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了在京楼、堂、馆、所的建设项目，决定缓建一批，停建一批，以利于压缩首都基建规模，树立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北京日报》并且刊登了停缓建项目名单，共停缓建33个项目。据反映，决定公布以后，首都各界人士都拍手称好，要求有禁即止，坚决落实，决不能让已停缓建项目改头换面或用别的名义重新上马；要举一反三，再停缓建一批不必要、不急需的其他工程；并且严格立法，严格审批，严格监督，再不要搞那些首长批条子的工程了。

停缓建一批在京楼、堂、馆、所项目的意义，决不只限于基建战线，我以为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它证明“行政手段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好的”（《财贸经济》1988年第1期《再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问题，也要按十三大提出的“生产力标准”来判断。近几年来，我国对固定资产投资实行“拨改贷”，两次提高贷款利率，征收建筑税和能源交通基金，这些经济措施，虽然在加强重点建设和调整经济结构方面起了一些作用，但并没有能够抑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膨胀，并没有能够解决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有的理论工作者曾经指出：在我国当前条件下，缩短基建战线，控制固定资产需求膨胀，最有效的办法是采用行政手段，由各级政府逐级控制投资项目和规模。如果这种控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优化是有利的，如象国务院决定停缓建一批在京楼、堂、馆、所那样，有什么不好呢？有的同志看到过去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种种弊端，提倡重视运用经济手段，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又走到另一极端，否定行政手段，认为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就是走回头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当前在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在农村抬价抢购，纠正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打击滥伐和偷盗公有森林资源的不法行为，以及市场上的严重违法行为，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上为什么缩手缩脚？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脱离我国实际，能用经济手段控制的就用经济手段，经济手段控制不了的，就用行政手段，这也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二）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令行禁止，从中央和北京开始，这是最有效的领导方法。中央和北京带了头，各地方、各部门也将跟上来。在读报随想（二）《令行禁止领导要带头》一文中，引用“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古语，说的也是这件事。这里不妨再举一例：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回忆说，1949年毛主席搬到中南海丰泽园里菊香书屋院内，这里原来是公共场所，摆了好多花。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搬到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花了，少摆几盆花，再摆一点松柏就可以了。你们知道，到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的代表来。他们来了就是看看我们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这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摆几盆花也要考虑上行下效问题，当时是多么注意对社会的影响啊！李先念同志在《同人民一起纪念周恩来同志》一文中说：“周恩来是个严于律己的人”，他“对自己各方面要求都是严的，一言一行都在考虑对党的影响，对国家的影响，力求不使党和国家受到丝毫损害和玷污。”目前除了刹住盲目兴建楼堂馆所之风以外，在为政清廉，从严治党，纠正不正之风方面，如果都从中央和北京开始，那会发生多么大的作用和影响啊！

（三）吴树青在《改革》杂志1988年第2期撰文提出：搞改革应当从当前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探讨目标模式也要把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区分开来，不能把经过一个很长发展过程才能达到的目标，当作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的要求，否则就会脱离现实欲速不达。国务院的决定，正是从实际出发，从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着手，实现一定的近期目标，从而有助于向改革的长期目标迈进。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经历的特定阶段。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中包括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不同时期。这个阶段虽然都属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的成熟程度，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与要求，经济制度上层建筑的发展水平，会存在很大差别，甚至是某种部分质变的差别。与此相适应，经济体制也不可能是相同的。经济体制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一个渐进过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也必然经历一个渐进过程，而不能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出发，要求过高，急于求成，陷入主观随意性。比如，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李成瑞同志在《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若干问题》（《财贸经济》1986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直接控制为主，间接控制为辅；第二阶段：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并举；第三阶段：间接控制为主，直接控制为辅。并且认为：如果不顾条件成熟的程度，单凭主观愿望，过早地转向间接控制，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出现失控现象，造成经济比例失调，被迫进行调整。当然，要积极为间接控制创造条件，当条件大体成熟时，及时转变。应转变而不转变，也是不对的。又比如，中央财政同地方财政实行分税制，现在看要经过包干制逐步过渡到规范化的分税制，等等。总之，要承认阶段性，渐进性，避免急性病和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