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基教授1923年出生于福建省沙县，1950年6月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生班，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资本论》译者之一、厦门大学前校长王亚南教授，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使风华正茂的邓子基很快在社会主义财政学的研究上崭露头角。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发表了《苏联预算制度的研究》等论文，毕业不久就出版了译著《苏联国家预算》、专著《两种社会制度下的国家公债》。

50年代，新中国的财政学理论与其他学科一样，大多是苏联的舶来品。如何突破苏联财政理论的缺陷，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建立更为科学的财政学，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新中国的财政理论工作者身上。邓子基参与了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创建过程，并为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关于财政本质问题上，当时流行的苏联“货币关系论”，没有认识到财政与国家之间的本质联系，难以有效地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财政实践。50年代末，新中国的财政理论工作者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否定“货币关系论”的同时，提出了“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全面地、系统地、完整地提出并论证“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命题，则是由邓子基教授在60年代初第一次完成并不断深化的。由此，“国家分配论”便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一个流派，引起了我国财政基本理论的根本变革。

财政属性问题是财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财政属于上层建筑”观点曾盛行于50年代，同时也有部分同志主张“财政既属于上层建筑又属于经济基础”的观点。这些观点将财政这一经济性的活动，看成是受非经济规律制约的政治性或半政治性的活动，对于财政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害的。邓子基教授认为，“不论什么社会制度下的财政都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并于1964年受中国财经出版社委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财政属性问题的讨论，主编出版了《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一书。

在财政职能问题上，我国长期流行的是由苏联传入的“社会主义财政具有分配职能与监督职能”的“两职能说”。粉碎“四人帮”后，邓子基教授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实践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财政具有筹集资金、供应资金、调节经济与反映、监督四大职能的观点。因而从基本理论上阐明了财政活动并不仅限于单纯的收收支支或监督检查，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财政必须作为国家的一个宏观调控手段积极主动地反作用于经济。

提出并论证社会主义条件下财政与银行分工协作的理论依据，是邓子基教授的又一重要贡献。粉碎“四人帮”后，我国银行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银行逐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同时，银行运用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作用的范围，也逐渐从传统狭隘的圈子里走出来。但在机制转换过程中与财政发生了一定的矛盾。财政与信贷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两个最主要手段，它们的相互配合使用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问题。从理论上阐明财政银行协作分工的相互关系，按照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要求协调两者的工作，成为财政、金融理论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从1980年开始，邓子基教授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财政与信贷所具有的共性与特性问题，指出两者的共性是它们相互协作的理论基础，两者的特性是它们分工的客观依据，并主张将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央银行，另外成立工商银行，实行财政、信贷与货币发行三家分立，互相牵制、共同协作的体制。

几十年来，邓教授始终不渝地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资本论》并使之与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经济工作实践相结合。1979年以来，我国连年出现财政赤字。不少同志认为“赤字无害”，主张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对此，邓教授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应用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以冷静科学的态度总结建国以来理财的正反面经验，研究并提出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分析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途径、方法与对“四化”建设的意义。他指出，我国的国情条件不允许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必须坚持“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为此，他与人合著出版了《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问题》一书，第一次把财政收支平衡提到了规律性的高度。他在1979年中国财政学第二届讨论会上，大声疾呼“财政赤字无害论”在我国行不通。当时虽属少数派，但以后的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党中央在制订“七五”计划时，明确提出今后不再搞赤字预算。当前在深化改革和大力贯彻十年规化与“八五”计划期间，逐步消除巨额赤字，实现财政平衡，仍具有实际意义。

在近年来的深化财政经济改革中，邓教授提出了许多对社会主义改革、建设与发展财政科学有重要价值的论述和新的观点。他提出并论证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主体具有政权行使者（社会管理者）与全民所有制代表者（财产所有者）两种身份，政权与财权两种权力，税收与利润两种形式以及税收分配关系与利润分配（分红）关系的两种分配关系的理论，为实行税利分流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提出税利分流与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两优结合，主张从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系，转到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并重的复税制模式上来，并提出建立特区税制的观点。这些新观点对于当前的财税改革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受到主管部门的肯定与鼓励。

