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根据《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98年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生108万人，1999年实行扩招政策后招生人数增至160万人，以后连年快速增加，到2006年达到546万人；在校生也由1998年的341万人分别增至719万人和1739万人，2006年与1998年相比，无论招生人数还是在校生数都扩张了4倍以上。高校扩招以后，发展受到原有的校区规模等条件的限制，许多高校开始举债建新校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公办高校贷款余额约为1500亿元至2000亿元。最近，记者就日益沉重的高校债务问题采访了东华大学徐明稚校长。

对高校债务的总体评价

记者：徐校长，日益庞大的高校债务不仅困扰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高校，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徐明稚：近年来各方面发展都很快，高校发展当然不甘落后，各方面的快速发展促成了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高校扩招既是国家的决策，也有社会的需求。对大多数学校而言，扩招是学校追求规模扩张的一次机会。始于上世纪末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使得高校原有办学条件和资源明显感到不足，由此引发了众多高校的新校区建设，由于新校区建设中政府投入的缺位又引发了高校贷款的高潮。这就是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高校巨额贷款的基本原因。不必否认在这样快速的扩张过程中也掺杂着高等学校自身和高校管理工作存在的某些欠缺和不足。有些高校开始了不计后果地扩大贷款规模。高校贷款规模扩张实际是高校变相争取投入的一种手段。由于最初没有什么控制，这就出现了个别高校的恶意贷款，银行也是争相放贷。随着贷款规模的增加和还款期的到来，少数高校由债务引发的财务困境终于显现。

记者：作为大学校长，您对当前高校债务问题的总体评价如何？

徐明稚：应该全面、客观地看待高校债务问题。有的学校的确有债务，但有的学校一边贷款，一边在银行存有不少资金；而有的学校虽然没有债务或债务不多，但内部有调剂，借的是“内债”。高校举债的心态也很复杂，大家难免有一种从众或跟风的心理，银行贷款送上门，也不知今后国家政策对因扩建形成的贷款如何处理，所以有的学校一边贷款几个亿，一边存款几个亿。另外，个别高校债多不愁，反正已经还不了，不贷款又运转不下去，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高校债务的真实情况统计起来有很大的难度，除非通过专项审计清理，光凭银行或一个部门统计的数据恐怕不能说明真实情况。我认为高校债务并没有像外界传说的那么严重，绝大多数学校的债务规模也没有超过教育部规定的贷款规模上限，出现债务危机的只是极少数学校。当然我们应当有足够的重视和警觉，加强管理，避免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从总体上说，高校债务问题的发生，起因是合理的，我们不否认个别恶意，但并不是都在恶意贷款。

三大原因造成高校债务规模过大

记者：我们国家历来都讲量力而行，为什么扩招会产生这么普遍的债务问题呢？

徐明稚：高校债务问题的产生，我认为主要是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投入不足，特别是扩招后投入不足；二是高校目标定位过高；三是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和高校内部管理问题。

先说经费投入不足。高校投入不足既有建设经费投入不足，也有运行经费投入的不足。大规模扩招引发了众多高校新校区建设，新校区建设国家基本上不给钱，只有前几年地方政府给的地是优惠的，其他花费都得由学校自己想办法。如主管部门一年给东华大学的正常基建经费就300多万元，而且多年没有增加，而新校区建设计划投资13亿元，现已投入9亿元。我要特别指出的是高校运行经费不足还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根据国家要求，生师比应该是16：1，一般学校的教师同职工的比例为1：1，有的可能达到1：2，我们取较低值1：1，总比例就变成了8：1，即8个学生的经费负担1个教职工。现在每个学生的基础教育事业的拨款标准是每年6600元，加上学费5000元左右，8个学生的经费只有9万多元。根据教育部规定，教学四项费用（本专科业务费、教学差旅费、体育维持费、教学仪器设备维修费）和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经费要达到学费的40%，8个学生即1.6万元。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教职工的平均工资不能少于年5万元吧！各项保险、公积金等约占工资收入的50%，那么，1个教职工的年人员经费约7.5万元。上述三项费用总计大体上正好9万多元。开门七件事一件还没有办，如水电煤气、物业管理、邮电交通、办公费用、设施维修、学生奖贷助学金、教职工福利等开支和图书资料、教学仪器购置等支出就得东挪西借，“十个坛子九个盖”，全凭学校的本事。从上述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界公认的一个学生的培养成本2万元左右并不像社会舆论想象的那样不可思议。

