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贸易顺差规模过大、增长过快，不但增大了宏观调控难度，而且催生宏观经济风险；不仅影响人民币币值稳定，还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工具之一，在抑制外贸出口增长过快、减少贸易摩擦、减少贸易顺差等方面大有可为，也责无旁贷。

我国贸易顺差的现状

2000年以来，在相关政策鼓励下，我国出口额年均增长超过25%。2006年全年出口额达到9690.8亿美元，增长27.2%。同期，进口额增速明显低于出口额，由此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尤其是近两年来贸易顺差还保持着相当快的增速，2005年贸易顺差1018.8亿美元，增长217.4%；2006年贸易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由此，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2006年末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从2006年2月份起，已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保持适当的贸易顺差有利于提高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但规模过大、增长过快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1.增大宏观调控难度。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汇率实际上是趋向于固定的，在事实上资本流动的状况下，央行不得不投放基础货币购买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大量外汇占款。在货币创造乘数的作用下，国内金融市场凸现流动性过剩，不但形成了通胀压力，而且造成了信贷增长过快、投资过热。为此，央行又不得不采取发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回笼货币。贸易顺差规模过大、增长过快产生的连锁反应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大了我国本外币政策协调的难度。

2.催生宏观经济风险。贸易顺差及出口额的大幅度增长，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额占GDP的比重为6.8%，外贸依存度高达65%，远高于世界各国的平均值20%。然而，外需具有较大的不可控性，除受世界经济自身的波动影响外，还受贸易保护、地缘政治、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影响。外需的波动若传导到国内，将对生产、就业、税收等多方面产生影响，从而不利于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经济增长的外在风险也在不断上升。

3.影响人民币币值稳定。长期以来，一些国家认为人民币币值过低是导致其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主张加速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在美国，一些人甚至向国会提交法案要求我国人民币升值。尽管人民币升值并非医治贸易顺差过度的良方，且易引发“热钱”乘势流入、兴风作浪，但迫于经济形势和外部压力，我国于2005年7月21日改革了汇率制度，将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1%。此后，人民币一直处在双向波动升值过程中，而且升值幅度呈扩大趋势。

4.恶化国际贸易环境。随着我国出口规模和贸易顺差的增大，贸易纠纷频发。近两年来很多国家纷纷针对我国纺织类、电器类等多种出口商品设置新的贸易壁垒，如实行反倾销和更严格的技术标准。从1995年开始，我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由于我国的主要贸易顺差国，如美国、欧盟在世界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我国很容易处于不利的地位。

贸易顺差规模过大、增长过快的原因

1.劳动力比较优势促使一般贸易增长快速、加工贸易发展过度。我国现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导致劳动力廉价，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特别是社会福利“缺位”，使劳动力的价格被进一步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低过了头”，我国的比较优势就被放大，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也就过低，随着近两年外贸体制改革进程加快，一般贸易持续顺差，且规模逐步扩大。比较优势被放大的另一结果是国外产业资本加速流入我国并在我国建立“生产车间”。面对这一潮流，在招商引资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制定了名目繁多、形式多样的鼓励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尤其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地方政府和工业园区更是热情洋溢地出台了各具特色的优惠政策。据统计，截至2006年末，我国累计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约70%投入了制造业，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国内原有的中低端产业转移至中国并将成品采购回国；来料加工贸易蓬勃发展的同时，许多国内企业也开始投资进料加工。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顺差是贸易顺差总额的1.06倍，同比增长32.6%，成为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2.世界经济形势大好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加。近几年来，美国经济增长强劲，欧盟经济也呈现较好的增长态势，日本经济继续显露复苏迹象，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世界经济的良好态势为我国产品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此外，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奉行的低利率政策，更是有效地刺激了其居民消费，美国国内对我国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形成了持续的需求。与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相比，我国经济毫不示弱，高达两位数的GDP增速独领风骚，然而，宏观经济却存在需求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由于社会保障发展滞后、收入差距扩大、消费环境较差等影响内需的深层次矛盾没有明显的缓解，国内消费需求长期疲软，居民消费市场缺乏活力。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制约着我国的产品进口，还迫使国内企业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海外市场；而在世界经济的大好形势下，我国企业又正好巧借“西”风，发挥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扩大产品出口。一增一减，我国贸易顺差的规模和增速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3.国际贸易壁垒森严、“走出去”举步维艰，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不足。根据生产要素理论，最基本的比较优（劣）势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而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各国的比较优（劣）势就体现在劳动力或技术上。与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相对应，我国现阶段的比较劣势在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滞后。理论上讲，为了弥补比较劣势，我国应该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同时鼓励国内资本流向具有技术比较优势的国家。然而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一方面，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将和平崛起的中国视为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对中国实施高新技术限制性出口政策，在技术领域筑起了对中国实施严格出口管制的壁垒，许多急需的高新技术无法进来；另一方面，尽管我国政府在加入WTO伊始就提出了“走出去”的开放战略，6年来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还普遍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对我国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获取型投资规模也没有达到理想水平，资本流出带动技术流入更是奢谈。可见，需要庞大资金的技术进口贸易匮乏，是我国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4.经济结构性趋热、资源税负偏低引发产能过剩，“资源型、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大量出口。近几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房地产业迅猛发展，形成了对钢铁、水泥、焦炭等重化工业品的旺盛需求。此外，我国资源税征收率过低，征税范围过窄，税负明显偏轻，“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客观现实大大降低了钢铁、水泥、焦炭等产品的生产成本。在两股力量的作用下，2004年前后，众多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向重化工业。2005年，重化工业高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开始逐步释放，钢铁、水泥、焦炭等13个行业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造成了这些行业的价格下跌、库存增加。国内市场供需均衡的前奏在企业看来，只是利润下降的开始。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企业的唯一选择就是开拓市场空间、扩大产品出口，而钢铁、水泥、焦炭等行业产能过剩得以缓解的同时，我国本就相对不足的资源也被过度耗费了。

财政政策的选择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工具之一，可以通过涉外税收政策优化进出口结构，通过政府采购和财政补贴促进国际贸易发展，通过资源税负引导企业行为，通过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通过公共预算全面推动劳保、社保、贸易发展和消费环境改善。抑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缓解贸易顺差过大的矛盾的财政政策选择，可以概括为三个“三”：

1.调整三项政策——涉外税收政策、出口优惠政策和进口补贴政策。首先，进一步降低能源和资源性产品、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农用生产资料和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的进口关税税率；降低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关税；统筹国内外市场，综合价格、利润等因素，降低“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产品出口退税率甚至取消其退税；扩大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范围。其次，清理不合理的出口优惠政策，比如出口业绩补贴、贷款优惠、由政府担保的贷款、土地使用费的减免等等。再次，加大财政进口补贴力度，重点支持国内急需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高档化纤设备、高性能数控机床等先进技术设备和节能降耗的新设备、新工艺和新技术。

2.完善三项制度——资源税制、个人所得税制和政府采购制度。第一，积极推进资源税改革，改变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适度提高资源税税负，构建资源税税种体系。第二，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第三，逐步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加快政府采购活动的国际化进程，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设备、降低环境污染的设备为采购重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在扩大进口中的作用。

3.扩大三项支出——劳动与社会保障支出、消费环境改善支出和促进经贸合作支出。一是进一步提高劳动与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推动最低工资指导制度和艰苦岗位津贴制度的落实，建立全方位、多层次、高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增加财政投入，推进消费市场的诚信化和市场竞争的有序化建设，改善消费环境，为扩大消费需求铺平道路。三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我国同发达国家的沟通与对话，妥善解决贸易摩擦，逐步解除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性限制。

责任编辑 陈素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