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碑银碑，不如口碑。

农历金鸡年第一场洁白的春雪，纷纷扬扬，无声地覆盖了北国大地。德高望重的老部长吴波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悄然远去了。送别老人家归来，老部长一件件动人往事，又一次成为我们回味无究的追忆。胡锦涛总书记说，老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有位哲人说过，一位老人就是一座图书馆。我们这些曾在吴老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深深感到，吴老就是一座装满我党优良作风的图书馆，在新世纪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老部长是一面旗帜，一盏明灯，他生前感人的言行，件件桩桩都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财政干部花钱不能大手大脚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和大规模建设时期。当时，李先念同志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兼任财政部长，财政部的主要任务就落在了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吴波同志肩上。那时候，财政部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真武庙小区建家属宿舍时，预留了一块空地作为以后建礼堂之用。财政部有几百人，每次开大会，都是借用其他单位的礼堂用，很不方便，从各方面考虑，应该建一个礼堂。但正当部里准备筹建礼堂之时，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对有的单位讲排场、摆阔气，大建“楼堂馆所”提出批评。尽管财政部当时没有礼堂，但在吴波同志主持下，还是主动取消了建礼堂的计划。1960年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机关职工蔬菜也要定量供应，为解决干部食堂的吃菜问题，这块闲地种了几年菜，后来蔬菜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再种菜，栽上了葡萄。为给这块地建围栏，行政司做了一个投资200多元的插竹篱笆的预算，送到吴波副部长那里。他看后批示说：“要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线？”经过重新测量计算，拉铁丝网比插竹篱笆节省20多元，吴副部长才批准同意这个预算。

这件事很快在财政部传开了，有的同志认为，吴部长太小气了。相差20多元钱，还让行政司重新做个预算，岂不是小题大做吗？但吴副部长认为，在财政部门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明白，中央财政工作事关大局，任何大手大脚花钱的想法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财政部每年分配的大量资金，都是税务人员从纳税人那里几元几角甚至几分钱收上来的，都是人民的血汗。吴副部长还经常告诫大家说，财政部的收入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就像涓涓细流汇成的大江大河，我们绝不能因为财政收入多了，就不认真计算，随意花钱。为国家富强，把账算准算细，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备的素质。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当精打细算，绝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铺张浪费。要把一个钱当成两个钱用，少花钱多办事。在吴副部长主持财政部工作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对财政部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62年他本人还被中央政府评为模范部长。

“我的房子还能住，不用大修”

吴波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北京解放后，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后来升任中央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在50年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部级领导干部的住房统一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安置，一般都住进北京城区中没收归国家的四合院内。吴副部长被安置在西四地区一座四合院内居住。

十年动乱期间，吴老被打成了“走资派”，他的住房自然也无人再进行修缮。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受到严重影响，他住的北房客厅和卧室墙体裂开了几道大缝，成了危房。吴老和老伴把床支高一米，在床底下搭起一个地铺，就在床底下睡了半年多。粉碎“四人帮”之后，吴老恢复了工作。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准备对他这处危房进行维修，把沙子、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都运来了，吴老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维修。他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工农业生产还没有走上正规，百废待兴，恢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很多，目前财政还很困难，我这房子还能住，修缮大可不必，只把裂缝补一补就行了。我们都应当体谅国家的困难啊！”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说：“这房子现在已经成了危房，再不修就更危险了，修理这房子也是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的，而且修房子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要修，一个不让修。两种意见不能统一，修缮房子的材料在那里堆放了好长时间。后来还是按照吴老的意见，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简单补了补，就算修缮过了。

步行上班好处甚多

1979年8月，吴老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党组书记。行政司为他配备专车时，他执意不肯接受，再三表示，家住得离办公室不远，可以坚持步行上班，配专车没有太大必要，还认真地说，坚持步行上班好处甚多：第一可以锻炼身体，第二又可以为国家节省汽油费用。这样，他天天从西四住处走到三里河的办公室，单程需花40分钟时间，早7点出发离开家，7点40分到达办公室，不管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天天如此。一天早晨，吴老和往常一样，清晨7点钟，从家里出发，边走边思索着当天要处理的几件事情。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个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赶路的小伙子，情急之下，没刹住闸，结结实实地把吴老撞了个跟头。这件事后来传到了公安部，公安部对财政部保卫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严肃指出，部长的安全是件大事，吴波同志被撞，性质是严重的，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吴老出院后，公安部指示财政部保卫部门：为部领导的人身安全起见，像吴波同志这种住处离办公室距离较远的，一定要做好劝勉和解释工作，让他不要步行上班。

社会上不了解情况的人很可能认为，财政部是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掌握国家财政收支大权，每日进出千金万银，财政部部长肯定是财大气粗、威风八面，乘坐的汽车也绝对是气派豪华。事实上在吴老任财政部长期间，财政部竟然没有一辆像样的好车，一遇到去机场接送外宾，司机班的同志们就心里犯难。后来，财政部有关部门买了几辆“奔驰”轿车，吴老在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对此做了严肃批评，还查摆了过去自己对有关部门管理教育不严的问题。而后，把买回的几辆车全部上缴了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财政部的实际情况，把其中3辆新车退还给财政部使用。从那时起，财政部才有了接待外宾的专用车。