其次是高校目标定位。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一流大学和普通的大学，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单科性专业技术学院与应用型专科学校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同等重要。但是这些年，专升本、专业院校升综合大学、办国内、国际一流大学等一时风起大江南北，高校在目标定位上开始盲目追求“大规模、综合化、研究型、高水平、国际化”。这些定位取向脱离了学校的现有实力和社会需要，脱离了国情。学校的类型定位和层次定位，应提倡百花齐放、百花争艳、多层次、多类型学校各得其所、共存共荣。从我国实际来看，我们是需要少数国内一流、甚至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大量的还是普通的高等学校。这里关键的是政府拨款机制和政策的导向，学校都是跟着政策和导向走的。

记者：您在教育部第17次直属高校工作咨询会上也说过，资源不足是高校发展永远存在的问题，即使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中财力最雄厚的高校，也会因经费不足而无奈。其实国家财政对高校的投入并不少，比如在生均经费之外还有很多的专项经费。

徐明稚：首先，专项往往是少数学校中少数人的专款，不能解决面上的问题；其次，专项多用于建设，不能解决运行问题；第三，专项大多需要各类论证、评估，有些还需要配套经费，所以它不仅很难解决运行经费问题，而且还要为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运行经费增添新的开支内容。有一个规律对任何组织都适用，就是一个连基本的生存都没有妥善解决的组织难有良性发展可言。国际上，公立高校的日常经费一般都由政府保证，研究经费找市场解决。研发投入是一个无底洞，不能完全依靠国家财政，当然基础理论研究另当别论。所以，这里有一个投入结构问题，我们的投入结构需要研究和改善。

记者：不是有自筹收入和校办产业收入吗？

徐明稚：市场经济条件没有“免费的午餐”。学校的各类自筹收入都是以教师精力的投入和学校硬件设施的消耗为代价的。自筹收入一方面增加了学校的经费收入，另一方面也消耗和占用了学校的办学资源。自筹收入中可以用于补贴日常运行经费的“净收入”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丰盛”。况且国际上很少看到政府和学校像我们这样，对教授依靠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提高个人收入不加限制甚至大加赞赏、积极鼓励的。如果我们的教授都热衷于第二、第三职业，对第一职业热情不高，我们提高高校办学质量的目标怎么能落到实处？在大学当教师必须对学术有兴趣、对学生有感情，这是两个基本要求。由于在自筹收入的分配上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管理上又缺少规矩，自筹收入能够实实在在补充办学经费的是很有限的。同时，大家已经看到高校的校办产业，虽然有些社会效益，如促进成果转化和解决前些年的富余人员就业问题等，但确实存在着不少财务风险隐患，搞得好的有一点补充，但不会有太多的经费补充功能。

记者：你所说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问题包括哪些方面？

徐明稚：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决策层和操作层没有很好的分离是导致高校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很多高校都是校长或几个校领导说了算，缺乏约束和监督的体制机制。国外高校的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国外，高校一定会设置董事会或理事会，董事会一般由社会代表、举办者（政府）、教师和学生代表、管理层等各利益方组成，实施重大决策的职能。日本的公立高校还要由文部省派出一个管财务的副校长，其职责是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严格执行预算计划，管好政府投资，在这种监督体制下，自然不会产生债务危机。我国高校领导班子既是决策层，又是操作层，班子成员都是运动员，也都是裁判员。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高校的决策就缺乏必要的、及时的监督和制约。

前面提到高校治理结构时，也提到了高校内部的管理问题，这方面的潜力也是不小的。高校不像企业，企业只是少数高管花钱和个别部门花钱，大家都在挣钱。高校不同，大家都在花钱，如果花钱的过程不管住，漏洞就会很大。现在一些高校在大兴土木的时候，自身缺乏约束，建设中设定的标准过高，高档装修、豪华电梯等造成了资金的浪费。如有的学校在餐厅装上观光电梯、有的学校建设高尔夫球场等，都曾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同时，高校内部还有影响运行效率的体制机制问题，应该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加大高校内部管理改革的力度，特别是人事管理改革，提高运行效率。

