”政策，将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即所谓的“农转非”。按照上面的保守估计，平均每年有700亿元投向城镇住宅，按10万元可以有一个农民子女“农转非”计算，平均每年多70万个“农转非”，而这70万“农转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农转非”，他们大多都是儿童或未成年人，将进入城市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与培训，是未来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至少相当于210万个一般意义上的“农转非”，无形中提高了城市化质量。这对21世纪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三）偿富于民，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建立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提供了巨额的资金积累。我国农民为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奉献了巨大财富。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对农业积累超度提取，农村资金被过量抽走，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导致农业生产手段长期落后，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农民利益严重受损。虽然改革初期，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致使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曾一度缩小，但八十年代末以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重又明显扩大，农业积累再次增加，从而使农民实际收入减少，生产水平下降，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对此，我们认为应该正视这一突出问题，一方面，要逐步理顺工农产品的比价关系，解决“剪刀差”问题，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另一方面，在政策制定方面，应该给农民提供更多机会，偿富于民。实施“消费移籍”政策，既能使富裕的农民有机会成为城市人，给现在还没有能力“移籍”的农民多一份激励，又能使更多的人离开这稀少的土地，使后来的农民有机会更快地富裕起来。

（四）激励农民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控制农村人口增长。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重中之重的问题，截止到1998年底，我国人口接近12亿5千万。有专家预计，到下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高峰，这也是我国有限的土地所能养活的人口高限。我国农村人口控制难在两个关键原因，一是没有保障机制，二是没有激励机制。在农村系统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之前，制定适当的激励机制应该是较佳的选择。“消费移籍”政策就是这样一个激励政策，激励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农民家庭考虑生育问题是很实际的，一是生孩子是为养老，如果经过父辈的努力，孩子有机会成为城市人，养老就会有一定依靠，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二是农民生越少的孩子就越是望子成龙，都希望孩子长大有一个好的前程，农民在判断是否有能力使自己的孩子“消费移籍”之前，不会轻易生二胎，而过早破灭“消费移籍”之梦。实行此项政策的结果是，一部分农民家庭终生就会只要一个孩子，一部分家庭至少会推迟生二胎的计划。这两种情况对计划生育工作都是很大的促进，对我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建立和完善配套政策，推进实施“消费移籍”政策

面对国内国际严峻的经济形势，目前应该是我国实施“消费移籍”政策的大好时机。对此，我们的政策制定部门需要尽快深入研究其可行性，评估其实施效果，尽快做出决策。实施此项政策，除加大舆论宣传外，还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

（一）收入政策：

1.尽快颁布农民负担法。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有相当一些地区，还是不能很好地执行中央有关减少农民负担的各项规定，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其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一部农民负担法。现在，各类有关农民负担的文件、规定很多，有中央的，有省市的，还有县里的，谁都说有政策，理论上似乎明白，但一触到具体负担就分不清哪是合理的，哪是应该负担的，更不用说知识水平较低的农民了。所以，笔者呼吁，农民负担要立法，至少要有明确、具体的统一规定，让农民负担有根有据。只有减少农民负担，农民才能不断积累财富，实施“消费移籍”。

2.逐步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提高农民实际收入。农村消费起而不动，固然原因很多，但农民收入增长放慢，是主要原因。当前国家欲启动经济，希望在启动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方面有所作为，在目前全国物价总水平连续走低的情况下，适当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性政策选择。既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进而启动农村消费，特别是支持实施“消费移籍”政策，又可以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民生产水平。

3.增加对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农村增加收入、扩大消费创造条件。近年来，国家扩大固定资产投入，主要投向农林水利、公路、铁路、通信、环保、仓储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而忽略了对县以下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县级财政一般都成了吃饭财政，有些连吃饭都不够，还要靠增加农民负担来维持，根本就拿不出钱来搞投资；对县以下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又没有一套好的激励政策，调动不了地方的投资积极性，吸引不了集体和个人的集资投资，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应该尽快有所扭转，各级政府要有经济发展的战略眼光，要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想方设法增加对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农村增加收入、扩大消费创造条件。

（二）住房政策：

1.出售公房、开放住房二、三级市场。出售公房、开放住房二、三级市场，是住房建设、消费、租赁、转让等走向良性循环、住宅业大发展的基本条件。公房出售，让人们有自由处置权，如允许出售的公房自由走向市场，取消年限限制等。这样，小房可以换大，远房可以换近，旧房可以换新，等等。而且，由于农民的消费能力有限，“消费移籍”政策不可能制定过高的自有资金下限，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旧房和经济适用房上市，农民才能买得起住房。所以，出售公房，让旧房尽快上市，既是大力发展住宅产业的需要，也是实施“消费移籍”政策的需要。

2.加强住宅建设质量监督，保护农民消费利益。富裕起来的我国农民，是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靠一技之长、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富裕起来的，可以说“富裕来之不易”。国家实施“消费移籍”政策，必然有部分农民进城买房，如果我们的住房质量不过关，或者配套设施不到位等，必然对农民造成经济损失和伤害，这必将损害农民进城消费的积极性，妨碍“消费移籍”政策的有效实施。所以，我们应该加强住宅建设质量监督管理，保护居民的合法利益，保护农民的消费利益。

3.配合“消费移籍”政策，允许农民购房抵押贷款。“消费移籍”的自有资金下限不宜定得太高，太高会给大部分农民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达不到应有的政策效果，至少要让1/3的年轻农民家庭抱有希望，让部分家庭现在就有能力“消费移籍”，让部分家庭经过努力才有能力“消费移籍”，让部分家庭尽管可能永远没有能力、但也不愿过早放弃“消费移籍”的梦想。与此同时，银行应允许农民抵押贷款一部分，当然超过自有资金一定额度需要有担保，并且将还款的年限延长至20年甚至30年。当然，在全部还款之前，户籍与住房不得“解绑”。

（三）就业政策：

“消费移籍”是根据消费多少来确定是全家移籍还是子女一人移籍，根据我国目前农民收入水平的实际情况，一般都是子女一人移籍。对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就是这些移籍子女的父母虽然户籍不在城市，但是，除了孩子有人托管外，父母至少有一方要与孩子生活在一起，监护孩子的成长，这样就引出了父母的就业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给这样的父母在就业上有一定的政策？比如，只要子女户籍在城市，父母也有在该城市就业的权利，或者至少有一人有就业的权利。否则，会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出现，不利于“消费移籍”政策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