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6 作者:林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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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董世成是上海市财政局第四分局的专管员,负责市粮食储运公司财税工作。26年来,他全力倾注于本职工作,廉洁奉公,兢兢业业,曾被评为市财政局先进工作者、市财贸系统优秀党员、1985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下面说的是他促进企业增收节支的几件事。
一个合理化建议,节约南调粮食大笔费用
1984年春节前夕,在上海开往大连的客轮上,老董眼望大海,思索起如何消化东北玉米的问题。
1983年东北玉米丰收,当地仓储能力不足,为防止玉米霉烂变质,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外调67亿斤玉米,其中调给上海15亿斤。然而,上海一年只需要9亿斤玉米,超调超储6亿斤玉米。上海港的吞吐是超负荷的,这样做不仅使市粮食储运公司增加1700多万元费用,而且还要挤掉东北许多原材料的南调计划,使上海港再延长已经超限的轮船停泊时间,增加罚款支出。能不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解决这个难题?老董回想起前些日子报纸上曾报导国际市场上玉米紧缺,价格上涨,以往每吨玉米卖价比小麦低几十美元,现在却高10美元,而国内每吨玉米售价比小麦低84元人民币。倘若将东北丰收的玉米出口,不是既可解决国内调运的问题,又可取得差价收入吗?于是,他北上调查。
董世成是上海市财政局第四分局的专管员,负责市粮食储运公司财税工作。26年来,他全力倾注于本职工作,廉洁奉公,兢兢业业,曾被评为市财政局先进工作者、市财贸系统优秀党员、1985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下面说的是他促进企业增收节支的几件事。
一个合理化建议,节约南调粮食大笔费用
1984年春节前夕,在上海开往大连的客轮上,老董眼望大海,思索起如何消化东北玉米的问题。
1983年东北玉米丰收,当地仓储能力不足,为防止玉米霉烂变质,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外调67亿斤玉米,其中调给上海15亿斤。然而,上海一年只需要9亿斤玉米,超调超储6亿斤玉米。上海港的吞吐是超负荷的,这样做不仅使市粮食储运公司增加1700多万元费用,而且还要挤掉东北许多原材料的南调计划,使上海港再延长已经超限的轮船停泊时间,增加罚款支出。能不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解决这个难题?老董回想起前些日子报纸上曾报导国际市场上玉米紧缺,价格上涨,以往每吨玉米卖价比小麦低几十美元,现在却高10美元,而国内每吨玉米售价比小麦低84元人民币。倘若将东北丰收的玉米出口,不是既可解决国内调运的问题,又可取得差价收入吗?于是,他北上调查。
船到大连,老董先后到港口、粮库、主管机关等单位了解玉米出口的可能性。随后又星夜赶往吉林,了解产地的情况。车到沈阳车站已是半夜12点了,大雪纷飞,天冷地滑,老董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扭伤了脚骨。可他想到时间紧迫,要是产地玉米一发运,再好的办法也白搭。他忍着疼痛,当夜转车到吉林,一瘸一拐地深入怀德地区收粮站等单位进行调查。有人不解地问:“天寒地冻的,别人都回家过年了,你却千里迢迢来到东北,扭伤了脚也不歇着,图个啥呀?”是啊,图个啥?图的是不使玉米霉变,不使国家遭受损失。正是在这四处奔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个将原来准备调运上海的玉米改为出口的合理化建议送到了北京,有关部门及时修改了调粮计划,当年节约了数以千万计的费用。
一笔经济得失帐,确保一批工厂生产
每天下班后坐在办公室浏览中央和地方报纸已成为老董的习惯。1986年2月7日晚上,他在阅读《解放日报》的一则会议报导时,被下面这段文字吸引住了:上海“今年1月份工业生产,由于电力,工业用粮及其它原材料等供应短缺……困难较大……轻工完成的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4.7%。”看到这里,老董离案沉思起来:工业用粮短缺的原因是什么?其程度和影响如何?应采取什么对策?强烈的工作责任心,使老董的心情无法平静。春节前后,他接连到工业用粮大户酒精厂、溶剂厂以及市轻工、化工、粮食局等十多个单位进行调查,了解到薯干是生产酒精的主要原料,1986年因放开价格以及产地遭受自然灾害,价格上浮,货源紧张,上海酒精二厂只得以玉米代替,成本上升25%,1月份亏损9万元。酒精一厂则被迫停产。酒精的大幅度减产,直接波及轻工、化工、医药等行业300多家工厂有关产品的正常生产。据此,老董算了一笔经济得失帐:如果由粮食部门去产地采购薯干供应酒精厂生产,一年要亏损800万元,而一个酒精厂停产一年,不仅要减少2万吨酒精产量,还将影响其他有关行业数百家工厂的生产,减少30亿元产值和2亿元利润。通过分析比较,为兼顾和协调国家与粮食部门的利益,老董向市政府提出由粮油贸易公司采购议价薯干,其亏损额由财政补贴的书面建议,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市粮食部门千方百计组织了1万多吨薯干,支援了酒精厂生产。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6月初,薯干供应再次告急。老董心急如焚,决心弄清楚薯干供应缺口的症结。他带着干粮,冒着高温,奔赴阜阳、合肥、蚌埠、南通港等地的十多个单位进行调查,前后只花了4天时间,取得了详尽的调查资料。