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低通货膨胀或无通货膨胀与高经济增长能否兼得

从1993年延续到1994年的通货膨胀，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通货膨胀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4年1-9月份与上年同期相比，消费物价指数为23.3%，零售物价指数为20.9%。西方国家一般将物价上涨幅度3%以下称为物价基本稳定，3%-5%称为“温和型”通货膨胀，6%-10%称为“奔腾型”通货膨胀，10%以上称为“恶性型”通货膨胀。直接用这个标准来评价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程度，显然是不适宜的。因为我国的经济基础与西方国家差别很大，加之近几年的价格改革，物价波动难免大一些。因此人们一般认为，我国的情况应该是：物价上涨低于6%为物价基本稳定，6%-10%为中度通货膨胀，10%-20%为严重通货膨胀，20%以上为恶性通货膨胀。即使根据这一标准，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也还是越过了严重通货膨胀的边缘。与此同时，我国的GNP增长率继1992年的13.02%、1993年的13.41%之后，1994年预计可达11.5%。发展中国家年经济增长5%-6%即为高速增长。因此，人们在承受严重通货膨胀的同时，也享受着伴随高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高经济增长是否必然引起高通货膨胀？或者说只有以较高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才能换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否定论”，认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无关；第二种是“肯定论”，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伴随通货膨胀；第三种是“不确定论”，认为不能把二者归结为单一的相关关系或不相关关系，二者可能有不同的组合。

笔者认为高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与高通货膨胀伴生。因为如果经济增长是适度的，是国力所能承受的，短期内，就不会因需求的拉动而造成物价的过度攀升。此时，物价虽有所上升，但不会上升很高，因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是潜在的资源。从长期看，由于经济增长可带来供给的增加，反而会使由于需求扩张引起的那部分物价上涨得到抑制。因此，用经济增长来治理通货膨胀是代价最小的方法。二战后，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西德经济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递增，而物价指数每年平均只增长约2.7%，当然，这是建立在西德接受了一战后恶性通货膨胀的惨痛教训，对通货膨胀实行严厉治理的基础上的。近40年，台湾经济平均增长8%，虽然个别时期物价也有较大涨幅，但一般上涨率仅为4%-5%。由此可见，低通货膨胀或无通货膨胀与高经济增长是可以兼得的。相反，通货膨胀必与低经济增长相伴生，甚至抑制经济的增长。因为通货膨胀会使价格信息失真，误导社会资源的配置。巴西1965-1973年通货膨胀率为28%，人均经济增长率为7.2%，高通货膨胀与高经济增长并存；1973-1980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上升到45%，人均经济增长率下降到4.5%；此后，通货膨胀迅速加快，到1989年，通货膨胀率达到约1000%，人均经济增长率急速下降，甚至变为负数。

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是凯恩斯的主张。而实行这一政策主张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成熟的市场机制，二是生产能力过剩，不存在资源约束。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西方国家70年代以前推行凯恩斯的通货膨胀政策，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那时不但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也较低。但由于通货膨胀有一种自我加速的机制，在这些国家，由温和的通货膨胀逐渐演化为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也出现了停滞，出现了“滞胀”。这表明，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是短视的。这些西方国家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认识到“没有健全的货币，就没有健全的经济”，在80年代初放弃通货膨胀政策，追求没有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是经济学理论上的误区，而把它应用于现实的经济政策来指导经济实践，更是一种理论的误导。此外，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也通过计量分析证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不能长期地推动经济增长。

就我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而论。1953-1985年的33年中，我国的经济波动与物价波动基本上呈反方向关系。这主要是由于实行定量配给的情况下，需求受到限制，物价主要随供给而发生变化。当经济增长时，供给改善，物价或在绝对水平上或在增长率上表现出下降，当经济下降时，供给紧张，商品严重短缺，物价则上升。1986-1994年的9年中，我国的经济波动与物价波动无论在绝对水平上还是在增长率上均呈同方向变化。下面的统计表更加明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计量通货膨胀的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P与GNP年变动率之间的关系。其中P是以1978年为100的居民生活费用定基指数。

从P与GNP的波动情况看，这似乎支持了“肯定论”，即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伴随高通货膨胀。然而长此以往，巴西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负相关关系，不能不引以为前车之鉴。

二、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主要原因

导致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既有需求拉动，也有成本推动，还有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所必须承受的物价上涨及一些难以避免的因素所造成的物价上涨。

