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李商隐在《咏史》中留下的这个格言式的诗句告诉我们：丢掉勤俭的美德而迷恋奢侈之风的国家，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只有克勤克俭，艰苦创业，才能不断取得成功。这样的事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可以说比比皆是，俯拾即得。比如明史，明太祖灭汉，江西行省以镂金床进。朱元璋看了以后说：以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能不亡？侍者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此所以取败。太祖曰：既富岂可骄，既贵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朱元璋认为，“珠玉非宝，节俭是宝”。因勤俭而成功，因奢侈而破败，这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一条规律，至少是决定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1947年10月10日，当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接近胜利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基本点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其中，第四条说：“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这一条很有号召力，因为群众最痛恨骑在他们头上的贪官污吏。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评论美国白皮书的社论中，毛泽东引用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话，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注：即接收大员中的“五子登科”之类），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尽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的腐败政府，仍然逃脱不了中国历代王朝覆灭的客观规律。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以权谋私，官商合一，贪污中饱，搜刮了上百亿美元的财产，不仅没有巩固他们的统治，相反，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三）就一般而论，腐败，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共生现象。“无官不贪”，这是人民群众对旧社会居官者贪污成风的概括。“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说的这件事。个别有识之士，清廉节俭，为后世所称道，在几千年历史上毕竟凤毛麟角。但是，近年来，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社会上以至党内，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繁衍丛生，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这是怎么回事呢？

（四）当前出现的腐败现象，是不是象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所诬称的那样，“一党制”和公有制是“贪污腐化的温床”？在1989年他们策划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反腐败”成了他们蛊惑人心、招摇过市的口号，一时确也起了把水搅浑的作用，迷惑了一些善良的人们。其实，把腐败现象这瓢污水一古脑儿完全泼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头上，恰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居心叵测地炮制的一个阴谋。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看出，这完全是颠倒是非、黑白混淆的。从道理上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消灭剥削，实现与私有制以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为己任的崭新的社会制度，由它自身怎么会滋生出与它相反的腐败现象呢？从实践上说，五十年代刚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廉政同国民党的腐败，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社会风气之好，是国内外所公认的。六十年代前半期，尽管有三年调整的严重困难，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统一认识，上下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也顺利地渡过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涌现出象雷锋那样的英雄。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精神”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回荡着。个别意志薄弱的人，象刘青山和张子善，被糖衣炮弹打中，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所不容，很快就断然解决了。党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同样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那时没有象现在这样的腐败现象呢？怎么能说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贪污腐化的温床”呢？

（五）当前出现的腐败现象，是不是由于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才会出现现在这些“乌烟瘴气”？这也找错了地方，是不正确的。过去我们虽然没有提出发展商品经济，但同样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同样有商品货币。我们现在发展商品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而不是西方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只适用商品运行机制，而不能侵袭人际关系和其他地方。至于改革开放，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健全和发展，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这和过去是大体相同的。对外开放，难免会带进一些苍蝇和腐朽东西，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中发生的消极现象，即使出现，也不难纠正。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求，却恰恰要动摇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事情正是这样：资产阶级自由化诱发腐败，腐败分子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基础；回过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们又把腐败现象之赃，一屁股栽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头上，其用心可谓狠毒之极，手段可谓恶劣之极，阴谋可谓毒辣之极，必须大力揭穿它。

（六）那么，当前的腐败现象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呢？1989年《求是》杂志21期发表了吴建国同志《论腐败现象的根源——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腐败现象关系的析辨》一文，指出：“不论是动乱、反革命暴乱，还是社会上以至党内的腐败现象，都基本上是同出一辙、一脉相承的。此辙此脉，不是别的什么，就是国际资产阶级搞的‘和平演变’的‘大气候’以及与此相呼应的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小气候’。”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一心一意要消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最好是很快消灭，扼杀在摇篮里；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制造困难，逐步消灭。武装侵略不行了，就用腐蚀、渗透和和平演变的手段。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和平生活，我们许多同志却放松警惕了，似乎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了。从我们国内来说，尽管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再提示、告诫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由于赵紫阳同志的纵容、支持和鼓励以及所谓“腐败难免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愈演愈烈了，同时，社会上以至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也变本加厉地扩散开来。“迅速自由化”和“迅速腐化”同时出现，两病“并发”，这决不是偶然的。最近邓小平同志指出：“腐败现象很严重，这与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可谓切中时弊，一语道破。所以，实行廉政建设，反腐败，必须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结合起来，必须同反腐蚀、反渗透、反“和平演变”结合起来。

