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当·斯密创立财政学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公共财政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且引起了西方财政学研究思路的转变——公共经济学（又称公共部门经济学）的产生。然而，这种发展和转变也引起了“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使用上的一些混乱。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应用还没有深入到财政领域、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刚刚建立、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对于公共经济的概念把握还不明确，“财政”、“公共财政”、“公共经济”等词语的不当使用更是随处可见。因此，澄清“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不仅对于指导理论研究有很大帮助，而且对于指导我国的财政实践、公共财政的完全确立以及政府体制改革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的发展和延伸

公共经济学与公共财政学之间最大的联系可以这样描述：公共经济学是公共财政学的发展和延伸。正如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拉丰所说，公共经济学是指公共（部门）介入经济的研究，于19世纪50年代起源于公共财政学并在70年代初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更确切地说，公共经济学是运用先进的经济思想和工具，分析政府运作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即运用一般均衡理论和动态最优化工具来分析传统的财政学和福利经济学问题。过去，公共经济学被简单地视为微观经济学的应用。那些几十年前被认为是和公共财政学没有关系的经济学分支，现在也逐渐渗透到了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例如规制理论，传统上被认为是研究经济管制的学科，现在则受到了公共经济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全球范围内对于公共债务负担的关注，也促使人们加强了对公共部门行为的宏观经济思考。随着世界贸易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政府的国际行为也变得日益重要。纵观19世纪50年代以来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公共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扩展了公共财政学，同时，它还借助于同时代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解决了公共财政学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以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为标志，财政学发生了一场从公共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的革命。公共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包括政府收支活动在内的一类经济活动。因此，从研究对象上看，公共经济学包括公共财政学和福利经济学。显然，公共财政学是公共经济学的一个子集。可以说，公共经济学起源于公共财政学，而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是公认的公共经济学的圭臬。引起公共财政学向公共经济学的全面转变，既是当时经济理论的发展，也是现实经济的需要。公共财政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不完全信息下的公共经济、管制经济学、公共选择、公共产品、评价政府行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次优理论引起的政府对福利经济的重新关注，最终引起了公共财政学向公共经济学的转变。同时，自大萧条以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空前加大，这种经济现实要求对政府经济活动有一个更广泛的、更深层次的研究，财政学的研究重点从政府收支本身的问题转变到政府收支对经济的影响和公共部门本身的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及其效率。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公共经济学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涵盖税收以及公共支出对经济的效率和福利的影响、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全球公共经济学、社会保障等。

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动态最优化研究方法的比较

从公共财政最早在英国的确立到20世纪中期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财政学只注重对财政收入尤其是筹集公共收入（税收）的研究决定了其分析方法只能是局部均衡的。传统的公共财政对政府筹资行为的研究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与经济现实有很大差距，从而限制了公共财政学的发展。19世纪洛桑学派代表人物瓦尔拉斯第一次提出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不仅要研究政府的收支行为，而且政府收支行为对经济效率造成的影响和引起的福利变化也得到重视。同时，放宽在局部均衡框架下的假定条件，研究决策过程中的政治行为。而动态最优化研究方法的引入，使我们对公共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评价。在静态最优理念下，政府利用最优控制理论做出的相机抉择政策是当时环境条件下政府所选择的最优计划，不仅往往无法实现社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有时还会加剧经济波动。从动态最优化的角度考虑，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主张，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府应该选择简单而易于被公众理解的政策规则，同时保持对政策的坚定承诺，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可信度，而不是进行相机抉择。公共政策的动态最优化分析通过解出每个选择变量的一条最优时间路径改变了传统政策制定的静态最优理念，不仅可以在具有冲突的多目标政策之间寻求一个均衡点，而且降低了政府频繁更换政策所带来的成本和民众的不信任。这对于转轨经济国家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非对称信息视角下的比较

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对公共经济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传统公共财政学的税收制度中，征收个人所得税遵循公平和效率两大原则，对高收入者实行高税率。根据这一理论，西方各国普遍实行，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里发现这一税制对纳税人的工作积极性有副作用，影响纳税人工作的投入意愿造成税收的社会成本。后来，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严格论证了这一理论，并且创造了最佳劳动所得税模型。另外，维克里通过分析拍卖中存在的不对称信息发明了新的拍卖制度，即现在广为人知的“维克里拍卖法”，并且将这一拍卖理论应用于公共建设项目招标上，改变了传统公共建设项目招标方式中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报价最低但建设成本不是最低的企业中标的情况，找到了使企业投标价格与它的真实建设成本相符的方法，即让每个投标企业报出自己的建设成本，项目交给报价最低的企业承建，而招标单位付给它的价格为报价次低企业的报价，对于提高政府采购的效率和减少由于不对称信息造成的福利损失都有积极的影响。另外，信息经济学对于解决公共产品的搭便车问题、防止逃避税的税制设计等问题的研究都有推动作用。总之，通过研究公共经济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可以使我们对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做出与现实更为接近的改进，并且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对二者的比较分析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上文仅仅是按照历史的演进顺序对公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进行了大致的比较分析，可能并没有完全勾画出公共经济学的全貌。尽管如此，二者的比较分析对我国公共部门的理论和实践工作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公共经济学对福利经济的研究引起人们对效率和公平的重新思考。我国的各项改革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进行了20多年，效率得到很大提高，然而，公平却兼顾不够，近年来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失业、“三农”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无不折射出需要对公平问题更加重视。转轨中的政府如何在收入再分配、失业等问题上发挥作用，减少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为效率的持续增长提供必要条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不容拖延的课题。

此外，西方公共经济理论的发展促使人们重新认识政府的定位问题。由于法制建设不完善以及政府和私人面对信息的不完全造成了我国现阶段政策的时间非一致性问题，增加了政策更换的频率和政府管理社会的交易成本，破坏了经济个体合理预期的稳定性，这样循环往复，会延缓改革进程并增加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政府不只应在市场失灵后有所作为，而更应立足于促进市场的良好运行。

责任编辑 刘慧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