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产权清晰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产权清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产权，即财产权。最初，产权是指所有权以及与所有权相应的使用、经营权在法律上的表现，产权和所有权是一回事。后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借贷资本，特别是出现了股份公司，所有权和使用、经营权分离了，产权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公司里，资产的所有权属于投资者——股东；使用、经营权则属于企业法人，董事会和经理是法人代表。股份公司的资产形式上是“共有”的，实质上还是私有的，因为股权归个人所有。在那里，产权是清晰的。

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产权也是清晰的，不清晰的是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原因是，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和使用、经营权是一体的，长期只讲所有权而不讲产权。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成为法人，所有权与使用、经营权必须分开，于是，就出现了产权清晰的问题。

理论来源于实践。现实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要求从理论上进行探讨。80年代末，产权便成为热门话题。当时，有人把国有资产分为终极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有人把它分为所有产权（或原始产权）和法人产权（或现代产权），用意都在于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决定》提出产权问题，没有采用两种所有权和两种产权的说法，而是确认：国家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有所有权；企业具有法人财产权，对资产有独立支配的权利。据此，已经可以把所有权和使用、经营权分开。这样，企业作为产权主体，就可以在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实行产权的转让、兼并和改组，盘活存量，达到调整和优化结构、从总体上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产权清晰既然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当前不强调这个问题，提出要认真抓好三个环节，即抓好政企分开、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呢？我认为，这是党中央的一种工作部署，从实际工作的角度看，这样的部署是正确的。

现代企业制度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它们是互相依存的，而以产权清晰和政企分开的关系最为密切。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政企分开步履维艰，落实企业自主权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抓产权清晰也不容易达到目的，而且会出现扭曲。因此，还是得抓政企分开。抓政企分开，不是否定产权清晰，相反地，它可以为产权清晰铺平道路。产权清晰最主要的标志是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试想，如果《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所规定的14项权利包括投资决策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统统都落实了，企业法人财产权不也就水到渠成了吗？

产权明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产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根据各自的理解去明晰产权，在工作上容易出现误导。

比如，有人把产权清晰仅仅理解为公司化、股份化。规范的公司，确实能够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但是，在部署上不能一哄而上，只能通过试点，逐步推行，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企业都办成股份公司。如果我们局限于公司化、股份化，绝大多数企业就会等待观望，不知怎样行动，而国有企业改革已刻不容缓不能再等待观望了。现在提出抓三个主要环节，绝大多数企业就知道怎样行动了。

比如，有人把产权清晰理解为出卖国有资产，亏损的企业卖，赚钱的企业也卖。这种主张，对实际工作已经产生了影响。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把国有企业出售给个人，《决定》已经指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现在实际上已不限于小型企业）。卖给集体没有多大问题，但不能把大部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企业主和外国资本家，尤其不能刮出卖风。理由是：向私人企业主和外国资本家出售国有企业，是所有权的变化，即从公有变为私有。从产权交易的形式来看，是国家放弃了企业的所有权，取得了货币，如果是等价交换（实际上很难做到），国家并没有损失什么。但是，企业不同于一般商品，它是活的细胞，国有资产是会增殖的。国家把这部分资产出售以后，增殖的权益就转让给了购买者。当然，我们可以把收回的货币资金用于建立新的企业、支持大中型企业或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但是，在现有体制下，出售国有企业的资金，很难按预想的目的使用。比如，小企业多是县属企业，即使出售以后收回一部分资金，也不可能用来扶植大中型企业。因此，向私营企业主和外国资本家出售国有企业要十分慎重。

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的主要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搞市场经济，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能不能行得通？国内外都有人怀疑。有些人认为，中国迟早要实行私有化。对此，我们头脑要清醒。当然，只出售少量的国有企业，并不会影响公有制为主体，如果大量出售，就不能保持公有制为主体了。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建成。

我们必须树立信心，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国外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最近，产权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对中国产权问题讲过一段话。他说：“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以私有制度已经存在为假定前提的，这就容易推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唯一前提的结论，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也只有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作出证伪。中国可能会找到某种替代的财产制度，这种财产制度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通过明确界定各产权主体的地位和关系，建立起市场交易。如果在公有制下也能建立起市场经济，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因为在中国实施全面的私有化，其改革成本肯定将是很大的。如果改革成本大于改革后的新制度所能节约的交易成本，则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真理的追求》1995年第3期）我认为，这是一种科学态度。

二、关于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即政企职能分开，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来的。《决定》指出，为了增强企业活力，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为此，就要确立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实行政企职能分开。“就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说，今后各级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政企不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国家计划一直管到企业。这就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企业成了政府机构的附属物，失去了活力；二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管理机构。因此，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另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主要的方面是转变政府职能。

我国的城市改革，是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利润分成，承包经营，利改税，租赁和股份制试点，出发点都是为了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则用法规的形式把它肯定下来了。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正确的。在微观上，凡是真正落实了经营自主权的企业，都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在宏观上，什么时候扩大企业自主权，整个国有企业的效益就上升，什么时候收缩企业自主权，整个国有企业的效益就下降。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是不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了，确认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延续和发展。

现在，企业自主权不落实，主要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企分开进展迟缓。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开为什么这样难？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我们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市场机制不成熟，一些资源分配的责任和权力还在政府，企业不能完全做到不找市长找市场，从政府来说，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广泛建立起来，它除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之外，还要保持一方社会稳定，政府对企业也不能撒手不管。

主观原因是，政府机构改革进展迟缓，有机构就得找事管，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管。庙多，神多，部门之间互相牵制，企业上面一堆婆婆，哪个婆婆都要说了算，使企业无所适从。权和利是结合在一起的，放弃权利就意味着放弃利益，有些机构为了局部利益，不肯放松。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艰巨性。