缓解高校债务困境的对策

记者：您认为高校债务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徐明稚：当前，国家应该尽早区别情况，采取果断措施，先解决高校运转问题，再酌情解决历史问题，否则高校贷款引发的矛盾会愈演愈烈，高校发展也难以进入良性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首先，解决高校运转问题应调整政府对高校的拨款结构，逐步提高生均拨款定额，为每个高校的基本生存、运行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撑，使高校债务规模不再扩大。这项工作的意义远比增加一部分专项的重点建设经费更为重要和紧迫。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投入，所以在增加政府投入总量的同时，也要进行投入结构调整，否则国家财政也难以承受。高校经费分配模式和办法既要贯彻重点建设战略，也要体现教育公平的原则，要逐步扩大定额拨款所占的比例，缩小专项拨款所占的比例。同时，要逐步落实与高校办学自主权相适应的高校对投入经费的统筹安排权，这是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有效途径。此外，国家对高校办学条件标准和各项要求必须实事求是，与投入相匹配，与国情相适应。

其次，解决历史问题需要增加政府的投入，而投入的方式既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也需要注意政策导向作用。对高校主要因扩招引起的建设资金缺口和运行贷款，国家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历史欠债可以从扩招的时候开始计算，按照一定的标准补助生均经费，专项用于还贷。千万不能“鞭打快牛”，不能让“会贷的孩子”多奶吃，这就是政策导向问题。要明辨是非和责任，逐步引导高校成为面向社会、独立自主、自负其责的办学实体。对确实因为管理不善而造成的问题，该追究的个人责任也不能不追究。我们可以有计划地分几年把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好。

第三，如果目前国家财力难以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我们应该采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或者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或者稳定甚至压缩高校招生规模。从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各国经验看，公办高等教育应该占有限的比例，它以公平为原则（拿分数说话），而民办高等教育占有相当的比例，以学生承担更多的成本分担责任为基本特征，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绝对平等是没有的，高等教育提供的是准公共的产品，不是福利事业，既没有“分”又没有“钱”，大家都要来平等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至少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现实的。

建立高校发展长效机制

记者：有人说高校是“最后的国企”，结合高校债务问题，高校管理应该如何建立长效机制？

徐明稚：明确了解决历史债务问题的政策界限，我们再着手研究高校良性发展问题。

一是目标定位要准确。第一，前面我们谈到过，高校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并与社会需求一致。2001年我到东华后，曾组织全校进行了近半年的充分讨论。我们感到学校学科发展中的“全能冠军”固然令人神往，但自身差距较大。东华大学如果办综合性大学，别说在全国，就是在上海也很难达到一流。所以应该在向多科性大学拓展的同时，充分发挥优势，做强特色，目标是在特色学科方面做全国“单项冠军”，并冲刺世界“单项冠军”。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中国高校有众多的世界“单项冠军”，那岂不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局面？第二，如果国家现在没有财力支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规模，就应该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公办高校拿分数说话，讲公平，学生哪怕缴费有困难国家给补贴也让他完成学业；放开民办教育，按成本收费，国家给补贴，讲效率，大家别都在一个平台上竞争。我们现在公办学校每年收取5000元的学费（有的甚至还更多），相当于培养成本的25%，这在国际上公办学校收费中是比较高的，使很多贫困家庭学生上不起学，这样国家又不得不出台一些补充政策，这些政策也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

二是建立健全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现在有人将高校称为“最后的国企”，实际上是指高校在管理机制上还有计划经济时代的问题，企业已经或正在走向市场化，强调法人治理结构，高校也有待完善。至少应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解决决策层和操作层合二而一，裁判员和运动员合二而一的问题。第二，校长职业化的问题。校长职业化是世界的趋势。科学家和管理者需要不同的素养，高校的校长最好是科学家兼管理者，但是现实社会同时具备这样素质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校长首先应该是个管理者，应该有办大学的理念和管理一个学校的基本素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希望他是个学术大师，有必要的学术威望。现实的国际经验表明，他们更多的是学术上非顶级的“次专家”。又当校长、又当科学家，一方面精力顾不过来，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其他问题。第三，加强内部管理。体制要斟酌完善，约束机制要建立，管理要加强。要规范高校经济活动，实行资金、核算、账号管理的集中；坚持集体决策和民主决策，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推行财务公开，增强透明度；坚持统分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大规模建公共平台，不能院系自成体系，同类设备重复购买，等等。第四，增强预算刚性。“计划赶不上变化”，学校良性运转的关键是量入为出，不搞赤字预算，保持健康财务状况的关键是保证预算的刚性。第五，加强审计监督。资源不足和不同程度的浪费是高校管理中始终需要面对的两大课题，为此，加强审计监督是高校管理必不可少的环节，要让审计监督长期保持高压状态，努力在校园内形成珍惜资源、合理使用资源的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