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方针。财政部门要深刻领会其精神，清醒地认识我国科技发展所处的关键阶段，正确地理解科技创新的内涵，积极创新支持方式，为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财政保障。

进入21世纪中国科技战略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建国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被迫走上了与世隔绝、独立自主的科技道路。“一五”时期，前苏联援建我国156个项目、为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留学生，奠定了初步的工业技术基础。但在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国被迫走了一条与世隔绝、独立自主的科技道路，并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就，如“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万吨水压机等。初步形成了结构比较完整、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这一时期的不足是：缺乏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在计划体制下缺乏企业和市场的活力；科技特别是工业技术起点低；国民教育水平不高（当时大中专学生毕业生很少）等。这种科技体制的结果是除了在极个别领域取得了突破以外，大多数领域的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大了。

二是改革开放之初确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这一战略是迅速缩短我国与国际先进科技水平差距的一条捷径，是后发展型国家的追赶战略。当1978年底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时，突然打开长期关闭的国门，发现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国外相比落后了许多年。为了迅速改变这一落后的局面，我国选择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于是有了形形色色的“三资”企业，有了各式各样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了成百上千套的化肥化纤等大型成套进口设备，有了从世界各国引进的各种品牌的汽车生产线等。实现这一战略的代价是我国向外资企业提供“两免三减半”等大量税收优惠（每年1000多亿元），提供大量廉价土地甚至无偿土地，提供允许其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便利等。到目前为止，这条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是成功的，使我国的产品从过去的“傻大黑粗”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制造”行销世界，引进设备和低人工成本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我国的产业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明显缩短了距离，培养了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的企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产品出口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三大因素中贡献最大的因素。

三是进入21世纪以来开始确立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走了20年的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边际效益逐步递减，比较优势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小，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代价沉重。尽管GDP规模排名上升很快，但在国际上竞争力排名仍在20-30名左右徘徊（2005年是19名）。依靠引进技术使我国的产业制造水平提升了，但是核心技术并没有掌握到手，结果是像有人描述的一样，中国制造的产品按重量算，国产占90%，国外占10%，按价值或技术算，国产占10%，进口占90%。中国有几十个品牌的各式汽车，可是有自主技术产权的只有一个半，即一个吉利和半个奇瑞。我国电子产品多数安装的是外国的“芯”。中国市场上的药品大多数靠仿制，缺乏有自主产权的药品，大型成套设备重复引进，却始终没有实现国产化，中国的出口产品绝大多数属于低端产品，而缺乏高新技术产品。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走自主创新道路的条件也正逐步成熟起来。中国已经有一、二十个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涌现了海尔、华为等一批创新型企业，中国在超导、大型水轮发电机组制造、航空航天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邓中翰的“星光中国芯”在世界多媒体芯片市场挤占了一席之地。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入学率超过21%），拥有了一大批国内培养的和海外归来的人才，形成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建立了一批国家科学计划和基金。中国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落后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再经过50-100年的努力，完全可以重新成为世界科技一流强国。因此，现在转向自主创新与改革开放前60-70年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同，现在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在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环境中，在借鉴他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不是闭关自守、闭门造车。

实现这一科技战略的转变，财政政策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一是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把原来给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转向用于国内企业自主研发。据统计，现在一年给三资企业的所得税减免等达1000多亿元，两税合并后，可以节约几百亿元用于企业的自主研发；二是加快增值税转型，增加企业自主财力，鼓励企业设备更新。三是增加对企业的科技投入，帮助承担企业研发成本和风险，促进产学研有机结合等。

正确认识科技创新的财政经济意义

当今天人人都说起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候，我要问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是创新？这里往往有一个极大的误解，认为创新就是指技术创新。其实，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不只是一个技术性概念，它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国际上对创新的研究，起源于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按照他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和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引入一种新的产品；二是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或工艺；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四是应用一种新材料；五是实现一种新的工业组织。通俗地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是以新技术为手段用以创造新的经济价值的一种商业活动，它是新技术的首次商业化应用。

