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6 作者:段云 李成瑞 左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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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继《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之后,《李先念文选》又出版了。这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李先念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收入的从1935年6月到1988年2月的94篇文稿,从若干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所经历的光荣伟大而又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也反映出先念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几十年如一日,不畏艰险,脚踏实地,坚持真理,尽心尽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和朴实无华,坚持按实事求是原则办事的作风。
1954年9月,先念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同时兼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主任,当时我们在财贸办公室工作,后来也在先念同志领导下从事财政经济工作。在事隔若干年后重读先念同志的文稿,不仅倍感亲切,而且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我们想就那时以后先念同志有关财经方面的论述,谈一点学习心得和切身感受。
一
先念同志主持的财贸办公室,是国务院的一个办事机构,协助总理管理财政、银行、粮食、商业和外贸、物价等方面的工作。财贸工作在社会主义再生产中属于分配和交换这个中间环节。正象陈云同志所指出...
继《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之后,《李先念文选》又出版了。这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李先念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收入的从1935年6月到1988年2月的94篇文稿,从若干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所经历的光荣伟大而又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也反映出先念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几十年如一日,不畏艰险,脚踏实地,坚持真理,尽心尽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和朴实无华,坚持按实事求是原则办事的作风。
1954年9月,先念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同时兼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主任,当时我们在财贸办公室工作,后来也在先念同志领导下从事财政经济工作。在事隔若干年后重读先念同志的文稿,不仅倍感亲切,而且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我们想就那时以后先念同志有关财经方面的论述,谈一点学习心得和切身感受。
一
先念同志主持的财贸办公室,是国务院的一个办事机构,协助总理管理财政、银行、粮食、商业和外贸、物价等方面的工作。财贸工作在社会主义再生产中属于分配和交换这个中间环节。正象陈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它象“磨盘里的麦子”,受到生产与消费两方面的影响和“夹击”。国民经济任何方面的失衡,供需总量和结构的矛盾,都会迅速地集中地从财贸工作中反映出来。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持者,先念同志勇于面对现实和矛盾,从财贸观察全局,从全局观察财贸。他对加强综合平衡的必要性深有体会,对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敏感;对急躁冒进和假大空的“左”的错误,有所抵制;对实事求是的正确政策,积极贯彻,身体力行,并在执行中有所发展和创造。
先念同志1961年9月在《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中的问题及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一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前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各方面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到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上来,在我们的头脑中往往会产生种种互相矛盾的想法。当说到票子的时候,认为多了,希望少发一些,但是在考虑财政开支和贷款的时候,又希望多一些。当说到商品的时候,认为少了,希望增加一些,但是在收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时候,又想少购一些,多留一些。当说到各种商品零售价的时候,认为已经涨得不少了,职工生活不能再降了,但是在说到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时候,又感觉提得还不够。应当说,这些想法从一个角度来说,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从全局来看,必须把各方面的矛盾综合研究,全面着眼,抓住根本问题,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文选》第268页)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先念同志针对财贸工作的地位和特点,辩证思考、统筹兼顾的思想特色。把握这一点,对于学习《文选》的有关论述,是不无裨益的。
