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省通州市财政系统，有一个以“老”而出名的人：平日里，上下左右都半开玩笑地称他“张老”；看到他拟定的文件时，大家称他“老笔”；乡村干部见了，称他“老熟人”；在处理棘手问题时，大家称他“老解决”；他的妻子在背地称他为“老不顾家”……

这个以“老”相称的人，就是虚岁刚刚45的通州市财政局农财科副科长张瑞祥。

张瑞祥何以拥有一大堆“老”字号的雅称？

（一）

张瑞祥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品学兼优的他没能如愿读高中。“文革”后，他凭着自己的那份灵气和才气，被一家乡办厂看中，当上了会计，与算盘结下了不解之缘。1981年，通州市财政系统公开招聘干部，张瑞祥又以优异的成绩应招。

上任伊始，领导上就把农税征收的重担交给了他。他什么也没说，就接下了。通州偌大的一个农业县，偌大一个农税征管的摊子，他一个人顶着，一干就是7年。1988年，科里增加了两个新手，张瑞祥又揽下了“带徒”的任务，更是继续没时没点地工作。大家都说，张瑞祥一个人干几个人的事，是个大忙人，可张瑞祥总是笑道：“忙一点有啥？我们是在为国家理财哩！”

张瑞祥的宿舍在办公室的楼上，在外人看来，“连家店”可以给照顾家庭带来许多方便，可正相反，他利用这个“地利”，上班比谁都早，下班比谁都迟，节假日加班是家常便饭。有时正吃着饭，就被人叫去到办公室接电话，接待来访。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工作、处理问题，一下去就是好几天，可每次回来，他都顾不上休息就钻进了办公室，有时他已在办公室忙了半夜，他的爱人和孩子还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超负荷的运转，使身体本来就不很结实的他显得更加苍老、憔悴。一些来办事的群众见到他那模样，就称他为“老同志”，时间一长，“张老”竟成了他的代名词。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张瑞祥不介意人们怎么称呼自己，成天盘绕于他脑际的，是怎样确保及时完成国家的税收任务，某某乡镇完成任务出色有什么经验，哪些乡镇在征收工作上遇到了麻烦需要他去帮助解决，对哪些受灾户的灾情心里没底得到实地去了解，哪些“钉子户”得亲自出马去拔，哪些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至于自己的冠心病，年迈的父母亲，多病的妻子，正在读书的孩子，他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

1992年7月19日，他的爱人成茂兰心肌炎突然复发，送医院抢救，输了20个小时的氧气后才缓过气来。面对无力地躺在病床上的爱妻，张瑞祥流泪了，他横下心来，调休十天，精心护理。可是，当成茂兰稍有“转机”，他就“分心”了。那天中午，他回家为妻子做饭，这时来了一位农民向他打听受灾后减免农业税的有关手续。他立即放下手里的菜刀，带这位农民到办公室，一五一十地进行解释，直到对方明白了，又留这位农民到家里吃饭，那农民高高兴兴地走了。这时，张瑞祥才想起了妻子还在医院里等他送饭呢。

“他就是这样，‘老不顾家’！”那天，成茂兰和我们谈起张瑞祥的这些“糊涂”事，笑着“嘣”出了这么一句。

（二）

“税款的征收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一切必须依法办事。”这是张瑞祥的口头禅。“该征收的一分钱不能少，不该征收的一分钱也不要，该减免的一定要如数免征。”这是张瑞祥在工作中对己的要求。为了做到这一些，十多年来，张瑞祥可以说碰够了钉子、吃够了苦头，也由此为国家作出了高水平的贡献。

1991年，通州市耕地占用税的征收工作遇到了三个棘手的问题：通掘公路、市土管局新置地开发公司和兴东机场三大工程共欠耕地占用税152.24万元，占该年全市此项税收总任务的32%。

这几笔巨额税款该不该收？有关单位说不该收。例如通掘公路工程，所欠的85.66万元，对方就是不肯交，他们的理由是，此工程是南通市市办项目，应向南通市征收；南通市财政局说，这笔税款该向通州市交通局收；通州市交通局说，这条过境公路的有关补贴他们还没有收到，哪里有钱交？这个“皮球”被踢来踢去，就是无人愿“接”。张瑞祥对照有关法规，认定此项税款必须征收，而且分文不可减、缓，就毫不犹豫地向通州市交通局发了《耕地占用税纳税通知书》。市交通局不理解，要求打报告向省财政厅申请免税，省财政厅明确答复：不能免，并将催交入库的任务落实到通州市财政局。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张瑞祥的“腰板”更硬了。不久，他获悉上级补贴的款项已经到了通州市交通局，就与局预算科联系，在专项拨款中如数划拨了税款，终于使这一块国税没有流失。

