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一文，是1950年2月13日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个讲话离今天整整40年了。40年后，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重新学习这篇文章，对我们仍然有极大的指导和教育意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我们仍处在战争和经济困难的环境中，面临着严重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表现在经济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用封锁、禁运和轰炸加重我们的困难。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在观望，他们怀疑共产党领导经济的能力。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当时主要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人不饿死人。这也是对我们的新的考验。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稳定金融物价，适应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关内货币等方面已经统一的情况，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使之由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就成为十分必要和可能的了。1950年2月13日至25日，前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次事关全局的重要会议。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管理，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制止通货膨胀。同年3月3日，前政务院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做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党中央、政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各级党政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统一财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出现了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基本稳定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迹。这一胜利的取得，当然主要靠财经工作的高度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达到了举国上下认识一致，步调统一，令行禁止，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陈云同志就是针对当时人们的一些思想状况，在全国财政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以适应新的情况。这次财经工作的统一，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1950年财政经济工作的高度统一，加上国营经济的发展，这是以后逐步引向计划经济的轨道，在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关键。

二

陈云同志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只有把力量集中起来，才能办成几件大事，战胜当时面临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所接收的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压榨、掠夺和十二年战争摧残的处于崩溃状态的国民经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又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军政费用开支庞大；财政收入增加缓慢，满足不了支出的需要；统一了支出，但未统一收入，财政收支之间出现脱节现象；财政赤字过大，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而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又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繁重的任务：残敌需要肃清，战争创伤需要医治，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需要恢复，灾民需要救济，旧政府的人员需要包下来，失业问题需要解决，等等，真是百废待举。根据这个情况，陈云同志提出：“为了战胜暂时的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在这里，第一是“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因为经济落后贫困，物力财力有限，所以必须尽可能集中使用。早在1949年冬，陈云同志就指出：“现在各大区都想自己搞一个大摊子，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钱和机器只有这么多，一定要选择条件好的，基础好的，从这里开始搞起。”（《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25页）在实行统一财经工作后，陈云同志又强调：“目前国家的财政收支不但不富裕，而且有赤字，可以机动使用的现金和物资本来很少。这微小的机动力量，如果不放在中央人民政府手里，而分散给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其后果必然是把这微小的机动力量丧失无余，必然是全局不机动，大家不机动。这正象作战一样，把机动兵力分散了，不是大吃败仗，就是难获全胜。”（同上书，第73页）抗美援朝开始后，陈云同志又说：“国防开支，稳定市场，经济建设，都是重要的，但钱是有限的，钞票又不能滥发，所以钱的使用要妥善安排。如果次序排得不当，主次不分，就会犯错误。”（同上书，第127页）第二是把力量集中起来，就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十个指头按跳蚤是按不住的，握紧拳头就可以打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打仗和搞财政经济都同样适用。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反复强调要集中使用物力财力。“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这和作战是一样的道理。”（同上书，第115页）“财力只能集中使用于建设的主要方面，放在能使我国经济起重大变化的方面，这是总的趋势。”（同上书，第194页）在五十年代，正是在集中物力财力的情况下，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取得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接着又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三

陈云同志这篇文章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全局观念。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就是要提高全局观念的自觉性。

陈云同志指出：“我们搞财经工作的同志，很容易陷于局部观点和本位主义之中，把某些重要问题忽略过去。我要提醒同志们，必须提高自觉性。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来看，如果发现自己的做法与全国的任务不相符，应该立刻觉悟，立刻纠正，否则几年后是要在人民面前检讨的。”他强调“财经部门的领导同志，应该首先觉悟，并要教育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局部和全体，既统一、又矛盾，在财经工作中经常需要正确处理这个关系。陈云同志说：“在财政上，经常存在着要多和要少、要早和要迟的矛盾，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是局部与全局的矛盾。最后的决定，要求局部必须服从全体。”（同上书，第115页）“‘当地需要’的许多项目，在当地看来是首要的，但从全局看来，常是次要的，可以缓办的。全国如果都按各个局部需要来开支经费，那末，哪有钱来办全国性的大事？”（同上书，第74页）在统一财经工作中，陈云同志一再向大家说：统一财经管理后，“因为许多地方是新解放区，实行统一管理会有若干困难。同时，在公粮、税收划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支配以后，地方经费开支，比以前更困难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这种困难，比之全国财政经济的管理继续不统一和金融物价大乱而来的困难，其范围、程度和后果都要小得多。因此，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宁愿忍受若干较小的困难，以避免发生更大的困难”。（同上书，第68页）一直到1982年，陈云同志在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时，仍然强调：“为了给后十年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大革命、大建设，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当然，地方上的小革命、小建设也要搞，但必须以大革命、大建设为主，这也就是局部服从全局。”（《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285-286页）在全局观念问题上，陈云同志还对财经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对财经工作人员的要求，不应该只是不贪污的问题，那是旧社会的标准。我们的标准，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就是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在治理整顿期间，强调适当集中，加强宏观控制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各地方、各部门的同志都能顾全大局，是高度的党性和政治觉悟的表现。

四

经过四十年的建设，特别是近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财政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今天的经济基础，今天的物力财力，同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语。但是我们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财政经济还有不少的困难。我们仍然需要适当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十一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确是地大物博，现在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八位；但是另一方面，按人口平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在世界第一百位以后，仍属穷国之列。资源也并不丰富。因此，我们只有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才可以办成几件大事，象“一五”时期的156项的建设就是证明。我们决不应该把目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象这几年一些重复引进、重复建设，以及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那样。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今天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当然，今天讲集中，并不是要回到五十年代的老办法去，不能象五十年代那样搞高度的集中。十年来，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导下，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了各地方、各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成绩显著。今天讲集中，是在适当分权，微观搞活的同时，适当集中，加强宏观调控。在治理整顿期间，更要强调适当集中，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只有中央掌握必要的财力，才能保证重点建设和治理整顿任务的实现。这也是“大革命”、“大建设”的需要。

治理整顿也是一次调整。压缩投资规模，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过高的发展速度，提高一些省、市上交中央财政的比例，减少一些地区的财政补贴，适当增加重要物资由国家统一分配的部分，以及其他一些治理整顿措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动地方和部门的利益，某些“当地需要”的项目可能要削减或推迟，某些局部利益可能要做一些让步，甚至做一些牺牲，某些局部可能要增加一些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强调全局观念，强调局部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做到局部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忍受若干较小的困难，避免发生更大的困难，取得了统一财经工作，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的巨大胜利。今天的经济条件比之五十年代初期要好得多，我们更应该做到局部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忍受若干较小的困难，避免发生更大的困难，夺取治理整顿任务的胜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