以大飞机为例可以说明创新的含义。国人总是说，8亿件衬衫出口才能换回一架大飞机，制造国产大飞机是中国科技界和民族工业魂牵梦绕几十年的理想，大飞机是世界公认代表一个国家综合科技水平的标志，也是一个最典型的国家科技创新工程。我查阅了20多年前我国研制“运十”飞机从上马到下马的过程，发现它的下马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技术性、安全性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市场销路问题。因为当时国内航线主要使用波音707飞机，“运十”上马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用户、成本经济性等问题，只从制造技术方面来考虑。结果，民航总局明确表示他们出于安全适航、经济成本等原因不订购“运十”飞机。在1983年原国家计委主持召开的协调会上，上海市和三机部提出要3000万元资金完成三架飞机的组装。财政部经过调查后认为，这种飞机要变为商品不只是花3000万元，还需要很大的投入，而且没有用户，因此明确表示不同意筹资。此后，国家对“运十”再没有新的资金投入，研制工作从此下马了。还有一个相反的大飞机例子，那就是法国的协和号客机。从飞行速度、高度、设计、安全等技术角度来看，它至今仍然是最先进的机种，但由于耗油量过大、运行成本过高，在油价高涨的今天，失去经济适用性，最终黯然告别世界航空市场。我国进口一架波音飞机平均需要花1亿美元左右，价格昂贵。但值得注意的是，空客、波音盈亏平衡点是年销量300-400架，美国和欧盟为此分别补贴了造价的1/3，并且连续补贴20-30年之久。举这两个例子，不是要评价该不该搞国产大飞机，而是说明如果重新启动大飞机的话，一定要从技术实力、经济成本、市场销售、国际贸易关系等多个角度进行更加科学全面的论证。在性价比、技术稳定性、适航性、打开国际市场能力等方面，与空中客车、波音不相上下、甚至超过它们才能成功。决不能把创新简单化为一个纯技术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我国科技资源严重不足，同时又严重浪费。一是科研机构重复设置。仅在青岛市，涉及海洋的科研机构就有一、二十家，科研力量分散重复，研究设施难以实现对外开放和走向市场。二是我国科学实验室、大型科研设备利用率低，长期闲置。国外先进国家可以达到150%以上，而我国平均才25%。两个科研机构即使一墙之隔，同样的科研设备也要各搞一套。最典型的是，用于测量地理数据信息的MODIS卫星接收系统，该设备在美国共有16套；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均各有一套，而我国目前已经购买了31套，仅北京地区就有10套，多数MODIS的利用率不足30%。三是同样的科研课题，你申请我也申请，科研信息不能共享。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要增加投入，更要加强科技资金管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科技要创新，制度和管理更要创新。只要有效益，国家财政是舍得花钱投入的。

我国产学研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既然创新是以新技术为手段用以创造新的经济价值的一种商业活动，而企业是商业活动和市场的主体，那么企业就应该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而产学研是促进科技创新的一种有效形式，是世界各国进行科技创新的共同选择。如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新一代汽车合作计划就采取了“官产学研”相结合的组织形式。美国能源部、运输部等政府机构，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等三大公司，很多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实验室等共453个单位参加了这一合作计划。我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实行产学研结合，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有些企业如华为、春兰集团等做得较好，但总体上看结合不够。表现在：经济与科研两张皮，产学研结合方式单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主要原因是产学研各方都缺乏创新的积极性，政府又没有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1.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缺乏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一是在中国目前市场中，不用创新也能够赚钱、甚至不创新比创新更赚钱，企业没有必要去创新。二是企业自主研发成本大、周期长、风险高，如果政府没有一定的政策帮助企业分散风险和承担部分研发成本，企业就没有积极性。三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低成本的盗版和仿制可以大赚钱的时候，会打击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自主研发的热情。以北京市为例，为了出租车更新换代而引进韩国现代汽车，当年投资建厂当年投产，很快占领了市场，赚回了投资，安置了就业，增加GDP。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恐怕没有哪个企业愿意花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花大量的前期研发经费，冒自主创新的风险去设计、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反复强调自主创新的时候，国内有些骨干企业的研发中心反而萎缩甚至干脆撤销了。这就要求通过规定各级政府部门或机构优先采购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产品、改进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指标、国有企业改制、创建民族企业创新文化等措施，来增加企业创新的原动力。

2.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缺乏与企业合作的积极性。这与我国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科研人员的考核指标体系有关。如果以获得多少国家科研经费、发表多少学术论文、参与人学术地位高低、所获科研成果奖励的级别和数量，招收学生特别是博士生、硕士生数量等作为评价和考核指标的话，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没有动力去搞产学研结合。因此，除了对少数纯理论性的教学和研究的院系、院所仍采取上述评价和考核指标外，对绝大多数的应用性的教学单位和研究单位，都应改为评价和考核其科研成果转化率、形成产品的市场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盈利能力等。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资助企业与院校、院所联合承担科研项目、联合建立国家实验室等方式，促进产学研结合。

3.政府缺乏支持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手段和方式。一是不少地方政府尚未实现从粗放经营方式向集约化经营方式的转变，片面追求产值规模和增长速度，盲目招商引资而不管环保的要求，对促进企业创新没有规划和措施，只是停留在一般号召。二是没有营造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环境，例如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个企业花几千万、几亿元研究开发出的产品，另一个企业不花一分钱，就用嫖窃到手的技术生产出大量盗版仿制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哪个企业愿意去投巨资研发新产品呢？因此，今后要加大政府打击盗版的力度，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保护知识产权。三是国家财政支持科研的手段目前局限于拨款资助、税收减免、政府采购三个方面，支持方式和手段都比较单调，今后应当探索风险资本投资、贴息、担保、扶持科技中介机构等多种方式。

（作者为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