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以下简称《文选》),集中了邓小平同志从1938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主要言论,连同《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所阐明的一系列根据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学习这些著作,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指导我国当前的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
人们学习《邓小平文选》同学习其他领导人的选集或文选一样,总是挑选同自己业务或当前工作密切相关的论述先学习,然后再及其他。我学《邓小平文选》,首先读的是专门论述财政工作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54年1月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开始时讲话的一部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一篇是会议结束时讲话的一部分—《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学习的心得,以《闪烁着辩证法光辉的财政工作的方针》为题,发表在《求是》杂志1989年第18期上。
其次读的是《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一文。为什么对这篇短文感兴趣呢?这是因为1986年刘伯承同志逝世时,我读邓小平同志《悼伯承》和其他同志的悼念文章,颇受感动...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以下简称《文选》),集中了邓小平同志从1938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主要言论,连同《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所阐明的一系列根据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学习这些著作,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指导我国当前的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
人们学习《邓小平文选》同学习其他领导人的选集或文选一样,总是挑选同自己业务或当前工作密切相关的论述先学习,然后再及其他。我学《邓小平文选》,首先读的是专门论述财政工作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54年1月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开始时讲话的一部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一篇是会议结束时讲话的一部分—《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学习的心得,以《闪烁着辩证法光辉的财政工作的方针》为题,发表在《求是》杂志1989年第18期上。
其次读的是《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一文。为什么对这篇短文感兴趣呢?这是因为1986年刘伯承同志逝世时,我读邓小平同志《悼伯承》和其他同志的悼念文章,颇受感动。学习心得,以《“刘邓”关系——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为题,发表在《财务与会计》杂志1987年第2期上。当时联系实际,认为值得学习的至少有以下几点:(一)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二)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用结合的优良学风。(四)既爱护战士,又严格要求,“爱兵如子”与“慈不掌兵”相结合的带兵艺术。(五)顾全和服从大局,为了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不惜牺牲局部,勇挑重担的坚强党性。这次学习《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是同《悼伯承》一文结合一起学习的。通过结合学习和联系实际思考,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刘伯承同志堪称顾全大局、团结战斗的楷模和表率。学习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切实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领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小局服从大局,局部服从整体,顾全大局,相互协作,团结战斗,共渡难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2年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敌酋公开宣称,“华北封锁沟的长径等于长城的六倍,环绕地球一周的四分之一”(《文选》79页)。这都是用敌占区人民的血汗堆积起来的。敌人对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频繁扫荡和“三光”政策。在这样的艰苦的环境下,为什么和怎么顾得上为刘伯承同志祝寿呢?当时除了一二九师政治部决定举行祝寿活动以外,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以及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都发来了贺电和贺诗。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都发表了祝寿消息和祝寿文章。所以会这样,我体会,越是在困难和残酷的环境中,越需要加强党的领导,越需要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和献身精神。邓小平同志在《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中所概括的“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以及刘伯承同志“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所树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对于加强党的建设,都是十分重要和十分必要的。刘伯承同志一贯“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伯承同志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同志之间,包括“刘邓”之间,服从真理而不固执己见。顾全大局,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学习和发扬这种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优良品质和顾全大局、团结战斗的高尚风格,对于战胜当时的困难,夺取全面的胜利,是多么重要。不仅战时是这样,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建国以来走过的道路,就会懂得,这种全局观念和通力协作的作风,在我们克服一个一个的难关,取得经济战线伟大成就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邓小平同志当财政部长时谆谆教导“财政部门要看到大局,要有战略观念”,说的也是要树立全局观念。
回顾建国40年来,三年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六十年代三年调整时期,以及八十年代初的改革时期,是我国经济工作搞得最好的时期。所以搞得好,除了宏观决策正确,大体符合客观规律以外,在三年恢复时期,是同全国人民、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以局部服从整体、忍受小困难避免大困难的全局观念,支持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分不开的。要说统得死,1950年和三年恢复时期是统得比较死的,但是人民自觉地忍受了这种困难,支持了人民政府的集中统一。没有这种支持,要创造被称为经济奇迹的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是同那个时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艰苦奋斗和全局观念的教育,令行禁止,蔚然成风,分不开的。六十年代三年调整,那时的困难比现在大,所以恢复得那样快那样好,也可以说是创造了又一个奇迹。那个时期党风好,社会风气好,集体和整体观念强,大家憋着一股劲,上下同甘共苦,克勤克俭,共渡难关,也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工人阶级从全局出发,率先作出牺牲,有2000万职工下放到农村,支援农业第一线。八十年代初,“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取得巨大成就,同那个时候粉碎“四人帮”不久,拨乱反正,群众热情高,干劲大,各个地区和部门正确执行党的调整改革措施,是密切相关的。而十年改革的后五年即1984年到1988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所以失误较多,投机盛行,腐败滋生,通货膨胀,正如李瑞环同志在首都纪念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这几年“在一些人当中,讲理想的少了,讲私利的多了;讲集体的少了,讲个人的多了;讲全局的少了,讲局部的多了;讲创业的少了,讲享受的多了。总之一句话:讲奉献的少了,讲索取的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一轻一重,一软一硬。这种情况导致的恶果,我们大家都痛切地感受到了。”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了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号召“必须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局部服从整体,小局服从大局,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分散主义。”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也指出:“当前,中央必须集中适当的权力,集中适当的财力、物力,必须强调国家计划的严肃性,这样才能稳定经济的全局。”要做到适当的集中统一,“最重要的是思想的统一。有了思想的统一,才有行动的统一”(《文选》299页)。因此,学习《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学习刘伯承同志事事顾全和服从全局的坚强党性,学习他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对于我们今天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都是至关重要的。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小平同志说:“我们花钱要买到经验,经验这个东西很贵,今后还要花钱买经验,要力争花很少的钱买更多的经验。”(《文选》257页)我们花了很大代价买了经验,我们要能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不能只讲微观,不顾宏观,只讲局部,不顾整体,只讲小局,不顾大局。“我们本来很穷,但却装潢得很富裕”(《文选》256页),要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贫穷的基础上不懂得勤俭建国,这个国是建不好的。”(《文选》250页)顾全大局,团结协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适当集中财力物力,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