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吴波同志是财政部的老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国财政战线上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深受财政部广大干部职工的尊敬与爱戴，人们亲切地尊称他“吴老”。吴老因病于2005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吴老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财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财政部办公厅主任，1952年8月任财政部副部长，1979年8月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88年6月离休。他担任财政部主要领导期间，党性观念强，结合实际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探索财政工作的新路子，解决面临的困难问题。六十多年来，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始终不渝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具有坚定的党性和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具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如实反映问题。他尊重群众，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他工作作风民主，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他政治敏锐，工作严谨，淡泊名利，生活俭朴。他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道德风范。他为政清廉，不谋私利，对己对家人对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多次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艰苦朴素的模范。吴老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吴老逝世两个多月来，财政部广大干部职工深切缅怀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追忆和学习他的高尚品质和道德风范。本刊现选登两篇文章，一是为纪念这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财政事业奋斗一生的老领导；一是为鞭策我们学习吴老的高风亮节，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遵守组织纪律、改进工作作风、做好本职工作，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吴老，是财政部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是我崇敬的革命老前辈，他老人家的风范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说起来，作为后生晚辈的我，和这位老部长接触并不多，对老人家的了解和敬重之情，多来自财政部老同志的口耳相传、言谈话语之中，当然也有我的一点亲身经历。这些点点滴滴、细枝末节的碎片，就足以汇拼成镶嵌在我心中真正共产党人平凡而崇高的形象。老人家的高尚情操和道德风范，常常挂在我的嘴边，每每遇到适宜的场合和话题，就情不自禁地谈起。我曾多次不揣轻重地说，要知道什么是原本的共产党人，看看吴老就行了。说起来很多人都可能不相信，老人家的风范，曾使我读大学的女儿感动得不能自已，当众流泪。那是去年2月份，我女儿回国探亲，我约亲朋好友聚会。席间，人多酒多话语多。谈生活、事业、际遇，谈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谈世风、党风、不正之风。反腐倡廉的话头使我又一次谈起吴老的高风亮节。不知多久，旁边的人捅捅我，眼神示意。噢，一向性情欢快的女儿已然默默不语、泪流两行。啊，吴老的高尚一样能感动“新生代”。

吴老2月21日逝世的消息是24日得知的。那天办公室的同志告知我，吴老逝世了，问我明天的告别仪式参加不参加。正沉浸在改稿中的心惊动了一下。这倒不是事感突然，知道吴老年事已高，99岁，按坊间的说法，一年12月，99年间的闰月加庚，吴老早已是百岁老人了。此前，我曾多次为老人家高寿而高兴。但是心有感慨，吴老这一走，从此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位忠诚、优秀的老共产党人。25日临参加告别仪式之前，同去的王质莹在楼道上和我念叨，听说吴老立下遗嘱，去世后要把自己的房子交给国家。这又不禁勾起我的感叹和追忆。王质莹问，能不能写点东西？又正在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我默想。车进八宝山革命公墓。松柏肃立，积雪未消，天寒气清，“沉痛悼念吴波同志”的白纸黑字的挽幅高悬在第一告别室门楣上方，众多前来送行的人默默签到，佩戴白花。低回的哀乐缓缓迎送着悼念的人流，不知有多少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也拖着蹒跚的步履前来送行。我的心被隐隐地叩击着。恭恭敬敬的三鞠躬后，告别覆盖党旗静卧鲜花翠柏之中的吴老。心想，我应该写点什么，作为晚辈对老人的缅怀之情。

“吴老”这个称谓开始进入我耳中时，是我1975年到财政部不久。那时“文革”已是强弩之末，但在人们的普遍厌倦之中还在折腾，“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但经历多年纷扰的人们已暗暗反思，仨一群俩一伙地悄声谈论着往事，吴老自然是其中的话题。当时人们仍心存恐惧，“文革”中的人和事依然敏感，我又新来乍到，知趣地不敢多问，但已知道吴老是原来财政部的老领导，对偶听的片言只语却不知来龙去脉。尽管这样，我已感知大家都是在为吴老鸣不平。“四人帮”倒台，“文革”宣布结束，人们对吴老的言谈就放开多了。有关吴老的好人品、好作风的事例，就零零碎碎、陆陆续续地沉淀在我心头。只是已过20多年，如今已不能准确具体地记忆，但依稀记得的还不少。

