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要素配置视角来考察,再生产规律与价值规律是个什么关系?何者是基本规律?当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论点,认为价值规律是基本规律。持这种论点的学者,也许淡忘了再生产规律的存在,所以,也就不去研究再生产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弄清再生产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价值规律应当受到重视与尊重。价值规律作为调节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机制,是实现再生产规律的一种重要调节机制。但是,人们对于再生产规律,也应引起重视与尊重。所谓再生产规律是指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量的客观必然性,即“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经济发展要求总量平衡与结构比例协调。如果破坏这种平衡和协调关系,就是违反再生产规律,就必然破坏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我们对价值规律与再生产规律都要尊重,同时又要弄清它们的相互关系。再生产规律要求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调节生产要素配置,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同时又要求以企业利益为本位发挥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要素配置的作用,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看来,价值规律的作用,既受再生产规律的制约,又是实现再生产规律的调节机制。如果价值规律离开再生产规律,就必然失去调节的依据。
二、价值规律转化为市场调节机制,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商品中配置,有时生产要素从甲商品转到乙商品,或转到丙商品,或者作相反方向的流动。这种调节生产要素配置机制,是通过市场商品价格信号的变动而起作用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商品价格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生产某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二是某商品的供求状况。在生产某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不变的条件下,决定某商品价格变化的是市场供求状况。一般情况是:某商品供给多了,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某商品价格就下跌。企业根据这个市场信号,对生产要素进行再配置,即从某商品生产中转移一部分资源出去;当某商品需求多了,出现了求过于供的现象,某商品价格上扬。企业根据这个市场信号,对生产要素进行再配置,即从别的商品生产中转移一部分资源过来。从这个单纯化了的举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点:
(1)决定某商品是多了还是少了,是供过于求还是求过于供,是由再生产规律的客观比例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
(2)制约生产要素向哪里转移和转移多少,是由再生产规律的客观比例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
(3)价值规律转化为市场调节机制,受再生产规律制约,又是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商品(企业、部门)分配的资源配置机制。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离开这只市场调节无形的手,再生产规律就难以全面实现。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不能排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但是,也要看到价值规律是近视眼,具有盲目性,所以,调节资源配置不能单靠一只市场调节无形的手,还需要一只有形的手——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宏观调节机制。
三、怎样实现再生产规律,保持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大循环,是近百年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主题,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许多国家,在市场机制的选择中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导致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危机。这里,从资本主义世界相继出现两大主流经济学派说起:
一派是以英国A·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主宰西方经济学近半个世纪。这个学派认为单靠一只无形的手——自由市场经济,就能调节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完美实现再生产规律,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失业危机。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危机的大爆发,宣告新古典经济学的彻底破产。
又一派是以英国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宏观干预的市场经济学派,它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它主宰西方经济学近四十年。凯恩斯主义认定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完善的,单靠一只无形的手,不能合理调节生产要素的配置,不能全面实现再生产规律,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和失业危机。但是,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又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
实现再生产规律要有合理的经济体制。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再生产规律的最大障碍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这不是哪种经济体制所能解决的矛盾,也不是这个学派或者哪个学派的市场经济理论所能解决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资本剩余价值规律派生的现象。资本家阶级追求剩余价值的过度剥削,造成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过度剥削,剥夺了劳动者的一部分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过度剥削又积累了大量资本。资本要投入生产,遇到了劳动者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对抗性的矛盾。它是伴随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矛盾。哪怕是最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也只能用治标办法缓解这个矛盾,决无可能用治本办法消除这个矛盾。
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再生产规律,不存在制度的障碍,但是,却遇到了理论的和体制的障碍。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进程中,原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许多国家也曾先后有过三次理论的或体制的失误:
第一次是30年代,斯大林作出了一个错误的理论概括:“在我们苏联这里,群众的消费(购买力)的增长总是超过生产的增长,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这个理论不承认总量平衡的客观必然性,反而把总量失衡看成是客观规律,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此产生出价值形态上的需求膨胀经济和实物形态上的供给短缺经济。这种膨胀经济或短缺经济都是违反再生产规律的具体表现。这个错误理论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在原社会主义各国影响极大。
第二次是微观经济调节机制选择的失误。50年代初,斯大林提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对于这个规律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我认为,这个规律的本义,是回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实现再生产规律的问题。这个规律表述的“按比例发展”,是指再生产规律;这个规律表述的“有计划”是指自觉性的调节。我们把两个表述联起来看,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只要有自觉计划机制调节就足以实现再生产规律了,根本不需要那种自发的市场机制调节来实现再生产规律。这样办的结果,让人民看到的是花色品种单调而又短缺与积压同时存在的经济形象。这就是微观经济调节机制选择失误带来的恶果。如果说,英国的A·马歇尔在调节机制的选择上,只要一只无形的手而排斥另一只有形的手,犯了片面性的错误;斯大林刚刚相反,他只要一只有形的手而排斥另一只无形的手,犯了又一种片面性的错误。
第三次是关于宏观制衡机制选择的失误。来自前苏联的以产品经济理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宏观制衡机制,实行单一的国家利益本位,而否定包括企业、地方在内的其他利益本位,由国家开大灶,让地方、部门、企业都来吃国家的“大锅饭”。于是大家都向国家伸手抢“饭”吃。国家被迫实行过度集中的集权经济,同这种过度集权经济相配套的就是宏观行政制衡,也称“笼子经济”。推行“笼子经济”以牺牲积极性为代价,又不能保持国民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这是又一次选择的失误。
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再生产规律,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但是,反复出现有效需求膨胀的矛盾。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体制矛盾。解决这个矛盾,需要市场机制调节,又不能单靠市场机制调节。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转换宏观制衡机制,以机制制衡取代行政制衡,以制衡经济取代“笼子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