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在1992年第3期《真理的追求》上发表文章说：有些同志认为改变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以后，企业面临的困难就可以获得解决。这种说法是以私营企业或者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就不会有经营和管理的困难为前提的，然而谁都明白，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恐怕说各有各的难处更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这些同志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往往回避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改变以后可能带来的两个重大后果：一，企业实现的价值归国家，国家才有可能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才有可能在不受国际资本控制的环境下，根据全民的需要，集中财力兴办诸如秦山核电站、平朔煤矿、塔里木油田一类有关国家命脉的大型基建项目，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为提高全国人民的经济文化水平奠定基础；如果全国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改变，企业的经济效益一部分或大部分变成股息转入私人手中，国家失去集中财力的权利，那末，今后的九五计划、十五计划等等，都将成为泡影。有人也许会说，现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当年并没有全民所有制，不也是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这种说法忽视了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形成原始积累的过程。例如，日本成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强国，就与根据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从中国拿走大约十一亿八千万两白银作为原始积累有密切的关系，与将旅大作为殖民地以及在中国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掠夺以获得原始积累有密切关系。后来，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三省，掠夺了大量粮食、木材、大豆、煤炭等等，充实了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实力。现代的帝国主义，事实上还在以变相的形式继续进行这种资本积累。我国能够这样做吗？显然不能。即使有雄心壮志的中国资本家想这样做，他们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也没有做到，今天，历史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当然更不可能了。二，全民所有制的产权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有些同志认为这是改革的方向），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我国产生一个新的或与国际资本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这种阶级结构的变化将引起巨大的政治变化和政治动荡；我国的宪法条文也将修改；整个上层建筑的性质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说法不是臆测，而是产权变化后必然会出现的后果。

（杨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