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海峡两岸会计学术研讨会9月24～25日在厦门召开，本届研讨会由中国会计学会、台湾政治大学联合主办，厦门市财政局（对台会计合作与交流基地）、厦门大学和厦门国家会计学院联合承办。海峡两岸会计界的专家学者共同就企业会计准则、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会计准则和会计理论研究

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李心合认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之间存在鸿沟。跨越鸿沟，既需要变革管理会计又需要变革财务会计。重点应关注三个方面：①财务会计模式的多元化。一味地固守应计制基础，一味地追求决策有用性，一味地默认完全成本会计，均无法填平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之间的鸿沟。财务会计领域需要放弃单一模式，建立应计制与现金制、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决策有用观与受托责任观兼容的多元化运作模式。财务会计多元化模式的设计，必须确立“需求导向”的观念，充分考虑为管理会计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条件或基础。财务会计模式多元化还要求变革单一模式下形成的财务报告制度，重新设计财务报表列报方式。②改造管理会计的决策和评价模型。管理会计所涉及的决策模型、控制模型和业绩评价模型等，不能一味地追求“高精尖”的数学模型，模型的设计必须既考虑科学性又考虑其数据基础与财务会计数据的对接性，否则再高深的模型最终只能束之高阁，难以付诸实践。③整合和扩展会计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披露制度在涉及会计信息时基本上都是“财务报告”的信息，也就是财务会计的信息，很少涉及管理会计的信息，这与业界对管理会计的功能“定位”（对内会计）有关。对外披露的信息应当既有财务会计信息又有管理会计信息。何种财务会计信息和何种管理会计信息需要披露，以何种方式和形式披露等问题，都需要研究和设计，并且在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各类信息使用者的“共性化”和“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信息披露模式。这是一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任何忽视用户个性化信息需求而只关注“通用需要”的做法，都会被时代所抛弃。

福建江夏学院会计学系郭岚认为，我国的企业资产减值准备准则在形式上与IAS36（《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基本保持一致，但IAS36更多是考虑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运用环境，虽然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参照西方的规定，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还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比如我国的资本市场条件不够完善，法律环境、监管制度等是否支持，公允价值、现金流量的取值是否合理等。这些问题都直接制约着我国减值准则的具体操作。其给出的建议是：首先，可仿效I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做法，明确列出无形资产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比如专利权、商标权、专有技术、非专利技术、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租赁权、网址、域名、软件等。这样明确了无形资产内容，促使企业能够完整地计量无形资产。其次，要强化我国的评估体系，由于无形资产有时不容易单独产生现金流量，而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认比较主观和任意，这样会增加减值测试的复杂性，从而降低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我国准则在无形资产的减值迹象上的判断的确认并没有单独的具体操作指南，未来工作中，可细化这部分工作。再次，IASB此次公允价值准则的改革已基本与FASB（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趋同，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我国的内外因环境存在差异。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立场，积极建立完善的、适用我国现状的公允价值体系，从而化解无形资产、商誉等资产的计量问题。

针对公允价值在我国的运用，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邹燕等建议：首先，准则制定的相关部门应基于我国实情来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并逐步推进公允价值在我国的运用，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效解决公允价值计量实务运用问题，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其次，在加强准则培训的同时及时出台准则应用指南，以提高准则实施效果。再次，制定估值技术的相关指南、培养相关的评估人才，可考虑适时将评估师纳入审计鉴证业务中，在提高对外财务报告信息相关性的同时保证信息的可靠性程度。最后，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督功能，建立并完善准则运行的反馈机制。

公司治理问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杨世忠等提出了改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政策性建议：①明确监管层对公司行为的价值导向。企业虽然是营利性组织，但是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其逐利行为必须遵循建立在不损害其他利益主体基础之上的资本市场规则。资本市场监管层首先要明确上市公司的行为价值导向，那就是使上市公司成为对社会公众、对资源环境及子孙后代负责任的造福于人类的经济组织。正如奥林匹克不允许运动员通过作弊手段赢得奖牌，资本市场监管层也不能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舞弊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要特别注意防范上市公司的投机取巧和“劣币驱逐良币”行为。②继续推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的最大风险承担者是股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是在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原则指导下充分保障股东权益。基于此来推动完善董事会决策制度、董事遴选制度、独立董事管理制度（包括遴选、培训、履职、考核、薪酬等）、董事会管控审计制度、经营管理委员会报告制度等。同时，基于上市公司是营利性经济组织的基本属性，淡化其政治色彩。③建立、完善和推动落实股利分红制度，扩大股东投资经营回报比重。总的看来，中国股票市场参与者的投机性强，无论是广大的中小股东抑或上市公司，都普遍存在投机取巧和短期盈利的浮躁心态，这不仅不利于股市的稳定而且也不利于上市公司认真做好自己的主业。作为市场监管层，有必要引导股东从公司的经营与发展中获益，而不是把投资的回报完全建立在股价的波动上面。④建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约束制度。对上市公司高管的激励手段不能单一。一方面，要加大其经济利益与公司经营成效的挂钩比重，减少其经济利益与股价的挂钩比重；另一方面，要对其薪酬水平与公司最低员工的薪酬水平之间的倍数有所限制。同一公司内部员工薪酬与CEO薪酬之间百倍以上的差距，不仅不符合公平准则，而且也有悖于劳动价值。⑤加大监管与处罚力度，提高上市公司的违规成本。一些上市公司披露会计信息违规是因为违规收益远远高于违规成本，监管层加大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使其违规收益远远低于违规成本，便能够有效遏制其违规动机的形成。⑥完善会计规范，压缩财务报告粉饰空间。政府财政部门作为会计规范的制定者，其立场应有别于投资者，会计规范应立足于责任的明晰与可追溯，即以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为其第一质量特征。定期公布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违规受罚的相关信息。

