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5～26日，由中国会计学会、中国海洋大学主办，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承办的“2019中国资金管理智库高峰论坛”在青岛召开。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专业媒体以及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中国混合所有制与资本管理研究院的专家和师生代表500余人围绕“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

变革思考：新格局下的必然要求

在社会进步与会计学和财务学的发展方面，中国会计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守华从会计与财富计量、会计与文明、会计与国家治理、会计与社会进步、会计理论研究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他倡导建立“天下会计”的思想，强调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重要性，认为会计的进步必将带来一场革命。他提出“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越发展，社会越进步”的论点，指出会计在促进社会发展与再生产协调发展、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兼顾公平与效率等方面都扮演重要角色，引出会计当与治国理政同行的论点，并强调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全国高校共享财务专委会总指导刘玉廷指出，智能财务是继20世纪80年代《会计法》颁布后借贷记账法开始实行、上世纪90年代“两则”“两制”与“会计风暴”、21世纪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国际趋同这三次会计重大变革后的又一次重大变革。互联网时代到来，智能财务迅猛发展，本次会计改革不同于前三次会计改革由政府推动的特征，而是实践推动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广度、深度和对未来的影响力不亚于前三次重大变革，甚至将更加深远、可持续地推进我国会计的进一步发展。本次变革覆盖了诸多领域，共享财务、大数据、云计算、全面智能化是改革的方向和大势所趋。

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副院长李心合认为，当前的财务学研究既应从理论上反思新古典的研究范式，又应继续巩固跨学科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财务的核心问题就是资金流，李心合的调研却发现现行教材往往局限于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忽视企业内部的资金流动。基于此，他总结了企业资金管理面临的五大新格局：资本市场高度多元化、资金运营重度风险化、资金运作集中化、资金管理与业务管理日趋融合化、大额资金流动裁量权集体化。在新格局下，他将新的资本市场归类总结为十四类，提出从实践出发，系统梳理资金市场新格局和新变化并充实到财务学教科书当中，以缩短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这一新出路。他强调，对学生的教学不应囿于过去新古典范式的教科书内容，而应当将五大新格局融入教学中。

数据思维转变的时代特征下，大量“重相关、轻因果”的研究不断涌现，厦门大学会计学系主任杜兴强针对这一现象发表了主题演讲。他首先对大数据时代下的思维转变进行整体介绍，接着提出对相关关系的过度研究崛起于因果关系的弱化，指出抛弃因果思维而过分强调相关性会导致缺乏实际意义的研究和荒谬的研究结论。最后，他重点强调了对因果关系研究的重要性，指出人类探索的初心是对因果方面的不断深入探讨，而在经济管理以及财务领域的因果研究离不开对人的行为的深入探讨，并以制度的约束与文化的约束为例，对行为研究进行举例分析。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瑛用多个案例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互联网企业价值创造模式。首先，企业价值最大化实际上是成长管理、风险管理、成本管理、预算管理、绩效管理、价值管理的平衡。在增长管理中，增长速度是获利的前提，缺乏必要的速度就是最大的风险，同时公司的增长需要兼顾效率和效益。接着，她指出互联网公司的鲜明特征体现在马太效应下的“赢家通吃”原则、收入来源分散、收入模式易变等三方面，并进一步指出互联网公司具有经营风险高、现金流风险高、轻成本、重费用等特点。在价值管理方面，产品业务管理应在产品市场创造价值，而财务管理则应在资本市场为企业创造价值。最后，何瑛强调营收增速、销售利润率和流量获取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这三个指标是互联网企业进行财务分析应予以关注的重点。

基于准则修订与监管新规等背景，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曹玉珊对企业资本错配的度量与治理进行了再思考。首先，如何判断企业是否存在资本错配及如何纠正资本错配是目前资本错配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其次，近期会计准则的修订，一方面在于与时俱进，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另一方面在于缓解“原则化”问题，向“规则化”靠近。但准则的修订也引发了会计准则过度金融化的质疑。接下来，他介绍了近期相关的两大监管新规，引出了委托理财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可能成为企业内部资本配置重要“转换器”的观点。他提出，在企业活动按照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经营活动划分为持续性经营活动与创新性经营活动，倡导对资本错配问题增加定性指标，并重点关注持续经营活动与创新经营活动的资本配置。最后，他强调，企业自律约束力往往十分有限，将来资本错配问题应以监管为主，自律为辅，减少金融投机和低效创新。

高质量发展：现实问题与科学评价

在宏观形势与微观运行方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执行董事、首席投资策略师陈文招指出，受美国及贸易摩擦影响，目前全球经济增速处于下行趋势之中，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全球货币政策趋于放松。虽然中美的较量和博弈会持续存在，但摩擦很难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只会导致产业向更广泛的国家转移，这必将提升相关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率，也必将带动全球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他比较分析了全球各类资产市场的发展变化趋势并提出环球资产展望和资产配置建议。他认为，A股市场处于战略投资机遇期，投资方向以消费为主体，金融、科技为两翼；从基本面、估值及信用风险来看，债券市场多空交织局面并未改变；大宗商品市场上弱势基本面主导油价长期趋弱，地缘风险助推波动率提升，工业品悲观需求预期仍在，贵金属出现短期回调，但中长期上涨逻辑还未走完；房地产市场短期回暖但持续性不强，层级间、区域间分化仍将持续；各海外市场表现参差不齐，美国经济有一定韧性且核心通胀上行，日股、港股具有一定配置价值。山东省会计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潘爱玲为重污染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路径——绿色并购。她以生态文明建设为背景，从内外驱动因素两方面研究分析了绿色并购特殊驱动力。在外部驱动因素方面，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在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中表现不同，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和官员更替有效推动企业绿色转型，重污染企业迫于媒体压力实施的绿色并购仅仅是转移舆论焦点的策略工具而非实质性绿色转型；在内部驱动因素方面，高管环保意识和高管环保经历均与绿色并购呈正相关，然而企业经营状况调节了高管环保意识与绿色并购的正相关关系。潘爱玲还指出未来研究的重点是以企业文化为代表的绿色并购的新型驱动因素、绿色并购的决策机制、绿色并购的后果评价与长效机制。

