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宪宗时期（公元806—820年），由于佛教鼎盛，铜多用于铸佛像，社会流通的铜钱日益减少，出现铜币升值、物价下跌的“钱重货轻”现象（现代金融业称此种现象为通货紧缩），各州县迫于当地的货币流通需要，只好禁止携带铜钱出境。同时，为了解决笨重的金属货币不便于长途携运且不安全的问题，以及适应商业资金周转、划拨快捷的客观需要，出现了代客户做异地汇兑的业务，称为“飞钱”。“飞钱”的存取办法是：商人到长安，把经商所得的钱币存放在各道节度使、观察使驻京办事机构——诸道进奏院（相当于现代各省、市、自治区驻京办事处）或者富裕的文武官僚家中，然后取出一种牒券，这种牒券分为两半，一半由寄钱的商人收存，一半由收取钱币的进奏院或私家寄往本道或外地相关机构或人家，商人便可以轻装上路，到了取款地点，合券核对无误，即可如数取回自己的钱款。显然，“飞钱”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种汇兑方法。

“飞钱”自产生之后，就因其安全与方便深受商人、旅客所喜爱，故又被唐人称为“便换”。唐后期，朝廷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需要，指令中央政府设置在地方上的财税征管机构如度支巡院、盐铁巡院开展为商人“便换”的附营业务。这些商人主要是奔波于南北方之间从事大宗茶叶交易的茶商，所以，在唐宪宗年间的官方文书特别提到“茶商等公私便换”。由此可见，“飞钱”之所以在唐后期出现并被政府推广，其深层原因乃在于贸易的发展。至于国家财税机构，则是我国最早从事官方金融汇兑业务的“国家银行”。

北宋初期的主币是铜钱，为了方便商人，政府“取唐朝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开始是由中央财政部门兼营，到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宋太祖鉴于经手官吏私自扣减换钱数量（即提取手续费过高，系古代的一种乱收费表现形式），引起商人不满，下令专设“便钱务”作为专门经营“便换”活动的机构，“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至左藏库（国家金库），给以券”。又通告商人一旦持券来，必须立即如数付钱，不得耽搁。宋真宗天禧末年（公元1021年）的汇兑额达300万贯之巨。受唐代“飞钱”的启发，宋代在盐、茶专卖中普遍使用“交引”之类的有价证券。以盐为例，当商人要向政府批发盐去经销时，或者直接在京师缴纳现钱称为“交引”或“交钞”的文券，再持文券到产盐地取盐，或者按照官方规定“入中”，即把粮草等物品运送指定地点（通常是边境军事要塞），由政府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发给“盐引”（亦称盐钞）作为凭证，商人再持“盐引”到产盐地换取等价的盐。总之，商人是在一地缴纳钱物，而在另一地领取等价的盐茶的，这种“盐引”或者“茶引”也是异地汇兑的一种形式。同时，宋代也开始使用纸币——会子、交子。纸币和交引不仅携带便利，而且兼有汇票的作用，所以便钱务原有的功能就逐步被这些有价证券所取代，“便钱务”这一机构在北宋中期的文献中就不再出现，大概被取消了。

由于宋代以降社会上大量使用盐引、茶引之类的有价证券，而这些被通称为交引的有价证券的持有者并非一定要经营盐、茶的销售，其中不少人还是希望将交引兑换成货币，而自唐宋以来，流通的法定货币又常常是两种以上币材不同的货币，如唐代是铜钱和绢帛兼行，宋代是铜钱和纸币（交子、会子）并用。交引的流通和货币的多样性，使中国自宋代开始逐渐出现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店铺，并迅速从兼营走向专业化的道路。

宋代有一种“兑便铺”，便是专业经营纸币与铜钱相互兑换的店铺。经营者赚取的是两种货币兑换时的差价。当时还出现了以盐引、茶引为经营对象的“交引铺”。《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开封南通街区交引铺的盛况：“南通一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交引铺以现钱收购盐茶钞引，而后根据市场行情涨跌适时转售给专营商人，赚取买卖差价。其赢利方式其实和经营“兑便铺”者如出一辙。

从唐宋开始，金银逐渐具有货币的某些职能，但其在流通中居次要地位。到了明代中后期，纸币不再流通，白银才和铜钱一起成了主要货币，尤其是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以后，政府强制用银缴纳税收，银两的货币地位更是日益提高和巩固。但是，当时进入流通的白银既没有官方统一规定的形状，也没有标明法定的价值，它是以自然形态进行流通的秤量货币。当人们拿出若干银子进行交易时，它们的货币价值并不能一目了然，而是既要称其重量，又要评定其含银量，通过这两个标准的综合评价才能计算出它实际的货币价值。这就更需要社会上有专门的银钱兑换机构。因此，被称为钱肆、钱桌、钱店、钱铺、兑店、钱米铺等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店铺就应运而生。笔者认为，明代这种专门经营货币兑换的店铺也许就是清钱庄、票号的前身。

上海钱庄的起源据说是在乾隆初年，有一个绍兴人在上海南市设栈经营煤炭，有了剩余资金，便用于兑换银钱，并放款于邻近商店，收取利息。由于获利甚丰，宁波一带的商人也纷纷参与钱业经营，遂成了宁绍帮，此人亦成为钱庄之鼻祖。

山西票号形成据说在道光初年，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受雇于天津一家店名为日昌的颜料店，由于要经常深入到四川等交通不便的省区采购铜绿等原材料，携带大量银两极为不便，而且包括人身安全在内的风险亦很大，于是雷履泰始创兑法。这种用汇票清算远地账目的办法起初在重庆、汉口、天津等地与日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以天津日昌颜料店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北京日昌颜料店改为日昌票庄，专营汇兑。由于汇兑凭票兑银，所以叫做“票号”，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经商人士仿效日昌，纷纷开设票号，遂形成了钱业的山西帮。

和其他行业一样，在钱庄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出于团结同行，保护同行业的利益，协调内外的矛盾冲突，以及方便营业、垄断市场等一系列目的，在其发展的某时期也成立了同业组织。中国钱庄最早出现的同业组织为广州的忠信堂。据说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入会银号已有36家，到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增至68家，到1930年则多达120家。各地钱业早期同行组织的命名，多数用“公所”或“会馆”，广东、广西等地称“堂”，湖南多以“公庙”命名，北京亦有以“祠”命名。至于会馆馆址的确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托财神庙（殿），如汉口钱业公所设在汉口财神庙内；另一种是另建会址，但在会馆内也修建财神殿，如湖州钱业公会会馆就属于这一类。

萌芽于明朝后期，发展于清朝初期，鼎盛于清后期和民国前期的钱庄、票号，随着国民政府实行统一货币政策，于1933年3月1日颁发《废两改元令》，1935年11月3日颁行“法币政策”，1948年8月19日强制发行“金圆券”，旧式钱业迅速走向衰落，赚取银钱兑换差价已成为历史陈迹。20世纪50年代初，伴随着庆贺“公私合营”的锣鼓鞭炮声，旧式钱庄、票号终于汇入了现代银行业，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作者为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责任编辑 方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