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发生亏损310亿元，亏损企业户数约占企业总户数的三分之一，还有潜在性亏损500多亿元。今年头两个月，亏损仍在增加。是什么原因造成企业亏损居高不下呢？一些人把主要原因归结为原材料涨价、利转税、工资增长快等一些增支减收因素或市场不景气。而最近湖南省岳阳市对工业企业的一个调查却表明，21户亏损企业产品涨价大于原材料涨价，企业亏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83家工业企业1991年销售收入增长19.3%，利润却由上年的1584万元变为亏损932万元。因此，他们认为把原材料涨价、市场不景气作为亏损原因的判断是“误诊”。

企业亏损不断增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在原材料涨价，市场不景气等表面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两个本质问题，这就是宏观管理不当导致的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企业经营机制不健全，这两个问题在我们经济工作中一直没有解决好，并且互相影响。过去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正常时期，这对防止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能起作用。但宏观管住了，微观却缺乏活力，产品销耗多、质量差、效益低的问题解决不好。改革开放后，我们从改革分配入手，实行多种形式利益共享责任制，对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宏观管理失控，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现象严重。耐用消费品工业加工能力富余二分之一，多的达三分之二，甚至省内县内也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其结果必然是经济结构失调，形成一批又一批的亏损企业。过去我们对这两个问题认识不深刻，因此，在抓扭亏工作中，注重微观加强管理，对如何搞好宏观管理要求少；注重降低消耗等生产方面的工作，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触及少。宏观上的问题从加强微观管理来解决，自然难以奏效；经营机制不健全，用发文件，下指标等行政手段去驱动，自然事倍功半。

因此，要彻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搞好宏观管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从根本上消除我国企业亏损多的状况。

一是加快价格改革步伐，使价格信号成为投资决策的重要参数。现在价格管理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有的产品价格定的过低，谁搞谁赔钱；二是有的产品价格定的过高，税高利大，大家都争着上，因而扭曲了投资结构，导致盲目建设、重复建设。价格应反映社会资源的紧缺程度，行业、产品之间应有大体平均的利税率，使投资者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价格信号进行投资决策。因此要对目前以计划控制为主的价格管理进行改革，遵循具体价格水平由供求决定的原则，绝大多数的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

二是加快税制改革，使税收制度合理化，避免误导投资行为。过去，税收的杠杆作用被夸大了，用税收杠杆代替部分价格杠杆作用，调节产品之间、部门之间的利润，用税率的变动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因价格随市场供求变动而波动，而税收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因此用税来调节利润是做不到的。在企业的经营决策还受政府控制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税收调节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企业而是各级政府，因此用税率变动来调节经济往往适得其反，想限制的限制不住，想发展的发展不了。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应保持中性原则，不能因税率的高低及变动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从而达到经济结构与市场结构相吻合，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对要支持的行业或产品可通过财政贴息、补贴、支出等方式，改变目前通过调整税率、减免税收的办法。设置中央税和地方税种，中央对企业只征收产品税，根据中央财政承担的任务确定中央产品税率，凡生产销售的产品都一律按此率征收，加上关锐，特别行为税，如烟、酒、挥发性油（如汽油）销售税，个人所得税作为中央财政收入。随着个人所得税的普及和收入的增加，中央产品税率可逐步降低，中央财政收入由产品税为主转向以所得税为主。地方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税种和税率，按照区域内的资源统筹规划经济发展，避免因企业隶属关系的不同造成生产力布局不合理。

三是加快股份制改革。目前，我国的资金呈分散状态，个人存款1万多亿元，还有各单位、各部门所掌握的资金，已不同于过去社会资金掌握在国家财政手中的情况。如何把这分散的资金应用到社会化大生产中去，比较好的方式是股份制。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股份制有两个作用，一是集中资金，二是分散风险。有的企业或单位有钱，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项目，可以去买一些好的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股票，股票也能盈利，不一定非要去搞拿不准的项目或去搞消费了。企业之间，政府之间，部门之间都可以参股，一些有发展前途的行业或产品，可以通过发股票的形式搞起来，形成大规模大批量，也就可以防止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或企业规模小型化。个人的资金也能通过购买股票的形式转化为生产资金，减轻消费市场的压力。

