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记载,建隆元年七月,宋代宰相范质病了,宋太祖赵匡胤“幸其第视疾。”范质请皇帝用茶,茶具是粗瓷杯盘。越匡胤皱皱眉,心中不悦,暗想,他是朝中一品高官,岂能如此穷酸?皇帝以后又去了几次,细心观察,发现范质睡的是硬板床,铺的是旧棉被。回来后,就派人送去了雕花床、鸭绒被和精美的茶具等。不久赵匡胤再去时,看到范质仍睡硬板床,仍使粗瓷茶盘,便疑惑不解地问:“爱卿身为宰相,何必这样苦了自己呢?”范质微微一笑,拱手回答道:“陛下给我那么多俸禄,岂能置办不起好家具?只是臣倘若摆设豪华,过分奢侈,来访的大小官吏便会一一效仿,岂不带坏了朝野风气,成为千古罪人?”赵匡胤听了连声叫好,称赞范质戒奢以俭的道德操守为一代风范。据记载,“范质以廉节自持,未曾受四方馈赠,前后所得禄赐多给孤遗。闺门之中,食不异品,家无多余财产。”太祖、太宗都曾称赞曰“真宰相也”、“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
这个故事不禁使人想起我们民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美德。然而,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一类的词语不大听到看到了,似乎时过境迁,不再需要了。有人谑称类似范质的俭朴之风为“中国式的节约”,并附之以殊多道理,诸如它抑制了消费,从而也限制了生产的发展之类。有人甚至说,长期以来,中国人“一辈子想富,却一辈子总是饿得发慌”,是因为在消费问题上不开窍,只会“缩小胃容量”,只知念叨“茶饭不易”之故。对这种观点,笔者不能不视它为奇谈。诚然,在旧社会,大多数中国人的贫穷并非因“节流有方”所致,这是早有公论而无需赘述的。中国人的节俭一方面是为贫穷所迫,更多的则是由勤劳而生的一种美德,只有劳动者才知道创造财富的艰辛,才懂得珍惜劳动的果实。因此,把“茶饭不易”一类的劝导简单地归结为“小农经济意识”恐怕还是谨慎些为好。其实在小农经济社会中,也并不乏“灯火下楼台,笙歌落庭院”、“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等名句中描绘的“高消费”。可见,我们不仅有“中国式的节约”,也还有“中国式的奢侈”,只不过后者并没给黎民百姓带来富足或“扩大胃容量”。
反对“中国式的节约”者还有一个奇特的见地:这几年中高档饭店消费掉的山珍海味越来越多而国家却并没有变穷,可见节约之不必。其实,这是生产发展之故,还是肆意挥霍之果,持奇论者稍有良知想必还是能弄清楚的。特别是用公款去“高消费”之诸公,当更不乏此智商。说到此,也不妨听一些海外人士的反映。不少海外人士包括来自高消费国度的富人,都为我国在宴请中表现出的浪费和奢侈而咋舌。据此请教持奇论者,如果用越来越多的公款来为中高档饭店增色的话,至少不会使国家和人民因此而变富吧!
据报载,韩国新任总统金泳三就职后第三天在青瓦台总统府设午宴,招待内阁各部长官,竟然是每人一碗面条。而且他宣布,今后除非接待外宾,总统府的宴会一律以面条待客。韩国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相当发达,国宴上不见山珍海味,觥筹交错,仅有面条一碗,令人深思!同时他还宣布,决心清除腐败,推进廉政,以振兴韩国经济,争取在其任期的五年中,把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1.5万美元的新水平。联想到我们的许多宴会,不要说一碗面条,就连“四菜一汤”也早已为人所不齿。生活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96位的一些人们,居然敢于蔑视俭朴之风,真可谓好气魄!然而面对人家1.5万美元的指标和一碗面条的规定,真不知做何感想!
有西谚云:“奢侈是人为的贫困。”看来西方不独有消费观,也有节约观。其实,那些把节约与消费对立起来的人们,如果能从更广的意义上看节约,就会发现,阻碍我们更快富起来的,不是节约,而是在许多地方节约太少,浪费太多。
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不是意味着要大家做苦行僧呢?当然不是。其实,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逐步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事实上这些年也正是经历了这么个生产发展生活提高的过程。但是,如果离开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去追求什么高消费、高享受,遇事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资财,是国力所不堪负担的,也会把人们引向只图享乐而不求进取的渊薮之中,其结果必然是延缓甚至干扰四化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