在研究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同时，邓子基教授还十分注重对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财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借鉴。早在50年代，他就开始研究资产阶级的财政理论，并于1960年与人合著出版了《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批判》一书。1987年他与人合作编译出版的《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原作为研究美国及西方国家财政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同年，邓教授又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比较财政学》。他与人合篇了《公债经济学——公债历史、现状与理论分析》，首次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公债经济这门古老而又陌生的新学科，填补了我国财政研究和财政学科体系的空白领域，为财政经济研究的百花园里增添了明媚的春色。

邓子基教授的一系列学术观点、财政理论，反映在他丰富的论著之中。从建国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已撰写（包括与人合写，下同）、翻译、主编9本专著，30篇论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科学的春天”里，邓子基也迎来了自己著述的丰收期，从1979到1990年，他已出版专著《财政学原理》、《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社会主义财政学》、《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若干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财政思想研究》等30本。此外，还发表论文140多篇。邓子基教授还撰写和主编了许多影响较大的论著：与吴兆莘同志合著的《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批判》一书，数十年来，一直是国内了解、评介与批判资产阶级财政理论的唯一专著，曾送国外交流；与叶振鹏同志合著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是粉碎“四人帮”后国内第一本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专著，为探索社会主义财政学新体系作了有益的尝试，1980年6月，该书由日本塚本隆敏教授译成日文，由日中株式会社出版，成为日本介绍当代中国系列丛书中，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少数几本之一；专著《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若干问题》，集中了他30余年来在财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立论新颖的财政理论体系，成为我国财政理论研究、教学和实际工作的最主要的参考书之一，获得福建省“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担任编写组长编纂的财政部统编试用教材《社会主义财政学》，是我国文革后第一本社会主义财政学教科书，奠定了国内财政学教科书的基本框架，该书几经修订再版，印刷13次，累计发行60多万册，成为我国高校使用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主要教材，获1987年“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他主编的《财政与信贷》作为教育部文科统编教材，多次印刷共70多万册，至今仍是国内高校该课程的主要教材之一；他的《关于尽快使福建省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研究》一文，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省“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与徐月清同志合著的《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问题》一书，1989年获中国财政学会十年来财政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他与唐腾翔合著的《国际税收导论》于1989年获得国家税务局、中国税务学会十年来税收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从建国初期到1990年，洋洋洒洒800多万字，饱含着真知灼见，凝结着邓子基教授的心血和汗水。

作为大学教授，邓子基呕心沥血，几十年坚守教学第一线，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财政学人才。

邓教授认为“不把好学生的政治方向是一种失职行为”，他坚持为研究生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引导学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财政理论思考问题。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后，他担任了系里最主要的培养研究生的责任，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高级专门人才。迄今为止，他已招收7届16名博士生，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7人，培养了40多名硕士生，其中获得硕士学位毕业的30多名。国家教委批准厦大为全国重点财政学学科点，邓教授正是重点学科带头人。他每个学期都活跃在讲台上，有时甚至一学期担任四个层次的教学任务。此外，他还应聘兼任江西财经学院、浙江财经学院、新疆财经学院等8所院校的兼职（名誉）教授，经常应邀到校外讲学。1985年开始，他被聘为中央电大主讲教师，讲授《财政与信贷》获得中央电大“优秀主讲教师”称号。他知识渊博，讲课系统严谨，具体生动，因而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

这些年来，他多次承担福建省的科研项目，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地方政府决策当参谋，为地方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展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此外，邓子基教授还担负着繁重的社会工作。

近年来，邓子基教授的对外学术活动也日益频繁，他的理论、建树得到海外财政界的重视，英国剑校国际传记中心与美国传记协会分别聘请邓子基为副总裁，多次授予他勋章奖牌，并将他的名字列入《世界500名人传》和《国际杰出名人大辞典》、《国际杰出领导人大辞典》。邓子基成为80年代我国财政理论界列入国内外名人录次数和获得奖牌奖章最多的一位学者。

如今的邓子基教授，鹤发童颜，神情矍铄，壮心不已，他说：“我感到，我们的责任不仅要在学术上带个好头，更重要的还要甘为人梯，为青年人成才提供方便，培养出超过我们的年轻一代，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毫无保留地奉献于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