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给我的权力，只能为人民服务，不能为个人捞油水”

于受权同志今年50多岁了，从事财政工作已经有20多个春秋。20多年来，他始终以人民公仆的姿态，勤恳工作，廉政为民。他常说：“人民给我的权力，不属于我自己，只能为人民服务，不能为个人捞油水。”

1986年春，他到太安乡抓春耕工作，乡里干部看到“财神爷”来了，自然要招待一番，于是就摆上了酒席。于受权一看，赶快借口有事离开，到另一家饭馆买了一碗米饭和一碗豆付汤吃完了饭。乡干部觉得过意不去，于受权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乡是全市有名的贫困乡，吃这顿饭要花几十元钱，用这些钱扶持贫困户，办点事业多好啊！”他在太安乡下乡工作三个半月，全是自己掏钱买饭吃。1988年3月，于受权同志到六道江镇检查工作，镇领导留他们吃饭，他借口说太安乡已安排饭了，回绝了镇领导，然而却在返回太安乡的途中，自己拿出20元钱在一家饭店与同行的5名同志吃了一顿午饭。他还对同志们说：“吃喝不在多少，但它可以把政府的威信喝没了，把清正廉洁喝丢了，把党和群众的关系喝远了。”

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不少单位和个人都千方百计同他拉关系。有的送礼，有的甚至递红包，这些都被他一一拒绝了。1986年末，区直有一个部门为感谢财政局对工作给予的支持，给于受权同志送一条毛毯，被他婉言谢绝了。1985年11月，区财政局扶持过的红旗煤矿派人给他送去一车煤和一提包烟、酒、罐头等物。于受权同志坚决不收，可来人说什么也不走，最后实在没法了，他坚持按价付了煤款和运费，而烟、酒、罐头等全部退回。1988年端午节前，区直机关一名干部为了让财政局多给拨点房屋动迁费，找到于受权家，求他帮忙，并拿出200元钱，于受权严厉地对来人说：“你我都是国家干部，怎么还搞这一套？该办的事你不送钱也会按规定给你办的，违反原则的事就是给我送多少钱也坚决不办。”几年来，于受权同志拒收礼物几十次。

于受权对家里人要求更是严格。1986年他的一个弟弟要买汽车，让他到银行说情借1万元钱，于受权同志不仅没给办而且批评了弟弟。于受权同志在区里工作时间比较长，又是财政局副局长，如果为自己家属、子女办点什么事，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的爱人原是白山商店营业员，1983年商店倒闭后，一直在家待业，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他的5个子女中，除大儿子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新建街道财税所外，其余4个女儿都是大集体工人，但于受权从没用自己手中的权为他们办过事，因为他始终认为：“党和人民给我的权力，不能用来办私事。”

二、不当无所作为的清闲官，要做为民造福的公仆

多年来，于受权同志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努力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千方百计为群众造福，多做些工作，当好人民的公仆。

1986年初，他到太安乡抓扶贫工作。那几天正赶上下雪，他顶着风雪爬山越岭、走遍了全乡76个贫困户，每到一家，他首先了解备耕情况，帮助他们制定致富规划，解决口粮，种子、化肥、地膜资金等具体困难。黑沟村农民王连军，家中8口人，只有他一个劳力，生活十分困难。于受权同志就根据全乡细菜短缺的情况，鼓励他建塑料大棚种蒜苗、韭菜、黄瓜，并借给他1500元。当年冬天，王连军仅蔬菜一项就收入5000多元。第二年，又借给他1000元，帮他买了一台四轮拖拉机搞运输，到1987年末就收入10000多元，彻底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之路。为了广开致富门路，调节产业结构，通过亲自考察了解，于受权同志根据当地木材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又为黑沟村借款6500元，帮助黑沟村办起了木旋厂，安排了12名贫困户劳力，当年获利7000多元。在几个月的扶贫工作中，于受权同志共帮助太安乡解决优良种子27000斤，化肥273吨，农膜27吨，帮助农民买猪56头、耕牛7头，当年就使63个贫困户脱贫，全乡粮食产量比1985年增加200多万斤。1988年为了扶持三道沟乡发展网箱养鱼，他及时向省、市汇报，求得上级的支持。并进行实地考察、跟踪问效，他又帮助乡里借款20万元，养鱼53箱，年底创利15万多元。从1985年到1988年，在于受权同志同全局同志共同努力下，扶持区、乡（镇）、村企业72个，投资400万元，全区工业产值1985年为2537万元，1988年已达到了6636万元，增长了1.5倍多。

八道江区共有76所中小学。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办学条件很差，倒危房屋很多，甚至有的课桌还是建国前的。于受权同志担任财政局副局长以后，多次与区文教局同志一起，逐校进行实地调查，制定了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校园建设的全面规划，并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提出建议，从1985年开始，共投资31.4万元，维修校舍8千平方米，增加课桌2千多套。还借款40万元，扶持学校办工厂，开展勤工俭学。因此，八道江区连续3年被省、市评为校园建设先进单位和勤工俭学先进单位。

三、“不会抓收入的财政局长不是合格的局长”

八道江区是1985年建立的新区，1987年开始建立一级财政。由于建区时间短，底子薄，区财政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面前，是伸手向上，靠国家补贴过日子，还是大胆改革，开拓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改善财政状况。于受权同志认为：做为一名财政局长不能只会当‘出纳’，只知道伸手要，应把功夫下在大力组织收入上。“不会抓收入的财政局长，不是一个合格的局长”。因此，几年来，他与全局同志一道，冲破各种阻力，大胆探索，不断开拓，为全区增加财政收入做了大量的工作。1988年，八道江区屠宰税和临商税一直由税务部门征收。但由于税务部门人员少、任务重，加上管理体制不完善，漏税现象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于受权同志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改革设想，提交领导讨论。在区委、区政府领导的支持下，区财政、税务、工商、物价、审计、公安等部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确定对上述两种征收办法进行改革。一是将原由税务部门征收的屠宰税改由畜牧兽医站代征收，实行检疫、收费、收税“一条龙”。二是临商税，由过去的税务部门征收改为街道财税所征收。由于采取了以上两种改革办法，调动了代征员和税收征管人员的积极性，堵塞了漏洞，1987年全区征收屠宰税仅8000多元，1988年7月实行改革后，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收4万多元，到年底征收11万元，临商税1987年只收了23万元，1988年达到了68万元。

多年来，由于于受权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1986年被评为全省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浑江市财政系统模范干部；1987他被评为浑江市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从1985年到1988年，他连续4年被评为区先进工作者和模范干部；1983年到1988年他连续6年被各级党委评为优秀党员；1989年，他又被评为全国财政系统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