二
建国四十年来经济工作的实践表明,国民经济出现失调起伏,危险的信号往往首先由财贸口发出;而调整失调的比例关系,也往往从财贸口入手。办法是平衡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压缩需求,增加供应,加强综合平衡。当然,调整措施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学习《文选》关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三次经济调整的论述,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56年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胜利的一年,但也出现了头脑发热、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提出要反冒进,先念同志在1956年的预算报告中也要求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要把生产和一些事业的发展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可惜的是这些正确意见后来受到了批评。1956年冒进的结果,反映在财贸工作上,大体是,财政收支差额15亿元,信贷收支差额16.9亿元,商品购销差额24亿元。陈云同志总结这一年经验,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以及三大平衡(财政、信贷、物资的各自平衡和三者的综合平衡)的著名论断。先念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和向1957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预算报告中,完全赞同这些观点,并从财政金融的角度,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条是财政、信贷和物资必须统一平衡,相互结合,物资平衡是统一平衡的基础,财政平衡是统一平衡的关键;第二条是国家计划和预算的安排,除了注意当年的平衡以外,还要瞻前顾后,注意年度之间衔接,避免过大的起伏。1957年放慢了建设速度,基本建设投资由1956年的139亿元减为111亿元,财政信贷的统一平衡由过去盲目地依靠财政的上年结余,改为年初由国家预算增拨银行信贷资金,以平衡信贷收支的差额,这是执行三大平衡方针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和创新。由于发现问题及时并立即调整,问题容易解决,使1957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8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宏观决策失误使开始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日益陷入混乱状态。1959年7月,先念同志及时地指出了这是在表面“大好形势”的背后,出现的一种怪现象:“一方面财政预算收多于支,有大量结余,另一方面市场货币流通量又在不断增加(注:1959年上半年出现货币不是净回笼而是净投放的反常现象);一方面似乎有大量资金可用,另一方面又显出某些物资供应紧张。这种不协调现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文选》第246页)先念同志形象地说,这里面“有鬼”,要想办法“捉鬼”。财贸各部门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当时先念同志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名义给中央写的报告中提出:“把预算、信贷、物资的全面情况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目前不仅国家某些物资紧张,国家资金也是紧张的。预算收多于支和有大量资金可用的现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整个国家资金的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文选》第246页)真实情况是:财政结余实际不存在,预算安排有赤字。不幸的是,由于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经济上对“左”的错误的纠正,“大跃进”象没有制动闸的汽车,跑了一阵,碰了壁。1960年冬,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是真正下大力调整,是在1962年刘少奇同志听取财政部的汇报,进一步揭露了“大跃进”几年财政上“假结余,真赤字”的真相以后。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著名的“西楼会议”。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有些同志对困难估计不足,调整不够有力,并且提出“非常时期,非常措施”,要退够。随后请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小礼堂向各部委党组成员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李富春和先念同志作了补充报告。先念同志指出,当时的情况反映在财贸工作上,概括起来是:“票子多了,商品少了,部分物价上涨,国家收入减少,财政出现赤字。”(《文选》第265页)这次失误连续三年,积累的困难多,调整的难度大。当时怎样解决的呢?第一,没有采取增加人民负担的办法。相反,农业税由1960年的347亿斤减少到236亿斤,粮食征购由856亿斤减为679亿斤,并且对农村实行了退赔,还提高了粮食和油料的收购价格,粮食平均提高25.3%,油料提高19%。第二,没有采取普遍提高物价的办法。相反,对约占职工生活开支60%的十八类生活必需品,实行定量供应,稳定价格。同时没有把集市贸易价格统死,允许有升有降。第三,也没有采取举借外债的办法。相反,还按期偿还了欠苏联的债款。当时的主要办法是:以极大的魄力,有计划地调整经济,先退够而后再前进,扎扎实实地增产节约,上下同甘共苦,克勤克俭,共度难关。在先念同志主持下,财贸办公室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人们习惯称之为“双六条”。充分发挥财政和银行在宏观调节中的作用。同时大力缩短基建战线,基建投资由1960年的354亿元压缩到1962年的55亿元。动员二千万职工下乡,以缓解城市粮食的供应,并支援农业。优先保证出口,换取外汇,进口粮食。调整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出售高价糖果糕点,采取“高对高,低对低”的政策,以回笼货币。制定并试行商业工作“四十条”和手工业“三十五条”(六十年代轻工业和手工业曾划归财贸办公室领导),以改进和疏通流通渠道,恢复和发展传统的手工业生产。1962年的调整很快收到了效果。市场货币流通量1957年是52.77亿元,1961年最高达125.66亿元,经过1962年到1964年的回笼,下降到79.96亿元,恢复到正常水平。高价商品逐步回到原来的价格,集市贸易价格也下降到接近过去的水平。人民感到“票子值钱了”;由过去“见货就买,见队就排”,变成“走走看看,想想算算,挑挑拣拣”。1963年到1965年,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7.9%,财政收入每年增长14%,农业生产恢复并超过1957年的水平,轻工业品也能够满足市场需要,形势是很好的。