在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方面，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竹泉指出，矫正传统财务分析扭曲刻不容缓。随后，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他分析了经济学和统计学资本存量、会计资产总额、创新体系下的资金总量三者的口径差别，提出系列指标以衡量实体经济资金存量分布、资金质量和资金效率。接着，王竹泉以2009～2018年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例，指出我国存在多层次资金存量分布不均衡、资本实心度不断下降的现象，但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资金产出率逐渐走出低迷，并进一步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演变。最后，他倡导重视资金核算口径差异，系统看待资金存量，科学评价资金质量和经济发展质量。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温素彬指出，新时代的发展是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依赖高质量决策，高质量决策离不开高质量信息，因此高质量会计信息对企业高质量决策至关重要。但目前会计信息质量呈现概括性、结果性、过去式、结构化等问题，难以应对高质量决策的需要，不利于新时代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他从“大、智、云、移”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新时代会计转型的趋势与架构：改变对象，实现互联网+、人工智能条件下的组织运行模式；改变重点，实现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改变组织形式、技术手段、方式方法、内容、效率、质量等，适应大数据智能会计的发展。他认为，会计的发展方向是在“互联网+会计”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大数据+会计”的智能决策会计，提出智能管理会计体系的主要内容，构建了智能共享与智能决策相结合的五维智能共享模型。最后，他强调为配合智能会计的发展，高校会计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风险管控：企业管理的永恒主题

在集团风险管控方面，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程新生运用扎根理论，对德隆集团公司和SSA集团子公司内部控制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他认为，对于多元化企业集团风险的管控，首先应理清集团的内部控制特点，重点关注关联业务与非关联业务治理漏洞、集权与分权治理失衡、激励与考核治理单一等方面。其次应对子公司内部不可复制性包含的“突出内部控制问题”进行提取，从而形成双案例对比分析。在研究结论部分，程新生强调了重构内控有效性——内部审计权力体系的重要性，在管控集团风险时，应注重母子公司业务协同划分、子公司适度分权，引导内部审计向风险管理导向型转变，评价组织目标是否能够有效实现，最终实现企业集团的战略治理与控制。

在公司海外并购的风险管控方面，中山大学新华会计学院院长刘运国以东山精密和吉利的海外并购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案例分享。他提出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是所处行业产能过剩和国际化战略的必然要求。海外并购在我国企业做大做强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吉利并购沃尔沃后在汽车设计、生产、安全性能、技术水平等方面迅速提升，从而跻身世界500强。因此，对于海外并购中财务风险的防范也成为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点。刘运国认为，可以将财务风险按照时段划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具体包括事前标的选择风险、事中估值与定价风险及融资与支付风险以及事后的业务、管理、财务整合风险。而对于如何降低企业在海外并购中的风险，他提出应选择优质的境外资产、采用对于我国公司较为有利的收益法，在保证企业现金流的情况下选择适合的融资方式，在整合完成后运用“各自独立运营、基础平台共享”的模式进行管理。

在大数据时代的资金风险管控方面，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会长李永延指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四个方面加大了企业资金风险：一是会计制度改革带来的风险，典型的是上市公司财务作假；二是筹资方式改变带来的风险；三是货币管理方式带来的风险，如货币的增发和流通带来的管控风险；四是人们理财意识改变带来的风险。他强调，应对大数据下的资金风险，必要的措施是建立大数据分析下的资金风险预警体系，包括大数据分析中的企业财务管理分析、经营能力分析和经营能力对标分析等三种分析体系。同时，可以利用业财融合回归企业经营本质、重构企业经营体系、构建大数据下业财融合的人才培养，进而重塑业财融合下的资金风险管理。

在债务融资的风险管控方面，安徽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盛明泉以“短贷长投”的期限结构错配现象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短贷长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通过非效率投资和现金柔性两条路径负向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同时指出该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对于如何缓解企业层面的“短贷长投”进而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他提出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改进：第一，微观企业应当客观分析现金流实力、资金运用效率与融资风险，更多地在企业自身与直接融资市场寻求中长期资金支持，避免依赖“短贷长投”；第二，金融机构应当顺应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从融资端控制“杠杆率”；第三，市场应当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增加金融系统对长期资金的供给。

在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方面，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贾凡胜以银行分支机构扩张为视角，探究其对金融服务实体效率提升和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他指出，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加剧了企业“脱实向虚”，原因在于分支机构间的过度竞争弱化了债权人的监督职能，这种促进作用在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货币政策宽松时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银行分支机构的扩张，企业融资成本显著降低，进而导致企业风险提升、绩效降低；而企业“脱实向虚”的程度越高，其未来业绩和股价波动越大、未来创新产出水平和成长性越低。最后，贾凡胜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能力、投资者有效监督和政府货币政策制定等方面，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责任编辑 李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