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投资需求拉动的高增长，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已呈现三大问题。

一是货币供应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压力开始释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下，1992年全年实际发行货币比1991年多625亿元，到年底市场货币流量比1991年底增长36.50%，高出经济增长23.7个百分点。这种增长幅度几乎和高通货膨胀的1988年相近，是改革以来少有的。在高增长的起点上，今年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攀升，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70.70%。投资增长的背后是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按目前货币投放的趋势估计，今年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可能超过5000亿元。相对于货币的大量投放，容纳货币的经济空间不断缩小，通货膨胀的危险已经开始变成现实。到今年2月份，城镇职工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涨到13.90%，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到35%，第一季度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升8.6%。在现实刺激和对未来通货膨胀心理预期的影响下，公众已开始寻求保值手段，社会上已经出现提现、争兑外汇、涌购黄金饰品和排队等购高档消费品等现象。

二是在不同的投资主体和地区之间，资金盈余与资金短缺并存的矛盾突出。一方面作为投资主体的国家和企业大都资金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资金拥有相对富余的个人及部分单位却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随着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地区间资金来源的差距也在拉大。存款多的地区纷纷要求信贷完全实行切块管理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过去长期用以缓解地区信贷资金不平衡矛盾的贷款规模指 管理手段效率锐减，地区间资金分布不平衡的矛盾不断扩大。

三是投资流向不合理，瓶颈产业得不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直接融资的发展使储蓄和企业存款下降；银行信贷资金来源的大幅度滑波，导致了银行对基础产业和国有骨干企业提供的贷款额度大量减少。如农业、稀缺原材料、交通运输、能源等产业的投资相对减少。第二，民间市场利率机制的形成与运行使企业和个人运用市场利率机制大量进行集资，而这些资金主要投入对象大都是一些福利性的第三产业，甚至包括炒房地产、炒股票、倒买倒卖。第三，财政赤字扩大，国债推销困难，企业亏损包袱愈背愈重，国家财力日益拮据，无力顾及重点建设。

从宏观角度看，上述现象可归纳为一句话：资金运行质量差，宏观调控乏力。何以如此？其大背景无疑是转轨时期的体制摩擦与缺位。从资金自身运行机制看，问题则在于信用制度不健全，信用工具不完善，中央调控缺乏权威。在市场经济中，货币流通支配物资流通是普遍规律。发展经济各方面都需要钱。钱从那里来？金融的功能不是创造资金，而是创造信用增进资本效率。一定的资金规模可以支持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规模，关键在于资金的流转速度。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效率要求灵活运用信用工具，谁能掌握一定的信用工具谁就能支配一定的资本。我们现有的信用工具既不太发达，更不具规范性。例如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重贴现率政策、公开市场业务等这些一般性信用政策工具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运用。又如因为市场规模的限制和缺少必要的规范，证券特别是股票的价格时而狂升，时而暴跌，股市经常被一些大户联手控制，而中小投资者只是盲目跟风，股价涨时追买，股价降时追卖，使得市场价格极不稳定。再如利率这个最一般的信用杠杆，既不是操纵在中央银行手里也不是完全的市场决定，而是如同现在的价格管理一样采取互不衔接的双轨制。计划利率和市场利率相差悬殊。目前一年期的银行储蓄存款利率水平就低于物价上涨率的2-5个百分点，低于企业发债利率2-4个百分点，低于企业内部集资利率8-22个百分点，低于民间借贷利率16-32个百分点。于是银行宏观控制能力每况愈下。

如何健全信用制度，改变现有资金运行失控、效率低下的局面？我们认为办法有三条。

第一，稳步推进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流，让专业银行与企业同步走向市场。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必须商业化。但这一过程必须与国民经济统一市场的建立相结合。中国现有的专业银行与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不同，是国家银行，它的性质与职能与一般私人商业银行不完全一样。改革以来各专业银行一直是协同中央银行发挥“一体多翼”的金融调节作用的。它在职能上既从事政策性金融业务，又要进行商业金融业务；既承担一部分中央银行的国家宏观政策调节责任，又要按一般商业银行经营要求，独立开展经营，降低成本获取盈利。是一种双重结构的银行。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看，不能固守这一模式，但又不得无视这一事实和我国经济现实，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对这一模式的依赖。银行业是经济运行的中心。国有大银行是银行业的主体，必须同国有企业配套改革，同步走向市场。否则，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已走向市场，按市场经济运行，而银行还迟迟不能进入市场，必然给整个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而当国有企业尚未进入市场时银行却按市场原则来对待企业，企业将不胜重负。所谓“企业为银行打工”的现象不仅会使企业失去发展的机会，甚至会危及其生存。

专业银行商业化的最大困难在于政策性金融业务如何管理。在银行体制合理化后这部分业务将由政策银行或政府银行承担。在这一目标达到前，各专业银行可以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金融业务分开，政策性金融逐步实现财政贴息制。

第二，财政和银行协调行动，在储蓄分流的背景下建立统一货币调控机制。储蓄分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它有利于打破银行垄断，完善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提高融资效率；有利于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分化货币对消费品市场的冲击，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利于企业走向市场加大企业自我约束机制，达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要注意的是国家应将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发行量同银行信贷计划发行额放在一起通盘考虑，做到信用供给总量和货币投放量不超过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社会集资、股票发行控制在银行信贷收支和货币投放可能承受的范围内。要尽快制定有关证券的法规和实施细则，改变目前证券市场运行的无序状态。就目前而言，财政和银行合作的第一步是，要解决好资金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在管理上脱节的现象，将三者的发行规模、利率置于统一的调控主体之下。这个主体可以是财政，也可以是中央银行或其它机构。唯其如是，国家才有可能通过对各类金融商品的吞吐和利率调节，左右资金流向，稳定金融，发展经济。此外其它财政税收政策也应与货币金融政策相衔接，以调节经济景气状况，保持稳定增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银行应逐步涉足公开市场业务。即在适当时机组建相应的机构吞吐融资券、国债券，作为中央银行调节社会资金供应总量的一种经常性业务，通过利率调节和公开市场操作平抑证券价格。

第三，要充分利用利率杠杆的作用，包括对社会集资和其它融资利率进行管理，以加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主要有两条：一是采用不完全的市场利率。即在中央银行核定的基准利率的基础上确定一个上下浮动的范围。其含义是既要利用利率自动调节机制，又要对其上限给予限制。利率不能浮动等于商品统一定价，是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无法控制货币供求的。同样，资金价格不予限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阶段资金供不应求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政府对这种特殊资源的使用价格不予过问，利率水平无疑会扶摇直上。任凭借贷资本过分瓜分产业资本的利润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金融史告诉我们，利率过度竞争带来的很可能不是金融的深化，而是信用恶化。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国家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高利贷行为。这一历史经验应该汲取。二是要实行差别利率。对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完全寄希望于市场来实现是不现实的。即使是有可能，那也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投资主体多元化，而市场机制又不健全的情况下，过分依赖市场，资源配置更是很难取得宏观上的最佳效益。在目前长短线分明，瓶颈制约严重的情况下，国家制定实施严格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行业规划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将国家重点建设、保护性项目、政策性照顾的企业和地区单独划出来，给予低息或财政贴息优惠，是十分必要的。现在社会上有7000多亿元的投资规模，国家直接控制的只有600多亿元，加上银行信贷控制的部分总共不过2000亿元，必须辅之以差别利率来调节。同时，差别利率还应体现在投资效益上，即按贷款效益的不同实行差别利率。这也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