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率是衡量社会总消费相对规模的指标，其含义是指一定时期社会用于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占社会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比重；从价值形态来衡量，是指一定时期新创造价值中用于消费的份额；从支出角度来看，是指一定时期社会的消费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消费率的高低不仅仅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好坏，而且也表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发展程度。

从绝对规模来观察，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是不断增长的，2006年达到110323.4亿元（当年价格），比1978年的2239.1亿元增长48倍；而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增长了60倍，最终消费支出增长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慢了很多。这样一来消费率必然不断下降，表1很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变化趋势。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三年，我国消费率是明显上升的，1980年比1978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这种上升的势头一直持续到整个“六五”时期，这个时期成为改革开放29年中消费率的最高点。自此之后，消费率就开始下降，进入“七五”时期，消费率环比下降了2.5个百分点，“八五”时期下降了4.4个百分点，“九五”上升了1个百分点，到“十五”时期又下降了4.3个百分点。进入“十一五”，消费率更是呈快速下滑之势。

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投资增长过快、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对外依存度过高、物价上涨过快等问题，都与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消费率不断下滑有内在的关联，消费率长期下滑使国民经济变得越发脆弱，引致的经济风险不断扩散。

消费率过低导致国民经济失衡尽管现代经济体系由于分工的细化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投入产出的链条也越来越长，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日益显现出非线性特征，但基本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未改变，国民收入、消费、储蓄、投资和净出口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来表达：

国民收入=消费+储蓄①

国民收入=消费+投资+净出口②

国民经济要达到平衡，公式①与公式②必须相等，经简化可以表达为：

储蓄=投资+净出口③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来看，上述公式都是恒等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们总是相等。但从实际经济运行过程来分析，市场并不会自动实现平衡。当不平衡程度超出一定的临界点，国民经济就会失稳，出现经济剧烈波动，甚至经济危机。

从表1看，进入本世纪以来，储蓄、投资和净出口都处于高位，2006年三者均达到历史新高，分别为50%、42.7%和7.3%，比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年分别高出了12.1个百分点、4.5个百分点和7.6个百分点。净出口不断上升，说明外部失衡在加剧；而投资率不断提高，说明内部失衡也在加剧。为改善外部失衡政府采取措施努力扩大进口抑制出口，而针对内部失衡政府采取的调控措施也是压投资，甚至不惜动用行政手段。但这些方法只治标不治本，仅仅着眼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甚至会使失衡状态加剧。如对投资的调控、房地产的调控、国际收支的调控、流动性的调控等等，实际上都在远离当初设定的调控目标，内外失衡在加剧。其原因在于没有治本。“本”在哪里？在消费。

从公式③不难看出，要减少净出口，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无非是两条路：一是降低国民储蓄，二是扩大投资，或者同时并进。我国当前投资率处于高位，要进一步扩大投资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因此降低储蓄成为唯一的路径。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储蓄率为什么会持续提高？公式①可以转换为：储蓄=国民收入-消费，在静态条件下，要降低国民储蓄，只能是扩大消费。或者说，扩大消费是降低储蓄的先决条件。从整个经济体系来分析，储蓄与消费的关系不是平行的，也不是相互决定的，而是消费在先，储蓄在后，储蓄总是表现为消费的剩余。这就是说，储蓄率高是因为消费率低造成的，由此不难得出我国当前经济内外失衡的因果链：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净出口）。代表经济失衡的“三高”均是由“一低”所致。

消费率过低掩盖了经济高增长低质量的矛盾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提了多年，可收效甚微，经济增长质量低下的状况长期来难有起色。这是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其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经济增长率=投资率×投资效率系数

假设：储蓄=投资，则上述等式可变换为：

经济增长率=（1-消费率）×投资效率系数

从这个变换了的简单模型中，很容易看出，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是一种反向关系，而投资效率系数与经济增长率是一种正向关系。当消费率下降时，经济增长率就会上升，这时，投资效率系数可以不变，甚至可以下降。这与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率趋高和消费率的趋低恰好是吻合的，这也许可以说明，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靠消费率的下降换来的。可见，在消费率低下，甚至不断下滑的情况下，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内部压力不会产生，低消费粉饰了经济的繁荣，而掩盖了增长质量的低下。从整个经济体系的循环来看，消费率过低是导致经济增长质量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上面的分析是以“储蓄=投资”为假设前提的，其实在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形下，也不影响上面的结论。因为消费的剩余是储蓄，而储蓄无非是分解为投资和净出口，在当前条件下，依靠净出口率提高实现的经济增长依然是低质量的。从出口产品的结构和贸易条件的恶化就可以得知，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也是以高消耗、高排放而实现的。

消费率低下削弱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后劲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的本质在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和扩展人的能力；舒尔茨提出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实际上是消费的资本化理论，改变了消费与生产对立的观念；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被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次，有效需求和乘数理论改变了传统的消费观，使消费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动力；知识经济的理念更是把教育消费的资本化提升到了更高的位次，如此等等，消费的重要性被更全面地揭示出来了。

有学者研究，在我国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支出，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高于每增加1元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农牧业产值（6.75元）。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世界平均水平是20%、13.5%、10.7%，低收入国家是23.4%、15.2%、10.6%。这表明，当消费率低下而导致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不能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得到改善的情况下，长期发展就会后劲不足而难以持续。在社会建设层面上，这些问题同时表现为民生问题。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消费率下滑同时意味着民生问题的恶化。不难看出，消费兼有经济属性（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社会属性（民生的内容）。

当前宏观经济的失衡和大量民生问题的凸现，皆与国民消费率低下的状态密切相关。若国民消费率下滑趋势不能尽快扭转，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将会进一步加剧，同时，各种民生问题也难以得到改善，公共风险就会进一步扩散。可以这样说，只有提高国民消费率，宏观经济风险才可能防范和化解，对公平正义诉求愈益强烈的社会道义风险才可能收敛。提高国民消费率，已经成为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和社会建设中民生问题的共同钥匙。从政策的有效性来看，在各项公共政策中财政政策无疑地应列首位，它对提高消费率具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公共消费上，通过扩大教育、医疗卫生、住房、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国民消费率，而且能够带动居民私人消费，从而刺激国民消费率提升。同时，通过干预和影响收入分配，可以改善分配的状况，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而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当前所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无论是作为经济政策，还是作为社会政策，都应聚焦到消费上来。唯有如此，经济失衡、失稳、过热、通胀等宏观经济风险，以及民生问题，才有化解的可能。

责任编辑 戴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