政企分开，是指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不是说政府就根本不管企业了。政府职能转变以后，国家对国有企业仍然有两种职能。一是经营管理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和计划指导，即规划、协调、监督、服务的职能。这种职能也适用于其他经济成分，是履盖全社会的。二是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即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的职能。这两种职能也必须分开。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谁来执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有人主张建立管理国有资产的专门机构，有人主张建立国有资产经营机构，作为政府和企业的隔离层。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政企分开以后，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还保留有什么权利？《决定》规定有三项权利：（一）资产受益，即按资产收取上交利润或股息、红利；（二）重大决策（这主要应由董事会或经理执行）；（三）选择管理者。其余的权利都属于经营主体——企业。按照《决定》的精神，我认为，不宜在增设机构上作文章，应当适应体制改革的需要，转变现有政府机构的职能。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探索。比如，把原来的主管局改造为资产经营公司，把国有资产委托给行业性公司、企业集团、大型企业经营…等等，可以通过实践，选择适当的形式。原则是有利于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投资主体和法人实体，有利于精简机构而不是扩大机构。

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企业改革的关键。在这方面还需要探索，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党的十四大指出，“这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不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难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建立。”因此，当前抓政企分开仍然十分必要。

三、关于加强企业经营管理

为什么要强调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因为企业经营管理落后，已经成为当前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据《经济日报》去年6月6日的报道，国家计委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秘书处1991年调查50个亏损企业，其中由于政策原因造成企业亏损占19.4%，宏观管理原因占47.8%，经营管理原因占32.8%；1993年调查2586个企业，其中由于政策原因造成企业亏损占9.09%，宏观管理原因占9.2%，经营管理原因占81.71%。当然这个数字不一定能反映全面情况，但经营管理落后已经成为国有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则是确定无疑的。

企业管理落后，有历史原因，1958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企业管理破坏严重，有的企业至今没有完全恢复。也有现实原因，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同志最近指出：“在新旧体制转轨中，一些企业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忽视了改进和加强管理工作。一些厂长、经理把市场上的灵活经营与企业中的严格管理对立起来，相互混淆，管理失之于不严；由于企业外部矛盾热点增加，一些厂长、经理的主要精力转移，削弱了内部管理；承包制和职工收益与企业实现利税挂钩，引起不少企业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放松了管理；面对市场竞争和内部关系诸多问题，一些企业急于求成，情绪浮燥，心理失衡，不安心抓艰苦的管理工作，出现了‘以包代管’、‘以罚代管’、‘以奖代管’等倾向，总是想找到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超越艰苦的具体的管理，而解决企业的各种问题”。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有人热衷于饮用红茶菌，练气功，就是不好好吃饭，他是不可能健康的。管理对于企业来说，就好比吃饭。

管理不能代替改革（虽然管理本身也有改革问题），改革也不能代替管理。管理落后，改革也很难收到预期效果。实行公司制、股份制的企业，如果管理跟不上，同样不能提高效益。

现在，凡是效益好的企业，都是管理基础好又不断改进管理工作的企业。青岛海尔集团就是靠抓管理抓出了效益，靠练内功提高了素质。它的经验是，从创业开始即确定了名牌发展战略，坚持了正确的经营观念、持续不懈地推进管理工程，总结、发展并有效地推行符合企业特点，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日清日高管理法（OEC），形成企业内部的良性运转机制，并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邯郸钢铁厂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也是一种管理工程，实行4年，效果显著，使产品成本大幅度下降，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

从海尔和邯钢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管理需要借鉴国外的管理理论和经验，但不能照抄照搬，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管理方法。邯钢在处理总厂和二级分厂的关系时，没有采取划小核算单位，使分厂变成独立法人的办法，是符合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科层制结构理论的，但它有自己的创造。邯钢在总厂统一领导下，以国内先进水平和本单位历史最好水平为依据，对组成成本的各项指标逐项进行比较，核定出内部目标成本，然后层层分解，落实到分厂、车间、班组和个人，实行成本否决。这样，就不仅总厂要承受市场的压力，分厂、车间、班组和全体职工都要承受市场的压力，形成“市场重担人人挑”的局面。成本是企业内部的综合指标，要降低成本，必须降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就要加强企业管理，制定先进定额和准确的原始记录，并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邯钢把成本看作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牛鼻子”，有一定道理。

第二，加强管理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主要指拉开工资奖金差距，有奖有罚，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激励机制的加强管理，只能“写在纸上，讲在嘴上，贴在墙上”。海尔认为，激励机制是日清日高控制系统正常运转的保证条件，他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的原则，一是公开、公平、公正；二是要有合理的计算依据。邯钢在保证职工基本工资收入的前提下，把占工资总额40%以上的奖金，全部按贡献大小拉开差距。它的一个重要办法，是全厂实行成本否决制度，凡完不成成本、费用指标的单位，不讲客观，一律免发当月全部奖金（但累计完成后可补发）。激励机制并不神秘，只要办法对，运用得好，很快就可以见效，有的企业只靠推行计件工资不就改变了面貌吗？

第三，加强管理要靠企业家。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凡是管理科学、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总是有一位好的厂长、经理，他们是政治思想强，敢于和善于经营管理，懂业务又懂技术的企业家。我们要培养社会主义企业家，就像在战争时期培养各级指挥员一样。对企业家，应当实行区别于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方法，取消行政级别，实行年薪制，把企业的经营效益和报酬联系起来。

加强企业管理，从当前看，是提高经济效益问题；从长远看，是提高职工队伍素质问题。一个国家要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关键是要有一支素质好的职工队伍，而优良的素质只有通过企业的严格管理才能培养和训练出来。

（本文选自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199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