与此同时，凭着法规这个“后台”，张瑞祥如数征到了兴东机场和通州市土管局新置土地开发公司两家拖欠的耕地占用税141.70万元。

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从当年4月1日起执行，但10月份才落实到乡镇，这半年中的耕地占用行为便成了该项纳税的尾欠，连同先前已下达的批文，全市尾欠总数多达244.4万元，占该年度应征收税款63.2%。怎样完成这项“牛过了河拉尾巴”的任务？张瑞祥冥思苦想，决定先“投石问路”。经局领导批准后，他先在平潮、西亭两个乡镇进行“扫尾”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各乡镇推广。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全市于当年补征耕地占用税214.7万，占应征数的87.8%。有了这个经验，1988年，全市顺利完成了当年应征的161.2万元的任务。

“依法办事”，说起来并不难，但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单位和个人不以法律法规为然，明明应该承担的纳税义务，他们就是顶着不缴，成了“钉子”。有些同志怕“钉子”，就一避二拖三上交，一级一级的，终于交到了张瑞祥面前。

1986年11月28日，海晏乡乡领导电话向张瑞祥告急：该乡场西村某村民欠36.95元农业税就是不肯交，村支部书记去收，被他追打，已吓得不敢住在家里，乡党委书记亲自去收，他也拒不理睬。

张瑞祥不怕困难，风尘扑扑赶到这位村民的家里，轻言问纳税人：“你父亲每月享受多少补助？”“15元。”又问：“这钱是哪里来的？”“政府给的。”再问：“政府的钱从哪里来的？”纳税人无话可答了。张瑞祥抓紧这个时机，向他进行税法教育，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纳税人服了，当即卖了棉花，交足了所欠税款。第二年和第三年，张瑞祥都去找他谈心，自那以后，他再没有为交农业税闹过别扭。这个钉子一拔，全村的交税任务年年在乡里领先，直到现在，无一年例外。

“钉子”中还有一些是集体单位，对这类“碉堡”，张瑞祥照样攻下来。1985年12月26日，新开镇财政所电告张瑞祥：“长征大队全大队农业税至今分文未交！”张瑞祥放下电话听筒，立即出发，赶到这紧挨长江边的“独立王国”（当时这个大队不隶属任何乡镇，农业税由新开镇带管），一了解果然全大队176户的3591元农业税分文未交。经调查摸底，原来该大队支部书记的一个弟弟就是“钉子”，当哥哥的奈何不得弟弟，于是在全大队百姓面前“嘴不响”，还有谁肯从口袋里往外掏钱？掌握了这个“老底”，张瑞祥就从支书的弟弟“开刀”：宣传税法，讲清道理，交待政策，晓之以利害，从中午谈到天黑。起初，对方十分傲慢，既不让座，也不倒茶，张瑞祥就站着与他谈。围观旁听的不少群众受感动了，有的送来开水，有的则送来了所欠的税款，有的还壮着胆帮着张瑞祥一起开导这位“硬汉”。后来，他终于软了下来。接着，张瑞祥花了四天时间和有关同志一道，挨家挨户做工作，终于分文不少地将全大队所欠的税款收了上来。后来，这个大队划归了南通市。前不久，一位老同事告诉张瑞祥：从那年以后，这个大队（现已更名为“长江村”）再也没有发生过拖欠税款的现象。

由于经常拔“钉子”，所以“老解决”的雅号就叫开了。也由于人们经常见他出来处理这类难事，大家就称他“老熟人”。

（三）

说不清是从哪一天起，张瑞祥成了通州市农税工作的权威。大凡有关农税方面的政策规定及人们的来信来访，局里几乎都由他“作出解释”。张瑞祥的政策业务水平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完全靠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孜孜不倦的学习。

“平心而论，如果不注意不断地充实自己，我也真难以招架呢！”张瑞祥认真地说。

他的话是发自肺腑的。论文化程度，张瑞祥只有初中毕业，后来虽然在乡镇企业担任财会工作，但是难度无法与在市财政局负责农业税收工作相比。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张瑞祥开始了自己的拼搏：关于农税方面的书，他一本一本地读；关于农税工作的论文，他一篇一篇地学；关于农税征收的经验文章，他一字一字地看。渐渐地，他觉得自己开始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仅满足于此还不行，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财政干部，需要系统地学习、掌握有关知识。他决定参加全国成人自学考试，专攻财政专业。亲友们劝道：“年过不惑，何苦再啃那么多书呢？”张瑞祥说：“为了取得税收工作上的‘自由’！”

艰苦的学习，有力地提高了张瑞祥的政策业务水平。他曾4次在县级、4次在市级、2次在省级农业税收干部培训班上授课，学员达700多人次。1990年，张瑞祥起草了《农业税征收管理考核评比办法》，经市财政局领导批发实施后，各乡镇普遍反映，这个文件对加快农业税征收进度及解决基层征收经费不足，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一些内行人评论，张瑞祥对农业税收工作确实是内行。难怪人们称他为“老笔”。

张瑞祥迷恋事业，领导和群众自然没有忘记他。13年来，他8次被通州市财政局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通州市市委、市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