在南通港他调查证实了产地出口薯干5万吨,以致造成上海工业用薯干严重短缺的情况。通过算帐老董发现产地出口薯干每公斤成本0.55元,而当时国际市场上卖价仅0.35元,每公斤亏损0.20元,属高亏产品。若提供国内工业生产化工、医药、轻工产品,每公斤可增利4.50元,是原料价值的8倍多。8月份他及时写信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调查情况,呼吁解决过多出口高亏产品薯干,造成工厂停产,经济损失严重的问题,并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加强协调,促进建立上海市与安徽省购销薯干的长期协议。9月,在上海市和安徽省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两地在沪签订了薯干购销协议,共调运4万吨薯干供应上海生产酒精。老董的合理化建议,不仅使上海酒精一、二厂料耗比使用玉米降低13%,节粮520万公斤,产品成本下降25%,反亏为盈520万元,而且由于上海酒精生产任务的超额完成,确保了轻工、化工、医药等一系列工厂生产和利润任务的完成。
一条改革路子,推动扭亏增盈千万元
市粮食储运公司担负着上海粮食购销调存的重任,系政策性亏损单位。多年来,上海口岸进口粮食压船压港严重,转运站平均每月压港的粮食达11万吨,亏损数百万元,成为“老大难”问题;公司亏损额逐年上升,形成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老董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把企业的潜力发挥出来?经过反复测算,1984年9月,老董提出对市进口粮食转运站,试行核定压港定额,节约费用提成的办法,核定每月压港的粮食定额为93800吨,如果实际压港吨数低于定额数,每天每吨提成一分七厘。经市财政局批准,当年10月实施这一办法后,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调运部门也千方百计地做好车船衔接工作,扩大外轮外档过驳,增加直调直拨,加快了疏导压港压船的速度,使每天粮食的运输量增加近一倍。1984年四季度,每月实际压港粮食33900吨,比定额降低36%,减少亏损285万元,1985年老董本着先进合理的原则,又提出将每月压港粮食定额修订为6万吨,定额以内节约的压港费,企业可提成3%的办法,并争得了企业的同意。1986年老董和企业一起进一步修订定额指标,将粮食压港定额由上年60%,压缩到55%。这样一来,尽管当年进口粮食比1984年增加47%,而粮食压港率下降50%,节约压港粮食委托保管费支出352万元,使企业盈利128万元,反亏为盈528万元。
为解决粮食储运公司亏损额逐年上升的问题,1986年初,老董和该公司的主管部门一起提出了对该公司政策性亏损实行了控制总额,定额补贴,减亏分成的方案并得到了贯彻执行。对经营平价粮油进销差价、外地调入粮食运杂费、进销费用和储存费用等四项政策性亏损,制订了先进合理的标准,实行定额补贴;对附营业务收入以上年为基础,增加部分提取40%留成;减亏按规定比例分成。这些办法调动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挖掘仓容潜力,扩大粮食直调直拨的积极性。1986年粮食进销量比上年增加17.3%,平均储存量比上年增长14%,企业亏损金额比上年下降7.3%,压缩亏损1055万元,既保证了市场和工业用粮的需要,又减少了国家财政补贴。
一篇调查报告,促进解决压港“老大难”
1985年上海压港情况严重,7月份和8月份外轮港外停泊平均每天153.4艘,最多达173艘,紧急疏港成为当务之急。对这个多年来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老董早就结合日常工作着手调查。1985年9月4日,《世界经济导报》内刊发表了老董写的“解决压港问题,需政策对头,调动货主码头积极性”的文章,文章指出由于部门分割,浦江沿岸线分配不合理,许多货主码头单位有疏运余力,建议制定相应政策,鼓励货主码头单位参加疏港。这篇文章引起了市领导的重视。9月20日市政府成立了利用货主码头调查组,老董被指定担任财政改革组负责人。
为了搞好关于利用货主码头的专题调查,老董集中安排15天时间,每天早上五点至晚上六点,骑着自行车沿黄浦江两岸,从上游到下游,再从下游到上游,往返路程1000公里,共调查了72个单位,收集了上千个数据。他白天调查,晚上整理材料,同调查组其他成员一起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分析了货主码头没有充分利用的原因,如企业职工奖金的分配办法不合理,货主码头代客装卸成本高,收费低,收不抵支等等,老董和其他同志共同努力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出了《关于利用货主码头和合理使用岸线的调查报告》。去年7月,市政府批转了由老董起草的《上海市单位专用码头从事社会运输业务管理试行办法》。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已利用10个单位的专用码头,新增100万吨吞吐能力,相当于一个半万吨级泊位,比吴淞口外新建码头节约投资3000万元,节约压港船期损失547万元。
人们说,20多年来老董一直在财税战线上默默地贡献。是啊!从上面这些生动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财税工作者一心扑在增收节支上,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的显著成绩,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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