所必须承受的物价上涨包括：（1）价格改革带来的物价上涨。渐进的价格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价格向价值的回归必然带来物价上涨的阵痛。价格形成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由凭票证和定量配给的潜在型通货膨胀变为现实的价格上升。对粮食购销价格的提高，对煤炭、石油、电力、运输等基础产品价格的调整，成为物价上涨的一个诱因。到2000年基本完成价格改革的任务之前，还会造成每年3-5%的物价上涨。（2）新出台的改革措施引起的物价上涨。据有关资料分析，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也使物价水平略有上升。不可避免的因素所造成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于市场不规范、竞争不充分形成的价格垄断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对于以上因素所引起的那部分物价上涨，可通过改革的逐步到位和垄断因素的消除而使物价上涨自动平抑。而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治理，则需要找出其内在的深层次的原因，方能对症下药。

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段名言：“就其是且只能是货币增长快于产量增长的结果而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为保持物价稳定，实现低通货膨胀或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使其与经济增长大体相适应。

现实经济生活中，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要有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以满足经济增长所必须的对货币的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的超量发行。由货币供应理论可知，基础货币与货币创造乘数之乘积，便为货币供应量。其中，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现金与金融机构存入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两部分构成，其规模可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出来：

基础货币=（对国外的债权+对政府的债权+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其他资产）-（对国外的债务+对政府的债务+其他债务和资本）

从以上方程式可以看到，基础货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1）国外债权债务变化的影响。国外债权债务的变化，是与一国的国际收支，特别是其外汇储备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表现为人民银行外汇占款的增减，它一向是影响货币发行的因素。自1994年汇率并轨后，实行结售汇制，外国资本进入增加，特别是在我国汇率坚挺，利率倍于国外的环境下，外汇结存的增长成了基础货币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政府债权债务变化的影响。政府债权债务的变化，强烈地受到政府财政收支差额，以及政府处理这些差额方式的影响。我国财政连年赤字，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这也是使基础货币扩大发行的原因之一。（3）金融机构债权债务变化的影响。金融机构债权债务的变化，反映了金融机构依赖中央银行的资金从事其贷款活动的程度。在我国表现为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我国再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相脱节的情况经常出现，并且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常常成为专业银行逼迫中央银行基础货币超额供应，导致供应增长过快的渠道。

影响货币供应的另一类重要因素是货币创造乘数。货币创造乘数指的是在货币由现金和存款构成，以及银行实行部分准备金制的条件下，金融体系依据某一定量的基础货币，与其可以提供的货币供应量间的倍数。货币创造乘数的大小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1）存款的法定准备率。法定准备率与货币创造乘数成反比，即其他因素不变，法定准备率越低，货币创造乘数越大，反之亦然。（2）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率。这一比率与货币供应呈负相关关系，即这一比率上升，货币供应量将减少，反之则增大。（3）现金/活期存款率。这一比率亦与货币供应呈负相关关系，即这一比率上升，意味着货币供应中具有扩张能力的活期存款减少，货币供应量自然减少。反之，货币供应量则增大。（4）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它与货币创造乘数成反比。即在其他因素不变时，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规模越小，货币创造乘数越大，反之亦然。

综合上述影响货币供应的因素，可以看到，在现代信用制度下，货币供应是一个经济社会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控制货币供应是一件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事情。中央银行受制于政府，固然应当承担货币膨胀发行的主要责任，但以为强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就可关住货币的闸门，从而杜绝超量的货币供给，则肯定是过于简单的。

虽然货币超发在许多情况下都能直接拉动物价上涨，但由于从货币超发到物价上涨要经历许多中间环节，有相当的时滞，而许多超发的货币也可能在某些中间环节上沉淀下来，累积起来，因而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完全可能非同步化。但连续几年货币供应量偏多，就会造成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毫无疑问，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也与历年来货币超发有关。

总之，由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殊因素的作用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再加上历年来超发货币的影响，二者叠加作用，形成了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三、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建议

通货膨胀，尤其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严重威胁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也影响着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在经济增长中对通货膨胀进行严厉的治理。

1.把握货币供应量的合理增长。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如何确定合理的货币供给量；（2）在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如何把握新的货币运行机制，估量基础货币的规模，货币乘数的效应及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货币的投放应根据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支付制度的变化等予以相应的增加，从而使货币供应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适应，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润滑剂。要抑制通货膨胀，达到低通货膨胀甚至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目标，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此外，由于货币对物价存在较强的滞后影响，所以控制通货膨胀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仅靠当年的强烈紧缩难以奏效，如果紧缩失度，还可能造成经济的萎缩。

2.稳妥审慎地推进价格改革。1994年物价上涨因素中，有一定比例是由于对扭曲价格的调整造成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这部分涨价虽属必须承受，但也应选择好时机，把握好力度。

3.规范市场主体行为。通过立法建立有效的市场交易秩序，防止由于垄断行为造成的物价上涨，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市场运作效率。

（责任编辑 张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