挤吉普车下基层搞调研

1976年，离开部长岗位10年的吴波同志恢复了工作。当时，国家财政极为困难，连正常开支也难以为继。地方财政的状况如何？吴老心里更是没有底，他决定亲自作一次调查研究，第一站到了山东。省财政厅的同志们听说吴部长要来山东调研，很高兴，好几位处长过去听说过吴部长的为人和事迹，都想随他一起下基层搞调研。第二天早饭后，吴老走出财政厅大门，发现5部小轿车一字排开，几位处长也排队在车旁等候。他一看这个情况二话没说就转身回到了财政厅办公室，严肃地对厅领导说：“你们派这么多人下去，厅里的工作还做不做？因为我10来年不工作了，这次出来带了各司局的8个同志，已经是够多的了，你们再下去这么多人，会影响厅里的日常工作。我的意见，厅里只去一人，再加上一辆面包车就够了，小车一辆也不要去。”财政厅领导反复解释，他就是不同意。快10点了，工作组还没有出发，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后来财政厅领导商议说：“吴波同志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然他是不会下去的。”最后吴老和大家同乘一部面包车出发，开始了对山东省地方财政情况的调研工作。

一个星期后，吴老一行乘火车到了泰安。晚上8点钟，交际处派3辆车到火车站去迎接，接待人员让吴老乘坐红旗牌轿车，他婉言谢绝，硬是和大家一起，挤在一辆北京吉普车里，轿车放空跑回住处。事后有人问吴老，让红旗车放空跑回来不也是浪费吗？吴老解释说：“如果我坐了红旗车，我在泰安调研几天，红旗车就会跟我几天。那样，红旗车成了我的专车，其他客人谁也坐不成，就会造成更大更多的浪费。”

“让我住套间，这明明把我当外人嘛”

1983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拨款在米脂县修建“杜斌丞纪念馆”。杜斌丞先生早年曾和孙中山先生一起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第一届常委和陕西地区主要领导人。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后来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回到家乡陕西省米脂县，创办“米脂中学”，为革命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优秀人物。杜斌丞先生在国民党内颇有影响，无论是在共产党阵营，还是在国民党阵营，都有他的学生任要职和高级将领。因此，他经常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影响，搭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曾称赞他是“鲁迅式的人物”。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慑于杜斌丞先生的巨大影响，在西安凶残地杀害了他。在延安，党政军民召开了五千多人参加的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为杜斌丞先生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同志说，全国解放以后，等经济条件好了，一定要给杜斌丞先生建一座纪念馆，纪念杜斌丞先生的伟大功绩。

吴老解放前做地下工作时，曾给杨虎城将军当过秘书长，杜斌丞是杨虎城的高级参谋，吴、杜、杨关系甚密。1983年，吴波同志曾专门写诗悼念杜斌丞先生。

1983年，吴部长应邀赴陕西米脂县参加杜斌丞纪念馆开馆仪式，仪式之后，路经延安，延安宾馆给他和老伴准备了一个里间是寝室，外间是会客室的套间。吴老知道后对接待他们的市领导说：“我离开延安快40年了，这次回延安就是回‘娘家’，我只是回来看看，没有工作任务，让我住套间，这明明把我当外人嘛。如果今天晚上把我当成客人住进套间，明天我就得离开这里，什么也看不成了。你们这样客气，把我当成客人，我怎么能安心住下来？”一直到晚上8点多钟了，吴部长老两口仍坐在会客室里。后来，了解吴老为人的一位同志建议说，吴部长是“老延安”，回家来看看，不是外人，既然要求住一个单间，就让他住单间吧，这样也就遂了他“回家”的心愿。后来宾馆领导把套间换成了单间，吴老和老伴才高高兴兴地住了下来。

“不让饭店记我的账”

1978年春天，吴老带着税务调查组来到江苏省无锡市，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从这里起步的。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经济向多元化、多层次的方向发展。财政部门对这个新生事物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是吴波同志这次调研的重点。

阳春三月的江南，已是桃红柳绿，莺飞草长。星期天，吴老提议去太湖看看，欣赏一下江南明珠的旖旎风光。工作组的同志们早有想法，认为这些天来，吴部长夜以继日地开座谈会、找人谈话、实地考察，实在太辛苦了，适当放松一下，缓口气，无论对顺利完成调研任务，还是对年事已高的吴部长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正要出发时，江苏省副省长、财政厅长和无锡市委书记、市长等都来了，要陪工作组同志一起游太湖。吴老一看这么多人陪着去，就对大家说：“我是第一次来无锡，所以想去太湖看看，你们是江苏人，太湖对你们来说不知去多少次了。今天是星期日，谁家没有一点大事小情，你们何必再陪我们去逛太湖呢？我的意见，今天你们只要一个人陪我们去，人多了我有意见，那样，就是你们逼我在办公室里过这个星期天了。”那天，只有无锡市长一人陪吴部长和工作组的同志游览了太湖。

