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和收入分配规模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剔除价格因素，分别是1978年的3.84倍和4.83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比较迅速，其具体表现和特点为：

1.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依据城镇居民经常性调查年度资料计算，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1.06，1999年则上升为0.295，上升了13.5个百分点。就此统计数据而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总体水平低于美国，与国际比较属中等水平。但这与大家日常的感受有较大差别，其原因主要是目前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有瞒报的情况。比如1999年三季度国家统计局联合有关部门对15万户城镇居民基本情况的调查显示，用1999年8月份户人均计算的基尼系数达0.354，明显高于0.295。另外，由于受持续存在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情况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在城市，截止1999年6月末，拥有金融资产量最多的20%城市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量占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量的55.4%，而最低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因此，尽管从目前统计数据可以得出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的基本结论，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实际的基尼系数是高于这个数的，有必要引起重视。

2.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比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略大，但增速没有城镇快。根据有关人员的计算，农村居民基尼系数1978年为0.21，1998年达到0.34，提高了13个百分点，绝对水平高于城镇，增速慢于城镇。

3.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为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197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1988年为0.382，1995年则达到0.445，已超过国际上认可的中等不平等程度。据1994年有关部门计算的城乡合计五等分组资料表明，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27%，已经接近或相当于美国的贫富差距水平。且不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高估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保守的可能。2000年城乡收入比为2.79：1，这一水平仅次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即1994年的2.86：1。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要作为下一年的生产性投入，因此，实际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突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比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差距水平。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4.地区差距十分明显。无论是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农村居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是十分明显的。从城镇内部的情况看，三大直辖市和广东、浙江等沿海省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如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山西省的2.52倍。从农村内部的情况看，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各地发展差异更大，收入差距也更大。如1999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5409元，三大直辖市以外，收入最高的浙江省人均收入为3948元，分别为收入水平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4.13和3.02倍。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从合理因素方面讲，主要有：个人素质的差异，个人能力越强，收入越高；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经济组织因竞争能力的差异、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的不同，收入差距的形成及扩大是必然的；新型行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传统行业的竞争能力下降，市场空间狭窄，收入水平提高不快，新型行业如IT业等发展很快，职工收入水平也比较高；发展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距等。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各种非法收入大量存在；利用垄断等不公平竞争手段，以很少的投入获得非常高的收益；改革以来的一些政策加剧了地区差异的扩大，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支持下，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各种再分配手段并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如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够等。

不可否认，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居民奋发向上、积极奋斗的精神，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这从以前我国的大锅饭制度和打破大锅饭之后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影响国内需求的有效增长。如果收入差距太大，大量的钱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大多数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得不到相应提高，形成“有钱的不买东西，想买东西的没有钱”的现象，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必然下降，同时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和支柱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抑制，进而使投资需求下降，影响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二是对社会安定和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福利减少，收入水平下降，其心态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些人甚至会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危及社会安定。特别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使群众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影响其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参与程度，甚至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出现下降，使政策措施的实施在实际工作中打折扣。

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绝不能小视，它不仅是收入分配领域中的问题，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1.追求效率、兼顾公平仍应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收入分配政策的基调。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库兹涅茨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了“倒U字型”假说，即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早期经济发展而恶化，达到最高之后，又随着后期经济发展而改善，同时得出结论，人均国民收入在300一500美元之间，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达到最高。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0美元，超过了“倒U字型”的顶点区，由此一部分专家认为收入分配政策应做出比较大的调整，要更加强调公平问题。不过笔者认为，库兹涅茨的经验性结论未必适合我国的情况，特别是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彼300--500美元与现在的300--500美元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硬道理，是永恒的主题。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在分配格局和分配规模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提高的合理的、有序的收入差距，首先应予以肯定，同时在政策上也要予以更多的环境支持。特别是在初次分配中，应将效率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

2.创造收入分配的公平环境，追求起点公平，而非终点公平。所谓起点的公平，就是指人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通过自身的竞争来获取不同的结果，而终点的公平，则是指社会成员的最终收益是一样的，而不区别其在竞争的过程中的努力情况。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缺乏对私有财产应有的认可和尊重，其本质是一种追求“终点公平”的思想。这样的话，在目前阶段将影响社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会培养出一批懒汉阶层。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应从增量的角度去做大经济蛋糕。进而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去剥夺富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居民个人凭借其个人能力获取合理的收入回报，这应是目前收入分配的大方向。

3.对于按“资”分配中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应当置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审视。按“资”分配是对生产资料和货币所有权的承认和报偿。正因为如此，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一样不可忽视，同样是社会财富总量构成要素。不容忍按“资”分配中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无疑使资本利益受到侵害，资本收益率下降，投资欲望减弱，资本运动速度减缓，生产规模缩小，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既然收入差距的拉大在按“资”分配中无法避免，我们对按“资”分配中的收入差距问题就不应当简单地诉诸道德、正义和感情而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更不能采取超经济的手段去取消它。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

4.打破垄断，创造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环境。从我国垄断性行业的经营情况看，垄断性过高，其背后存在着较多的非自然的制度性因素，行业部门的利益割据比较顽固，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建立起到了阻碍作用，也助长了腐败之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打破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一条途径。另外，城乡收入差距的突显，除了其它因素外，城乡壁垒的制度性障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打破城乡壁垒，让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充分自由流动是十分必要的。

5.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居民收入更加透明化。目前，我国个人收入的来源过于繁杂，细分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之多，包括货币收入与实物收入，单位内收入与单位外收入，工资奖金收入和福利性收入等等。由于收入形式繁杂混乱，收入的透明度不高，无法真实地反映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真实情况。收入分配秩序的紊乱，一方面加大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使对收入分配调控的难度加大，因此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居民收入的透明度，一方面可避免税源的流失，一方面也可一定程度上防止腐败等不正当行为，缩小收入差距。

6.加大再收入分配力度。如果说初次分配是以效率为先，那么再次分配则应以公平为主，发挥国家在这方面的功能，对低收入阶层给予充分的考虑和照顾，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