（七）腐败现象同社会主义无缘，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政权诞生以后，它从旧俄母体带来的痕迹，要比事先预料的要深刻得多，内容也广泛得多，所以列宁发出尖锐的警世之言：“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我国社会主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诞生的。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又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些告诫，可以说对全党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经受住了环境、条件和地位变化的考验。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和从现实斗争中的高度概括，清楚地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中的腐败现象和其他消极现象，原因不在社会主义自身，而是来自它自身之外的异己力量的侵蚀、进攻和渗透。如果说同它有什么关系，那只能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比较年轻，还不够完善、健全和成熟，因而给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侵袭还留有缝隙，而共产党内丧失警惕，特别是党内高级领导人丧失立场和警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采取包庇、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将有可能使这种缝隙扩大，甚至导致党要变质，国要变色。这是值得严重警惕的。

（八）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同人民一道，采取必要的措施，惩治腐败，实行廉政建设，已初见成效。但还要长期不懈地搞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首要的问题，是加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象南京路上好八连那样，提高“拒腐蚀，永不沾”的自觉性。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一方面，广大群众盯着她，希望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好；另一方面，各种敌对势力也盯着她，“打进来”或“拉出去”，总想把她搞垮。唐太宗李世民当政以后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射攻之，各自求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李世民经过隋末群雄角逐和宫廷政变而登上皇帝宝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他要提防各式各样的为了各自的目的向他施展的计谋，“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他的警惕性多么高呀！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有更高的抵制各种糖衣炮弹袭击的警惕性和自觉性。缺乏警惕和自觉，也会“危亡随之”，不可不慎。

（九）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保持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本色，这是反对腐败，搞好廉政建设的基础。一百多年前，《共产党宣言》曾经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全世界。”1949年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挣脱了“三座大山”的锁链，获得了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革命胜利之初，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干部，带着转战南北的灰尘，高举解放的红旗，从农村转入城市。当时他们想的和做的，都围绕着闪闪发光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解放军宁肯睡在马路上，也不入民宅。勤勤恳恳，艰苦创业，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关心群众比关心自己为重，可以说是当时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精神面貌的写照。1989年《求是》杂志22期逄先知同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中，透露1950年夏淮北地区受灾严重，毛主席在批阅淮北灾情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上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毛主席落了泪，连批三份淮北灾情报告给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根治淮河。作者写道：“毛泽东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为解除民间疾苦的决心，深深地印在我年轻的心灵里，那年我刚刚二十出头。”也有意志薄弱的人，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他们失去了一条锁链，却又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这就是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当然这在当时只是个别现象。近年来，政治思想工作严重削弱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淡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一切向钱看”，腐化现象滋长了。郑板桥在山东潍坊县作知县的时候，在送给巡抚的一幅画竹上题写了这样四句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官，如诗中所述，尚且如此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何况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呢！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牢记毛主席“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教导，紧密地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何愁腐化不能铲除，廉政建设不好呢！

（十）毛主席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在反对腐败和廉政建设中我们应当拿起这个武器。除了教育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以外，除了包括财政监督、审计监督和会计监督等各种监督手段以外，在日常工作中，推广民主作风，从同志相互爱护出发，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袭的有力武器和有效方法。《水浒传》这部小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可爱的英雄形象。鲁莽英雄李逵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板斧确实砍错了不少，但也有可贵可爱之处。第七十三回，李逵元夜闹东京之后，他同燕青回山寨来，路经荆门镇，在刘太公庄到一大户人家借宿，晚上听太公、太婆啼哭，睡不着觉，问为什么哭。回答说：他家女儿被大抢了去，此人就是梁山泊的头领宋江。李逵问：他几个人来？回答说：他和一个小后生各骑一匹马来。李逵便叫燕青一块来听，“俺哥哥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了也！”并说：“既是宋江夺了你的女儿，我去讨来还你。”李逵偕燕青回梁山泊来，直到忠义堂。李逵见了宋江，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抢上堂来，直奔宋江。众人拦住，夺了大斧。李逵气得说不出话来，燕青讲了经过。李逵说：“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做得这等好事！”后来经过面对，才澄清事实，李逵只得负荆请罪。李逵三板斧，不经调查，乱砍一气，是错了，应引以为戒，但他敢于向顶头上司提意见，同不正确的行为作斗争，却是反映了李逵的英雄本色。后人有诗赞曰：“梁山泊里无奸佞，忠义堂前有诤臣。留得李逵板斧在，世间直气尚能伸”。难道我们的革命干部还不如李逵，见了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阻，不制止，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吗？

提高反腐蚀、反渗透、反“和平演变”的自觉性；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把廉政建设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结合起来，我们的干部将会做到“拒腐蚀，永不沾”，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