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加大在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并完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从较长一段时期来看，我国财政支出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一是财政支出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经济建设费在我国财政总支出中一直占据一定比重，虽然这一比例在逐步下降，但财政在一般生产性、竞争性领域仍然存在“越位”的问题。不但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科教文卫医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

二是行政管理费用支出过度膨胀。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长到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人均GDP只增长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只增长12.3和12.7倍。

三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呈总体上升、支出呈比重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反的是，部分地方财政收支呈现出低收入、高支出的失衡状态。此外，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界定不清晰，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还存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管理不够规范等问题。其直接后果就是地区间财政支出出现明显分化，加剧了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趋势。

从2005年开始，我国中央财政支出已经明显倾向于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下一步要以社会和谐为取向，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既要保证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又要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1.控制行政经费规模，努力降低政府运作成本。一是在财政内部全面实行“下管一级”的管理办法。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行政经费总量限额、行政人员编制及人均行政支出综合定额提出控制指标，进行动态考核，辅之以一定的奖罚措施。既要确保正常的行政经费，又要严格控制经费的支出规模，控制不合理开支，提高经费使用效率。二是推进行政改革，精简机构。通过建立有效的政府公务员竞争机制，改变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状，努力减少财政供养人口，节约财政支出。三是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加强对财政收支的监管。同时，完善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体系，改变只看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评价标准，应综合考虑行政人员的精简、行政成本的下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社会福利的增长、产业结构和城乡就业结构的改善和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多方面的因素。

2.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减少贫困和协调区域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应成为财政投资的重中之重。应以财政投入为主，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采取税收优惠、信贷支持、财政贴息等多种措施，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3.强化社会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支出，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要从保证全体社会成员享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权利出发，切实加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共文化、计划生育服务、社会救助等基本服务体系建设，保证公共财政的投入，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结合投资体制改革，探索通过财政补贴、特许经营、贷款贴息、优惠政策等措施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公共服务，积极发展经营性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成员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4.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的区域性结构。首先，要调整转移支付的类型结构，增加均等化补助比重。对现行的一般转移支付和各类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整合，逐步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和与特定政策目标相联系的专项拨款规模，削减非规范化的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等补助形式。其次，调整转移支付的地方分配结构，推进财政横向均衡。中央政府应增加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贫困地区转移支付的份额，加大对禁止和限制开发等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对于存在有跨区溢出效应的地区，财政支出要做出适当的补偿。第三，逐步用“因素法”取代“基数法”来确定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资金分配。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财政能力的强弱，以及各地公共商品和服务支出成本的差异，对各地的标准化收入能力和标准化支出需要进行科学测算，以此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

责任编辑 张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