快到中午时，吴老提出要回招待所吃饭，市长解释说，太湖饭店已经将午饭准备好了，就在那里吃吧。吴老说，在饭店吃可以，但只能吃个便餐。可一走进太湖饭店，他就发现桌子上摆了好多菜，心里犯难——坐下吃吧影响不好，不吃吧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吃饭呢？于是心里七上八下地勉强吃完了这顿饭。饭后他让秘书给饭店付了5斤粮票和50元钱（当时国务院规定出差每人每天3餐付粮票1斤，款1.5元）。后来吴老谈起这件事时说：“我付钱的目的就是不让饭店记我的账，不然以后有人查太湖饭店的账目时，账上还有我吃的饭费多少多少钱，就会树立一个坏典型。工作组8个人，付50元的饭费，也就足够了。”

办私事不坐公车

抗日战争时期，吴老担任“晋察冀边区”财政部长兼边区司令部供需部部长，掌管着军政财务大权。一天，外出开会回来晚了，食堂管理员给他煮了一碗挂面。他问管理员：今天大家吃的什么饭？管理员告诉他：小米饭，吴波同志说：“既然大家吃小米饭，我也吃小米饭。请你把这碗挂面送给病号吃吧！”管理员走后，他自己到厨房用开水泡了一碗小米饭有滋有味地吃起来。同志们知道这件事以后，都很受感动。按吴老当时的行政职务，边区政府给他配备了一匹马和一名马夫。可是他在行军中，从来也没有骑过马，都是和战士一起甩开双脚行军走路。配给他的那匹马，不是让行动困难的病号骑，就是用于驮战士的行李。对他来说，官兵之间的区别，只有承担责任的轻重不同，在生活上首长和战士都应当是平等的。他的所作所为，在边区政府财政部内外传为佳话。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吴波同志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不久，调任中央政府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常务副部长。按规定，国家给他配备了专车，车库就在住宅外院，司机也住在车库旁边，随叫随到，用车十分方便。吴波同志自律性很强，公私分明是他最看重的原则之一，他私事绝对不用公车。好多年来，他每个月都要买一张月票，星期天到医院看病号，或去老同事、老同学家串门，都是挤公共汽车。有的同志关心地劝他说，您是国家的高级干部，和大家挤公共汽车不安全，以后还是让司机送您吧！吴老却有自己的理由：我的脑门上又没有写着“财政部长”，谁知道我是高级干部？我和别人挤在一起，人们也会把我当成一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不安全的呢？

“回安徽探望是个人私事”

吴老在财政部任职期间，为了避嫌，因公因私都从未回过自己家乡安徽。平时，有到安徽出差的任务，他都让给其他部领导。即使出差到江西、福建、上海时路过安徽，也从不下车，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地过家门而不入。损公肥私、裙带关系、地域观念等不良习气在吴老身上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1982年，原财政部长张劲夫同志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吴老当时已改任财政部顾问。张劲夫同志和他是同乡，知道吴老40年没有回过安徽，便借黄山脚下三星级的桃园饭店落成之际，请吴老偕夫人一同去黄山看看。盛情难却，吴老接受了邀请。吴老和夫人乘火车到达合肥时，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火车站去迎接，从黄山回北京时，省委又派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上火车前，吴老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张劲夫同志在谈到这件事时，感慨地说：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明，何愁党风不正，何愁执政能力不强！

吴老这次安徽之行，是给财政部党组写了请示报告的。党组讨论认为：吴老40多年未曾去过安徽，应当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因此，财政部办公厅通知行政司，要给报销往返车票。吴老情真意切地感谢组织的关怀，但郑重申明：回安徽探望是个人私事，往返火车票绝不能拿到公家报销。

主动让贤当好顾问

1983年春天，《人民日报》登载了吴波同志不再担任财政部长的消息后，在部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应。《经济日报》一位高级记者访问了卸任的吴老，在《经济日报》重要位置发表了《吴波让贤》的文章，记述了吴老如何把财政部长的办公室，让给曾是下属的新部长办公，自己搬到另外一间小办公室当顾问，全力帮助新上任的同志尽快熟悉并担起财政部长的工作。在一般人看来，财政部长是政府重要部门的主管，担负着管理国家财政的重大责任，举足轻重，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倚重的主要部门负责人之一。这一重要职务，在一般世俗人的眼里，是令人羡慕、难求难得的。吴老为什么主动让给自己的下属？而自己甘心退居二线呢？这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

吴老从不把职务、地位看得那样重。他认为职务和地位只不过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职务越高，责任越大，肩上的担子越重。但是，无官一身轻，在他看来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而“高官”也决不是吴老的向往和追求。让贤以前，吴老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也曾向中央、国务院写过报告。1980年8月后，吴老结束了他在财政部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的领导职务，带着财政部几代干部对他的尊敬与不舍，退居到第二线，成为财政部的顾问。

吴老远去了，他那伟岸的身影，他那敬业的精神，他那律己的品德，却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分明感到，吴波部长就像一座高山，离开我们越远，就越发伟岸！我们将永远怀念他，景仰他！他将永远激励我们努力工作，我们将永远以吴波同志为榜样，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