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商学院曲国霞等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提出以下建议：①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随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发布与实施，意味着我国内控制度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相关公司应改善控制环境，加强风险意识，及时识别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风险评估，确定风险应对策略；强化内部监督，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保持充分的独立性、尽职尽责，提高监督技能，强化监督职能。②优化股权结构。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现状，应当逐步降低股权集中度，降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加流通股的份额。增强公司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通过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地位之间的相互约束，减少控股股东利用控制地位而做出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从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带动公司管理的良性发展，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减少公司财务危机的发生。③不断优化董事会、监事会的结构。设置适中的董事会、监事会的规模，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高的决策监督效率；优化董事会构成，增加独立董事的比例，确保其真正保持充分的独立性，真正参与企业的公司治理，尽职履行其监督职权，增强董事会决策的客观程度，为董事会决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发挥监事会的作用，保持其独立性，提高监事自身技能，强化监督职能。④建立完善的经理层激励制度。薪酬激励能给公司高管人员带来短期的直接利益，股权激励能确保公司高管人员注重公司的长期发展。两种激励方式的同时采用，能激发高管人员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提高公司营运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山西财经大学郝晓雁提出了强化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的对策：①优化股权结构，合理配置财务治理权。可以通过分行业限制国有股的最高持股比例和改变国有股持股主体引入其他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来实现减持国有股。通过健全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增加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完善投资者保护立法、加强司法执行效率来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从而降低大股东持股比例。我国的股市还不很发达，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不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应朝着股权适度集中，即有相对控股股东存在并有其他大股东与之相制衡的方向发展。优化股权结构使财务战略决策权集中在股东会和董事会手中，财务战术决策权和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权集中在经理人员的手中，财务监督权则分散在公司内部和外部。明确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权、责、利，让他们之间形成良好的制衡机制。通过制定累计投票权和中小股东诉讼等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制度来提高中小投资者在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中的作用。②完善财务治理机制。两权分离导致了利益冲突，必须完善绩效评价机制，投资人才能客观地了解经营者的努力程度，进而采取合适的激励约束措施，制定让债权人满意的绩效考核制度。由于我国外部市场不完善，在制定财务激励约束制度时应注意经营者的来源和激励手段的选取。我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的大部分经营者是行政任命的，他们不是我们的激励对象。从激励手段来看，长期激励要比短期激励更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在我国现阶段看来，股票期权并不是经营者理想的报酬选择。但是随着各种制度和市场的健全，股票期权将是一种很好的长期激励手段。还可以通过引入经济价值增量（EVA）和市场价值增量（MVA）等指标，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适当负债经营，与职业经理人建立长远契约关系等措施，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要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相机治理机制。当债务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时，债权人有权拥有公司的控制权，外部利益相关者有权通过适当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③规范财务治理行为。建立分层财务决策机制，各层财务主体分别行使自己的财务决策权限，协调配合，尽职尽责，做到不越权。把资产负债率控制范围内的限额举债权赋予经营者，对于经营者自行决策的融资项目应该由所有者审查或备案；对内投资决策权应该限额交给经营者，超过限额的投资项目必须由股东审批；给予经营者适当的收益分配权，避免经营者逆向选择。通过会计委派制、全面预算管理、财务相机治理、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来规范财务监督行为。

内部控制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康均等认为，公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①基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较高，股权比较集中，所以应当适当削减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使其降到合理水平。待股东持股比例相差不大时，其更能团结一致，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建设，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②提高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使股东在各项重大决策中充分发挥决策和监督作用，减少公司执行不利于股东利益的事项的可能性，从而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③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中，让董事长兼任总经理，鼓励其尽全力为公司办事，发挥个人潜力，为公司谋发展，提高公司经济效益。④适当扩大企业规模，在保证成本效益原则的前提下，投入更多的内部控制资源，建立更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⑤发展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受到过谴责的高管人员必须清除出高管队伍，消除不良因素并且给其他高管以警示。⑥在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从政府监管角度看，我国上市公司相关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究其原因不是规范内控的制度缺乏而是监督制度执行的力度不够，即上市公司违反制度不披露内控信息或者对于存在需要披露的缺陷而有意回避的违规成本过低。为此，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瑛玫等建议：①建立内控信息披露的管理制度，尤其是惩罚制度，并赋予其法律效力，增加上市公司的违规成本。政府监管部门应该给上市公司施加压力，应该明确规定不按照规范和指引的规定进行操作，会导致极其不利的后果：对于“一句式”披露内控缺陷或披露无实质内容，监管部门应该提出警告，情况严重的给予经济处罚，并将相关情况在交易所网站上充分披露；对于不如实披露重大缺陷或重要缺陷的公司，监管部门应该对公司董事长、审计委员会负责人等进行经济处罚，直至刑事处罚。这一点可以借鉴美国SOX法案相关部分的处罚条款。②政府相关部门应按照不同的行业或不同类别的公司，分别建立内控缺陷的认定标准和内控缺陷的披露标准，减少公司披露的选择性行为，同时应规定内控缺陷披露的格式。

福州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许萍等认为企业应注重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内部控制环境包括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等，是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的基础，尤其是企业文化，对一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就好比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企业之所以在披露内部控制相关信息时，会出现各种非政策性问题（指因为企业外部宏观环境政策失误造成的问题），就是因为企业自身的修养不够，企业的管理层和经营者在内部控制体系中还没找准自己的方位，没有很好地进行控制，才会出现应付了事、披露前后不一等问题。企业只有不断提高自身学习掌握政策的能力，加强对投资者、公众负责的意识，诚实经营，尽可能让信息需求者多了解企业文化、企业内涵、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才能够促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