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体制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财政体制问题是一切财政问题的核心。完善现行财政体制，是有效解决城乡“二元”矛盾、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我国既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科学、合理地构建多级政府间财政关系，也必须改进和完善现行的财政体制。

（一）科学划分政府间的事权范围。建议中央尽快研究出台《政府间财政关系法》，以法律形式科学划分政府间的事权范围，明确界定政府间支出责任。按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受益范围，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特征的事项由中央政府负责；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公共产品特征的事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并按具体项目确定分担比例；属于中央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但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更为有效的公共产品特征的事项，主要应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把相应的财力提供给地方来完成；其他属于区域内部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另外，对靠自有财力不能保证行使事权支出需要的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应通过一般转移支付进行财力补助。

（二）适当调整中央财政的集中度。针对地方政府级次多、“三农”问题突出、转移支付链条过长等具体情况，建议通过降低中央分享税收的比例、完善地方税体系等措施，提高、优化地方财政收入结构，适当降低中央财政集中度，将其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控制在50%左右，基本满足基层政府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财力需求。

（三）压缩财政管理的层级。现有的“五级”财政和政府架构阻碍了分税制在省以下层级的推行，没有足够的财源确保实现各级政府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建议以“扁平化”改革为导向，通过积极推行“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压缩财政管理的级次，即取消乡镇一级财政、弱化省辖市财政，形成中央级、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地方级（省辖市、地区、县市）“三级”财政架构。

（四）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议中央本着透明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原则，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压缩、整合专项财政转移支付，遏制“各路大臣都分钱”的现象。同时，采取合理的转移支付分配方式，改“基数法”为“因素法”，选定反映各地实际的转移支付因子，制定相应的转移支付方案，确保不同省份共享中央财政再分配、再调节的成果。

（五）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本着向基层倾斜的原则，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不搞“一刀切”、不追求“千篇一律”。建议在合理设置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基础上，重构地方税体系，可以考虑将营业税、物业税（新开征）、城乡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契税、车船税、印花税、遗产和赠与税（新开征）等作为地方税。重新修订《预算法》，赋予省级政府在接受中央政府协调机制前提下的举债权，探索建立地方公债制度，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融资权。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总量实现了“五万亿”的重大突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超过20%。预计2008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到0.6%，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限定的3%赤字率相比尚处良性状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的确立，财政实力的逐年增强，告别了分税制改革之初财力“短缺”的状况，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财力基础。

同步推进“大部门体制”与财政体制改革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的重要论述，是针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机构设置过多、职责分工过细、协调配合不力的实际问题，提出的一项带有探索性、创造性的改革举措。这些问题表现在财政领域就是财权“部门化”、部门财权“泛法化”、“比例化”，甚至出现“王爷经济”现象，严重肢解了政府财政权的完整性，造成了财政资源的损失浪费。所以，在实行“大部门体制”改革时，同步推进完善财政体制改革，不失为最佳的时机选择，具有“事半功倍”的功效：既能确保“大部门体制”有效实施，又能实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和谐、顺畅。

责任编辑 周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