然而,“左”的思想未根除,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先念同志先协助周总理,后支持邓小平同志苦撑危局,倍尝艰辛。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是人所共知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和1978年,群众热情高,经济形势好,财政收入增加较多,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改善的人民生活,也稍稍有所改善。但是,形势一好,头脑又发热,引进多了,摊子铺大了,国民经济存在着潜在的危险,这个信号是由1979年和1980年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发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六十年代不同,这次调整有进有退,有上有下,有保有压,而且调整与改革相辅而行,以调整为中心,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文选》中收入的先念同志在这一时期的几次讲话,系统地阐明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和中央关于调整经济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提出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500亿元,减为300亿元。赵紫阳同志提出“两平一稳”的调整要求(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价稳定)。到1983年,财政收支实现了基本平衡,农村改革成效显著,市场繁荣,物价基本稳定,而且出现一定程度的买方市场。这次调整虽然也有一些缺点,但比前两次调整,内容更为丰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为八十年代前期的改革创造了较好的环境。
先念同志后来年事已高,不再担负繁重的经济领导工作,但仍注意总结我国经济工作的经验,多次谈到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的原则。他说:“本来只能挑八十斤的,硬要挑一百斤以上,弄出病来,五十斤也挑不成了,蠢不蠢?受了挫折,有的同志还不接受教训,一旦形势变好,又头脑发胀,要大干快上。”又说:“我们过去带兵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敏感得很,灵活得很。如果跑不了就会被消灭。搞经济建设更要注意,经济上如果出了大问题,有时要几年才能看到,而且跑也跑不了,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大调整。我看搞经济工作有时比打仗还难,所以头脑更要非常清醒。”“发展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要做综合平衡工作,主要抓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个方面的平衡”,“否则容易乱套、折腾”。(《文选》第487—488页)这是他多年主管经济工作的宝贵经验之谈。
三
先念同志领导财贸工作,是重视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问题,重视市场的作用的。他在1978年6月所作的《重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讲话,论述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做好财贸工作的意义。
先念同志1956年在党的“八大”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发言,可说是1950年统一财经、稳定物价以来对市场物价情况的基本总结。先念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当时在价格政策的执行上,偏重稳定一面,对于及时合理调整的一面重视不够。而且由于一般地没有来自其他方面的物价竞争,问题不容易暴露,所以更要自觉地重视价格政策在国营商业中的地位,重视调查研究(五十年代末财贸办公室曾设立物价组,专管商业方面的物价工作,后来并入物价委员会)。先念同志长期注意并多次讲到物价问题,收入《文选》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有关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力求物价的基本稳定,但不是简单采取“统一物价”或“冻结物价”的做法。(2)农产品价格要以粮食为中心来安排,要解决商品粮集中产区农民贡献大而收入低的问题,要保持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合理比例,逐步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以巩固工农联盟。(3)工业品价格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提高质量和企业管理水平,要执行按质论价、优质优价的原则,不能用提价保护落后。(4)价格的调整,既要照顾国家建设,又要照顾个人消费,既要提高人民的购买力,又要注意物资供应的可能。不分轻重缓急要求一下子做到完全合理,也是不现实的。(5)在部分物价上涨,计划价格与集市价格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不应当追随集市价格采取全面大提价的办法,也不能把集市价格统死。既坚持以计划价格为主,又允许一定范围的自由价格。(6)人民生活必需品调价要慎重,必须调整时,要做好思想工作,并向职工补上工资。非生活必需品有的可以放开,价格高一些。(7)必须避免陷入这样三个“轮番”,即:粮食与经济作物价格的轮番上涨,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工农产品价格与职工工资之间轮番上涨。