人们赞扬吴老忘我的工作精神。五十年代，国家经济贫穷，办公条件很差，大夏天的，只有咣啷作响的电风扇，吴老常常是穿着大背心大裤衩，汗流浃背地埋头办公，晚上很晚才下班。人们赞叹吴老淡泊名利、关心群众。大概是“三年困难”时期（记不清了），他主动降低自己的级别和工资；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生活困难，就默默地拿工资救助。人们感佩吴老严格律己。他有好几个子女在外地工作，就是不主张调回北京，更不准许别人帮忙；老人家当部长时已年逾古稀，腿不好，髌骨软化，但不同意为自己配车，好长时间从西四步行来部上班，后经反复劝说，才同意低档配车；老人家有一次访问延安，就是执意不肯用公车送前来看望的亲属回返；也就是这之后，秘书深受教育，写了份材料，被报纸转载，受到了吴老多次批评，因为吴老此前一向不接受记者采访写自己。

有道是：“政声人去后，民情闲话时”。位居官位，大权在握的时候，人们的颂扬未必是真心、真实。而当时处不利、落难失权后，人们的口碑才多是真情实感、客观公允。吴老如是，人们真心爱戴他。

我对吴老的亲见、亲听、亲感的事，是从1977年初参与给张劲夫部长写纪念周总理讲话稿开始的。周总理1976年1月8日逝世，全国人民处于极大的悲痛之中。由于“四人帮”疯狂阻挠，全国人民想深切悼念这位深受爱戴的伟人而不能为。10月份，“四人帮”终于陷入灭顶之灾，人心大快。1977年总理忌日前夕，各地、各部门和许多单位都在准备纪念活动，财政部也一样，准备召开一次隆重的纪念大会，表达欲曾悼念而未成的悼念之情。起草张部长讲话稿的任务落到财政部办公室资料处（即如今的办公厅研究处）。直接负责起草的是付助理（付芝邨，时为副处长）。为完成好任务，除搜集文件材料外，还准备访问一下与周总理工作联系较多的吴老。这一天老付同志带着盛芳莹和我来到西四大酱坊胡同吴老的家。这是一处四合院，正房坐北朝南，吴老住在正房。吴老的老伴邸力老师把我们迎进房间。室内比较宽大、陈旧，北侧和东侧排列着许多陈旧的木制书橱。当时吴老身体不好，面容发黄，背西面东平静地坐在旧沙发里。寒暄之际，吴老边指指我边轻声问老付，老付说这是我们处新来的小刘。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老前辈。

那天吴老谈了很多，总理的风范感动和教育着我。

吴老说，总理精力惊人，为党和国家日理万机，不知疲倦。夜里十一二点钟，往往我都睡下了，可有时还接到他的电话，问情况，有时接电话已是下半夜一两点了，知道总理还在忙碌着。他有好几个秘书，轮流值班，都觉得很忙很累。总理对秘书要求很严格，也很关心。夜里总理常常叫值班秘书回自己办公室休息。秘书哪儿好意思，说我们几个人忙都感觉累，您一个人忙不就更累。总理总是和蔼地说，我是主动的，你们是被动的，老得等着我，因此我不累你们累。先回去，有事再叫你。秘书们在总理身边工作虽然很忙，但心情都很愉快。

总理很关心、支持财政工作，常常为财政主持公道，排忧解难。吴老回忆五十年代的状况说，经济凋敝，百业待兴，财政很困难，各方面都很需要钱，财政压力大。有时开各大区书记会，叫我到会。各方面都要求给钱帮助解决问题，可又拿不出那么多钱，我左右为难。为难之际，常常是总理出面调解。

我记忆最深的是吴老回忆的总理的高超领导艺术。解放初，恢复经济亟需财力，办法只能通过税收多组织些财政收入。财政部考虑征收娱乐税。这个税该征不该征，不同方面有不同反映，一时举棋不定。一天，总理得知浙江一个小剧团在北京演出（地方小剧种，名字记不起来了）。他把秘书叫来说，今天晚上就不安排你的工作了，你去哪儿哪儿看出戏，顺便递给他一张事先买好的票。秘书惊讶，工作这么忙，哪儿有闲工夫去看戏！秘书迟疑。总理没告诉他的目的，只是说你去吧，回来把看戏的情况跟我说说。夜里秘书回来，总理问怎么样？秘书说，看戏的人很少，就前几排座位有点人，演员们又不能不演，台上台下都很尴尬……事后研究这个问题，总理说，解放后，全国还有不少这类草台班子，一个小剧团有二三十人、三四十人，要靠演出吃饭。可是又没多少人看，卖票收入很少，再征税，这些人怎么谋生！后来这个税就没开征。

吴老平静、深情地回忆总理的往事，敬慕总理可亲可敬的领袖风范，由衷地赞叹总理的高超领导艺术，使我这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深受震撼、备受教育。如今回想，吴老对总理的敬佩何尝不是他以伟人风范为楷模的心境！

