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改革,结束了封闭和停滞的局面,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十年来改革促使国民经济产生强大的活力,生产和社会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在前进中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1988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就是一个大家普遍感受到的问题。为此,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今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其中首要的一项是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压缩500亿元,大体上相当于1988年实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20%,只能多压,不能少压。从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压缩的情况来看,全国在建工程项目总数约有20万个,总投资规模在13000亿元左右,到1988年底统计,已决定停建、缓建的项目14400多个,可压缩今后几年的投资442亿元,虽已取得一些成效,但很不理想,而且一面压缩,一面突击施工的现象仍然存在。由此可见,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必须花大力气。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是要统一认识,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宜超越国力。
我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宜超越国力。前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适当的时候,财政、信贷、外汇收支和物资供求就比较容易做到平衡,生产就发展,市场就比较稳定,人民生活就得到改善。如“一五”时期,积累率最高的一年为25.5%,最低的一年为22.9%,平均为24.2%,同国力比较适应,因而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5%,市场繁荣,人民高兴。1963年—1965年调整时期,积累率平均为22.7%,也比较适应,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产品质量不断提高。1965年许多部门和企业的一些经济技术指标到现在仍然是历史最好记录。但是,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国力的时候,必然导致财政、信贷、外汇收支和物资供求的紧张,国民经济发生困难。如1958年—1960年三年大跃进时期,年积累率分别高达33.9%、43.8%、39.6%,而且大部分投资用于以钢铁为主的重工业方面,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结果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60年农业总产值下降到1957年的69%,粮食、副食品供应紧张,轻工、日用品奇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1988年的物价高涨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活欠帐要还、行政费用增加,而投资压缩不够,因此1979年财政赤字达170亿元,1980年赤字127亿元,导致货币投放过多,物价上涨。1981年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积累率降到28.5%,同时压缩行政费用,严格金融、物价管理,使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市场物价大体稳定下来。但是,从1982年起,连续四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平均每年以24.9%的速度增长,1985年比上年增长38.8%,大大超过了同期按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3.2%的幅度,积累率超过3396。经济过热现象再度出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1986、198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为3020亿元和3641亿元,零售物价指数1987年比1986年上涨13.7%。到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314亿元,突破计划1314亿元,零售物价指数不断上升,六、七、八月上升幅度更大,以至出现全国范围的市场抢购风潮.
上述情况说明,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通货膨胀,已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了,否则,不但改革无法深入,整个建设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损害十年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在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不乏稳定发展的例子,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越国力也行不通。“适度通货膨胀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是凯因斯的经济理论。从实践看,靠通货膨胀外贸逆差支持短期高速度、最终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在整个西方没有获得长久的成功,对于商品短缺而不是商品过剩的我国,更不适用。所以,美国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诺顿教授说:高速度、高物价最终会导致滞涨,实行双高政策的国家无不遭到失败。
应当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不能贪图过快的发展速度。因为发展,特别是能源、交通材料的发展,必须支付大量的投资;改革,特别是物价、工资改革,必须付出巨额代价。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00美元,排列在世界上44个低收入国家当中,国家的财力物力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确定必要和可能的目标与程序,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国力相适应,在改革中稳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