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为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这一政策,税务部门一方面坚持依法治税,加强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漏洞,大力组织税收收入,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财力支持,减轻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注重将税收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功能,并于1999年以来,出台、实施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已经并将继续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一,促进出口措施得力
受亚洲金融风波的持续影响,近些年来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国际需求大幅减少,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和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带来的价格优势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双重竞争压力。从全国的情况看,出口产品退税政策的调整已经对促进我国产品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出现高速增长势头,外贸出口增长38.3%。
在此情况下,为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及时调整税收政策,分两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产品出口能力增强。与此同时,税务部门加强出口退税管理,改进退税工作,简化退税手续,提高退税效率,千方百计为出口企业做好退税服务工作。问题是,我国出口产品退税率虽经多次调整提高,但仍有不少产品未能做到足...
近年来,为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这一政策,税务部门一方面坚持依法治税,加强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漏洞,大力组织税收收入,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财力支持,减轻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注重将税收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功能,并于1999年以来,出台、实施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已经并将继续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一,促进出口措施得力
受亚洲金融风波的持续影响,近些年来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国际需求大幅减少,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和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带来的价格优势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双重竞争压力。从全国的情况看,出口产品退税政策的调整已经对促进我国产品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出现高速增长势头,外贸出口增长38.3%。
在此情况下,为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及时调整税收政策,分两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产品出口能力增强。与此同时,税务部门加强出口退税管理,改进退税工作,简化退税手续,提高退税效率,千方百计为出口企业做好退税服务工作。问题是,我国出口产品退税率虽经多次调整提高,但仍有不少产品未能做到足额退税,这主要是因为强调实际征收率与平均综合退税率的对等造成的。实际上每个国家税收征管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漏洞,不可能做到完全应收尽收,但是对出口产品彻底退税却是通行做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产品进入我国市场会增多,而我国产品出口国外也会越来越多,企业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会更大,因而对出口产品退税的要求也会更高。因此,加强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漏洞,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才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根本选择。
二、刺激消费任重道远
我国一个时期来消费低迷的特点是有钱的人不需花、无钱的人花不起。也就是说,我国的收入差距拉得过大,收入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突出地表现在10%的居民拥有大约66%的存款。这些富裕的少数人由于耐用消费品已经购置齐全,其边际消费倾向很低。与此同时,多数农村家庭和不少城镇下岗职工家庭收入仅够糊口,众多的中低收入者虽然拥有少量的存款,但都是省吃俭用准备应付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的一次性大宗支出。因此,要拉动消费增长,一方面必须降低众多中低收入者对未来支出的预期,改革步伐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考虑多数家庭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有必要通过收入再分配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2000年4月国家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对于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对于今后遗产与赠与税的开征都有重要意义,而这些税种都是与实现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紧密相关的,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水平,进而拉动消费增长。特别是从1999年11月起国家出台了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收入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应对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措施。通过课征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使个人储蓄存款的实际收益率下降,表明了国家进一步鼓励消费的意向,可以引导城乡居民分流一部分储蓄以增加消费和扩大投资。更有意义的是,对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可以从存款较多的富裕家庭取得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据估算,我国目前个人银行存款余额为5.9万亿元,每年个人存款利息达1327.5亿元,可以征税250亿元以上。在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国家筹集资金用于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并非易事,而对存款利息征税,同时将此收入通过财政安排支出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提高,以及工资收入偏低的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增发工资,从而实现收入再分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应该可以拉动消费增长。
当然,对税收拉动消费的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要从根本上拉动我国消费增长,应在其它方面做更多的努力。如加快税费改革步伐,切实减轻企业和农民的非税负担,特别是要遏制当前超越农民负担能力的村提留、乡统筹和各种滥摊派、乱罚款;考虑减征或免征屠宰税、生猪增值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确保农民售粮畅通,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鼓励农副产品深加工,多层次多方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三、鼓励投资呼唤增值税转型改革
近年来,我国为拉动投资出台了许多政策。财政方面通过连年增发国债直接增加政府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金融方面则在降低存款利息的同时大幅度下调贷款利率,鼓励企业贷款投资。但是,财政、货币政策对拉动民间投资的收效并不明显,财政的支出乘数效应未能有效发挥。为了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拉动民间投资增长,税务部门也修改、废除了一些在经济过热时期抑制投资的政策规定,及时出台了有关鼓励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对于刺激企业投资,拉动民间投资增长,尤其是在投资导向上优化产业结构,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看到税收优惠对鼓励投资的作用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过多的税收优惠将扭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不利于公平竞争,不符合税收的效率原则。关于税收促进投资增长,有识之士更多地主张从规范原本不利于投资增长的不合理的税收政策人手,改变目前生产型增值税的现状,尽快进行增值税转型改革。
从长期看,我国增值税的转型选择应该是消费型增值税,允许将购进资本品的已征税款部分当期扣除,从而彻底解决对资本品的重复征税问题,以利于加速资本的周转,调动企业加大固定资产尤其是科技投入的积极性。增值税的转型是必要的,实施消费型增值税符合当前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向,且转型彻底,收效较快。目前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在于财政收入缺口如何弥补。笔者认为,财政承受能力问题可通过三个方面来消化,一是随着我国期初进项税金摊销政策的到期,我国每年扣税将减少240亿元左右,这一增收因素将缓解一部分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压力;二是扣税范围扩大、税基缩小带来的减收问题,可以通过在维持总体税负不变的原则下提高增值税税率来解决,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增值税转型问题的必然措施;三是在目前不动产的销售未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情况下,从解决增值税重复征税比较突出、比较直接的问题入手,作为一种税制过渡,对固定资产扣税可以只对机器设备允许扣税,企业原有的机器设备净值允许分5年或10年扣税,既保持新老企业的税负平衡,又缓解财政压力,待建筑安装业、房屋租赁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后再考虑全面推行彻底扣税的消费型增值税。
在当前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一方面是拉动投资的税收对策,另一方面也可减少增值税转型的改革阻力。根据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和增值税发展趋势,应尽快推行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改革,这既可解决当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是我国进一步深化主体税种增值税税制改革的需要,对于实现税收制度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以及提高税制的可操作性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