谈话间，我们经意不经意地扫视着陈旧的房间：年久失修，墙皮斑驳脱落，没有像样的家具和摆设，特别是西面花墙上半部横裂开一道很长的大口子。我们都不免吃惊和担忧，于是说，这多危险，地震后房管局就没来人给修修？再地震怎么办！吴老平静地说，来过，我没让他们修。我们不解。他又说，我不是不想让他们修，要是只把裂缝修修倒也没什么。你们看这房，他们要来修，肯定不会就修这个地方，全都得修，多费事，得花多少钱。我们劝说还是修修吧，不然太危险。吴老依然平静地说，没关系，就我们两口人，这房子也大，再地震我们把床搬到东边就行了。我们都一时语涩，心中凄然。

有幸的是，后来吴老直接走入我们中间。好像是吴老当一年部长卸任之后，有一段时间编入我们研究处党小组，我是党小组长。心里又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能与老前辈坐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可以面对面地谈心、聆听意见和教诲，直接感受老前辈的风范；不安的是，老人家资历深、地位高、水平高，与我们这些参加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在一起，总感觉反差太大，心情拘谨，无所措手足。其实多虑，和我们第一次过组织生活时我就顾虑顿消。老人举止安详，神态平和，轻声慢语，和我们一样地发言。给我的感觉，静坐在椅子上的老领导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吴老的发言现在我记不起来了，但有些话和事还在脑际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底子薄，财政规模小，每年财政收入增长一般是四五十亿上下，有时略多些。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方面都想把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快一些，这需要很多钱，于是焦点集中到财政部，一度出现所谓“积极预算”的说法，意思是安排年度预算时应该把支出盘子打高，收入缺口想办法在预算执行中“积极”填平。这实质是赤字预算，当时财政经济很难承受，风险很大。在一次党小组会上，人们热烈议论着。吴老像是说给人听又像自言自语地轻声说：“要是一年增收二百亿就好了。”声音轻微，不知别人听到没有，我是清楚地听到了。蓦地，我的心像突然被撞击了一下，深深感到这位离任的老领导依然那样的忧虑、期盼和无奈，仿佛听到了那颗永难释怀的搏动着的年迈的拳拳之心。

当时的党小组会，因为种种原因，有时能按时开，有时不能按时开，有时干脆是临时安排的。吴老年岁大，身体又不太好，再说家也离部机关比较远，有时开党小组会就没通知他老人家参加。后来老人家知道了，就通过秘书传过话来。当老人家再来参加会的时候，我就向他解释。老人家平静慈祥地表示谢谢，然后说参加组织生活是党员应该遵守的组织纪律。开会你们要通知我，我因为身体不好或有什么事不能来，再向你们请假。我心里很惭愧，敬佩地接受了意见。

我是党小组长，党费当然由我来收。吴老的党费每次都由秘书按时代交。有一次，我发现吴老交的党费多了好几十块钱，便问他的秘书这是怎么回事。秘书说，这是按国家规定给老干部请保姆的补贴，他不要，让交党费。我问怎么不要。秘书说，吴老说请保姆是为了照顾自己，自己工资又高，请保姆的钱应该自己出。我只能收下。心想，这是国家规定的待遇，享受无可非议，可吴老却作了这样的处理……

吴老对自己要求严格，对部机关的作风建设也同样重视。记得有一年部里买了几辆“奔驰”轿车，当时听说是通过外事口买的二手车，因此车好价格也便宜，按说也不是大问题。但知道的，自然能理解；但不知道就里的，一看数辆高级轿车出入财政部机关，其影响可想而知。吴老知道这件事情后，提出了批评，记得那是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里召开的一次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会散了，返回部机关的路上，人们边走边议论着。有的人好心地说，吴老也真是的，自己一身清廉，也离任了，还管这事干什么！叫人家不爱听，白得罪人。也有的说，吴老讲得好，应该批评。到底是财政部，几十年培育了好风气，吴老谆谆告诫后，没多久，这事就妥善解决了。

吴老永远地离开我们了，离开的日子适逢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之际。联想记忆中的吴老的往事，心里琢磨，党员先进性应该就是党性吧，或者是党性与时俱进的体现？不管怎样理解，我都觉得吴老的高风亮节是他党性绽放的璀璨光芒，应该是我们永远谨记和传承的先进性。我深知，以上记忆的只是吴老风范表层的一小部分，深层的风范应当到《吴波同志生平》中的评价里去品评——“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如实反映问题”，“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这些铿锵的定论背后，不知内涵着还有多少不为晚辈所知的风范事例。我总觉得，吴老是一部工工正正、平平整整的书，是一部经久耐读的书，是一部净化心灵的书。我只能凭记忆写这几行肤浅的文字，作为我这后生晚辈心中永久的记忆。

往事的回忆，使我不能不再次捧起吴老的遗像，端详着老人家平和蔼善的面容，注视着遗像下“吴波同志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久久，心里涌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为中国财政杂志社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