四是对市场短缺的、新兴的、价高利大的，又需要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征收中央超额利润税。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国外一些新技术，新产品被大量引进，这无疑对我国经济发展是大有益处的。但由于这些产品市场购买力强，价高利大，各地都争上项目，造成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形不成大批量大规模生产，一旦市场饱和，产品就失去竞争能力，造成浪费。对此，用计划控制的方法难以奏效，可行的办法是对这些产品起始阶段征收中央超额利润税，使其无超额利润可图，由国家定点搞大规模生产，定点项目超额利润税返还用于扩大再生产，非定点项目归为中央财政。在产品供需基本平衡后即取消对此产品税的征收。

五是建立广泛的经济信息网，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要保证投资项目效益好，首先就得有准确的经济信息。现在经济信息传播不快、不准确、不全面。看到人家搞彩电、冰箱、汽车能赚大钱于是谁都争着上。如果能建立广泛的经济信息网，使各地对这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市场容量、盈亏现状有全面的了解，投资就会慎重得多。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只要部门之间有分工又各有重点，一级一级地搞，然后联网，是能搞起来的。在这上面花钱，比盲目建设，重点建设造成的浪费合算得多。

消除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只是从投资源头上防止新亏损企业的出现，为企业经营创造好的市场环境。但如果企业经营机制不健全，缺乏追求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也是不行的。过去，亏损企业干部照当、工资照发，吃完拨款吃贷款，在这种机制下扭亏是非常困难的。现在许多地方正在推行破“三铁”的做法，这作为转换机制的突破口可以，也能收到一定的成效。但从本质看，这还是政府在经营企业，在政府和企业、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上没有质的变化，不能在制度上保证企业进入市场，保证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新机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涉及的问题多，可从以下两个环节上展开，逐步完善，建立起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型企业经营机制。

第一个环节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现在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受政府各部门的控制，根据谁作主谁负责的原则，现在要企业自负盈亏是不合理的，实践证明也是做不到的。要做到政企分开，一方面政府要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好条件，培育市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证公平竞争；一方面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企业职工的医疗、失业、劳保由企业自己管理转为以政府为主的社会化管理，企业拿钱，政府负责统一规划管理。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1）环境保护；（2）城市规划；（3）征税；（4）防止损害消费者和公共利益；（5）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分岗位的最低工资标准，保护职工权利；（6）监督企业合法经营。所有这些都要依法管理。

第二个环节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一方面取决于政府为企业创造的外部条件，同样重要的是要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上保证机制转换。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既有利于经营权、监督权和所有权各自发挥作用，又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这样企业才有长久的活力。具体作法：（1）设立董事会。董事会为企业法人代表，自主领导企业的经营业务。在经营自主权方面，董事会不受所有权的约束。对外董事会实行集体代表制，在进行具体业务时个别董事经授权可单独或同他人一起代表企业。但必须严格遵守对企业的代表权限。对内，董事会实行集体领导，决策须经集体讨论决定。董事长虽然地位重要但无权否定多数董事的意见。董事会人数根据企业规模确定，少则一人，多则几十人。对董事会的成员实行高工资制。具体视企业大小，各位董事承担的任务和企业财力状况而定。工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固定基本工资，约占全部工资的30—70%（企业愈大，这部分愈小），另一部分为企业经营效果决定的浮动工资（企业愈大，这部分愈大）。董事会成员对企业承担特别义务，如经营失责，不仅工资被扣和被免职，情节严重的还要赔偿给企业造成的损失。

（2）设立监事会。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的经营业务，任免董事会成员。监事会由主席领导，至少3人，最多不能超过30人。国营企业监事会主席由政府任命，成员一半由企业职工选举代表出任，一半由政府机关代表出任。无论是哪方的监事会成员都要是在企业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士。监事会成员工资由政府确定，可高于企业平均工资，水平应与其工作和企业财力相称，因其不负经营责任，工资水平应低于董事会成员。股份制企业，监事会主席由股东代表出任，成员股东和企业职工代表各一、半。主席在关键时可享有两票否决权。董事会负责经营，监事会负责监督。监事会聘任董事会成员，一任五年，可连任，无重要理由（如违法乱纪、无能等）不能解聘。董事会应向监事会报告企业经营政策的计划和长远规划以及经营效益情况。监事会成员主要由党政机关或股东控制，无任期限制。

（3）职工的工资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控制，各企业根据各自的财力具体分岗位细化，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工资越高纳税越多。工会依法保护职工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