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广泛了解各部门工作情况后，总结分析了新中国几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和问题，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辩证地、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个重大问题，形成了闪烁马克思主义光辉的《论十大关系》。最近，江泽民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重要著作，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十个重大问题中的一个，也是《论十大关系》中的一节。在他老人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再次捧读学习，仍倍感亲切，深受教益。毛泽东同志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论述，是针对当时中央和地方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矛盾，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作出的。但我认为，他所阐述的原则和实质精神，不仅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于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正确而重大的指导意义；就是对在当前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势下，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财税改革和建立新财政体制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两个积极性好

民主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呈现的是一个饱经战乱、生产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经济局面。为医治创伤，收拾国民党反动政府遗留的烂摊子，“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统一财经”的整治方略，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借鉴苏联的经验作法，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自1953年开始实施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搞经济建设，实行统一计划、统一价格、统购统销、统收统支等等，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统，压抑了地方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为着共同的奋斗目标，怎样认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之间有无矛盾，如何处理相互关系，这是关系着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大问题，需要及时提出并加以认识和解决。1956年4月，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执行三年、新中国经济建设刚刚进行六年之际，毛泽东同志就在调查研究、总结分析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这一判断，从哲学的高度，精辟而透彻地概括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特征，从而为认识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探索妥善的处理办法，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

既是矛盾，矛盾统一体内就存在着矛盾对立的双方；而在矛盾运动过程中，双方之中又必然有一方居于矛盾主要方面；为促使矛盾转化，就需要抓住矛盾主要方面加以解决。新中国经济建设进行六年多来，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成效是显著的，我们顺利地恢复了经济，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计划体制的局限性、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还缺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组织领导经济工作中也显露了一些问题，表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就是中央集权过多。毛泽东同志以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抓住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这个矛盾主要方面，告诫全党全国，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对地方限制太死，指出“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告诫，是当时指导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出现的矛盾的正确原则。

毛泽东同志作出这样的判断和指导，是建筑在对于国情、国际经验和工作实践基础上的，是有充分的根据的。一是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全国解放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步奠定了基础，但是毕竟只有六年多的时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的经济严重落后状况远未改变，且经济成分很复杂，全国各地之间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计划经济，中央所担负的任务，主要应是规划全国的经济计划、发展方向和重大布局，制定大政方针，管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重大项目，而不应当事无巨细、样样包揽，各中央部门也不能无节制地插手地方事务；应当“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使他们在全国统一计划下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发展经济。二是地方利益是客观存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欢欣鼓舞，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根本的动力即是全国上下、各族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但这只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中主导的方面。地方政府组织执行中央制定的经济计划，主要是通过搞好本地区经济建设来实现的，各地有各地的特殊情况，因此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实际问题和困难，包括地方的建设项目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等，其实质就是有特殊的利益要求，对于合理的利益要求不予体谅和解决，就会导致地方的实际问题和困难难以解决，最终影响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只强调根本利益一致的一面，而忽视地方的具体利益，中央和地方间的关系就会不协调，矛盾就会加剧。三是苏联经济建设统得过死，犯了错误，走了弯路，这已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不予借鉴，就会重蹈他们的覆辙。

毛泽东同志辩证地揭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审时度势地抓住二者关系中应注意的倾向，从而概括出“两个积极性”的指导原则。他明确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的工业项目，也在各省、市、区的地盘上，许多工作和问题要求得地方的帮助和解决，并且商业、农业和其它事业，主要是依靠地方兴办。因此，“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回顾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包括财政建设的历史，“两个积极性”的思想一直是我们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所要遵循的原则，也正是遵循这个原则，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进军中，全国上下才协调一致，同心同德，形成巨大的合力。

既统一又特殊的原则

讲特殊，是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照顾地方的合理利益，是为调动其积极性，是使之规范和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目标。符合这些要求，“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为保护地方“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毛泽东同志甚至说，“省、市、地、县、区都应当有，都应当争”。可见，毛泽东同志对地方的合理利益和要求，是十分赞成和支持的。

讲统一，就是从全局着眼，不能无限制地强调特殊，特殊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而国家整体利益即统一性是根本的。当然，统一虽处主体地位，但如何统一也是有选择、有标准的。原则上，就是“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是我们历来的原则。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里，迅速发展生产力，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整体计划不成，没有适度的分散也不成。因此，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而如何具体把握统一和特殊的度，仍然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只有六年多的经济建设实践，这样讲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他要求，“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同时还要参照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可以体会到，哪些该统一，哪些该特殊，带有阶段性的特征，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不同表现，是动态性的，只有不断总结研究，积累经验，才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过程中成熟地把握统一与特殊的尺度。

关于统一与特殊谁主谁次的关系，这是很明了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有全国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这个论述界定了统一和特殊的关系，第一，要有特殊性，第二，这种特殊必须是在统一原则统领之下的特殊，不允许以特殊冲击和妨碍全局的统一。我认为，这种统一集中与特殊灵活的原则，不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需要遵循这个准则，否则，建设进程就会遭受波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做到统一适度、特殊适度，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应当说，所受的局限性是很大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本身固有的僵硬性弊端所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一般说来，地方的特殊性、积极性得不到合理照顾和发挥是主要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开始改革开放，进行有效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节完善，走一条冲破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子，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进而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创造了越来越广泛的活动空间。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历程，基本上走的是放权和减税让利的轨迹，这对冲破旧有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从近两年来的情况看，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分散主义倾向是明显的，金融秩序混乱、财政秩序混乱、盲目地搞开发区等就是突出的表象。在由旧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变型过程中，乃至这个体制初步建立起来后的一定阶段，削弱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以导致失控，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倾向，在新形势下，保证中央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就是保证实现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削弱中央必要的宏观调控能力，是不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必须采取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措施加以防范或纠正。

商量办事的作风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提倡，是妥善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要途径和方法，也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处理这个关系上的贯彻。

商量是民主作风的体现。通过商量可以交流情况，沟通思想，把中央解决问题的意图、办法、重要性、必要性和地方的难处、要求、建议摆在桌面上，加以对比分析、汇总研究。商量又是实现意志和步调高度集中的媒介，通过吸收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使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办法得到完善并利于贯彻执行。商量办事也有原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顾全大局，互助互让”的原则和发挥两个积极性的原则。商量办事不仅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有效办法，也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的工作作风和优良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我们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之大、经济实力之强和经济活力之蓬勃，远非五十年代中期的情况所能比拟的，经济关系也较之那时更为复杂，更为多样化。在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将不断涌现，又由于我们是在探索之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援，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协商将更多更重要。保证中央和地方关系协调，首先必须从思想认识上明了一个前提，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仍然是全国一盘棋，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放任自流的经济，特别是涉及利益分配的问题，协商不可脱离这个前提。从明年开始，财政将要实行分税财政体制，它的宗旨是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财政体制，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利益格局的调整。从中央来说要尽可能设计好改革方案，突出改革的导向，合理考虑地方的特殊情况和利益；从地方来说，必须识大体顾大局，摒弃完全保既得利益的想法。只有顾全大局，互助互让，才能超越一时的利益阻碍，使分税财政体制顺利出台并得到圆满实施，否则就会延误改革进程。在新形势下，中央和地方商量办事，同舟共济，携手前进至关紧要，为此，应朝着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努力，以期把二者的主要关系加以明确规束，使两个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