市场物价同货币流通密切相关。先念同志很注意抓货币问题。1956年以前,在财政收大于支,财政和信贷统一平衡的条件下,人们不感到市场的紧张。1956年财政出了赤字,多发了票子,就出现了普遍紧张的现象。这时才对财政信贷平衡的重要性体会得深了一点。引起更深刻认识的是“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当时银行研究了历年市场货币流通量和社会商品零售额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现市场稳定的时候大体是1∶8(即票子一年周转8次),1960年和1961年分别下降到1∶7.3和1∶5.5。同时还研究了市场货币流通量同商品库存,同农副产品采购总值的比例关系。先念同志很赞赏他们的这种研究,虽然这还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数据”,但它对揭露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通货膨胀,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高喊“形势一片大好”的过热头脑,也是一付清凉剂。这个期间,银行的同志们每天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送货币流通情况,虽然只有简单一句话,即:本日货币投放多少,回笼多少,投放和回笼相抵,净投放或净回笼多少,类似新闻报道上的“一句话新闻”,但却引起许多领导同志的注意。先念同志每天一上班首先看这个简报,还让秘书每天画出货币发行量的曲线变动,以研究发展趋势。先念同志还经常研究银行的报表,如信贷计划和执行情况等。同1957年比较,1958—1961年货币投放共增加62亿多元,其中非正常的投放大约有40多亿元。经过三年回笼,到1964年货币流通才算恢复了正常。先念同志感慨地说:票子是投放容易回笼难,要使同志们懂得票子的厉害哟!在20多年后,又面临抑制通货膨胀这一艰巨任务的今天,重温这句话,不是有更深刻的感受吗?
先念同志长期抓对外贸易工作。他经常讲:“‘自力更生为主’,决不排斥争取外援和互通有无。”(《文选》第240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困难情况下,他还抓住我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地位后的有利时机,针对当时闭关自守的倾向,提出“我国的对外贸易,应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文选》第302页)他强调下苦功夫调查研究,随时掌握国际市场动态,防止主观片面。强调从实际出发,努力增加出口,保持进出口平衡,克服从需要考虑多,从可能考虑少;从主观考虑多,从客观考虑少;从局部考虑多,从整体考虑少的偏向。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方面,也有许多重要论述。
先念同志在1987年上半年对外宾谈话中,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若干重要经验。他指出,改革开放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商品经济总体上是要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中要允许一部分多劳、好劳的人先富起来,而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决不能听任两极分化。保证十亿人都能温饱,这是一条基本国策。改革从整体上要放权,但有些权必须国家掌握,不能什么都放;要避免基建、消费、物价等失控。他还着重指出:改革开放和坚持四条基本原则是不可分的,是统一的,可以而且应该协调地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并注意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把社会风气、社会秩序搞好。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时坚持党的优良传统。
先念同志有关财经工作的论述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这些经验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脚踏实地,坚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为了做到实事求是,他注意调查研究,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以便择善而从,避免片面性。为了做到实事求是,他勇于面对现实,当有些人头脑发热的时候,及时揭露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他从不忘记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这一基本国情,一贯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不肯迁就那种出于良好愿望但超出客观条件的过高要求。他十分重视从我国国力出发,搞好综合平衡,特别坚持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四个方面综合平衡的原则,不怕为了平衡收支、平衡供需而“得罪人”。他常风趣地说:“做财经工作就要屁股后头带小刀,该砍就砍,该削就削(指紧缩过高的开支和需求)。”在工作中出现失误的时候,他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决不把责任推给下级。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脚踏实地,坚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这条根本经验,对于财经工作是长期适用、不会改变的。《文选》中有关财经工作论述的主要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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