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建设应取代房地产投资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点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表示，未来两到三年中国地产市场增长可能放缓，国土建设应取代房地产投资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本轮经济调整的好处是在中国“积攒十几年的房地产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他说，由于“钱来得快”，过去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财政，但这一状况现在必须要改变了，“这一关很痛苦，但必须过。”他说，对政府部门已采取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要做好“长期化”的准备，未来两到三年中国地产市场增长可能放缓，同时地产行业需要进行结构性改变。李稻葵说，国土建设可以取代房地产投资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这些包括对环境的治理，改善目前某些地方“脏、乱、差”的状况，也包括基础性公共性的建设，如文化馆、体育馆、医院等。此外，每年地震、泥石流等频发自然灾害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加大国土建设投资来缓解泥石流、水灾、旱灾等灾害。

▶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

亚洲制造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罗军认为，我国制造业之所以迎来快速发展，取决于以下几个重要因素：一是我国政治稳定。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淀了非常丰富的治国理念和驾驭经济的实力，为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为制造业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未来企业的竞争实力，一方面来源于科技的竞争，这是企业自身所具备的，另一方面来源于资本实力的竞争，并购重组是最好的竞争策略。三是我国工业化所处的现有阶段为制造业的无限发展提供了若干动力和发展空间。四是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虽然也面临不少困难，但是总体看来，机遇大于挑战。面对美国经济缓慢复苏、国际金融危机余波尚存的大背景，我国装备制造业稳定发展的态势将会保持。由于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升级和调整的空间大，劳动力优势明显。

▶我国税负水平被夸大

“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全球税负排名最高的前几个国家之列。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税负不可能高到这种程度，显然是被夸大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认为，“从目前税收收入负担来看，我国的税负并不是处于很高的水平。”杨涛认为，《福布斯》杂志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名”带有一种明显的主观判断，由于税制结构的不同，仅仅按《福布斯》税收痛苦指数对不同税种的法定税率作简单加权，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税负水平。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栋也强调，虽然“税收痛苦指数”这一指标不尽准确，但是对我国当期的税制改革还是存在一些借鉴意义的。他认为：纵向地看，我国的宏观税负还是有些高，主要表现在我国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相对较高，法定税率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应税种的税率水平也是不低的。比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而且除主体税种以外，我国还有消费税和其他地方税等，使税收负担的名义水平较高。杨涛分析，之所以现在公民感到税收负担重，是因为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之外，其他政府性税收收入的影响，比如，土地出让金、国有企业的资本性收入等政府性税收比重较高。同时，财政性支出在社会福利、转化为居民服务的社会性保障设施增长还不够，所以导致了对我国税负水平的误解。

▶国内货币政策近期不会转向

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9月15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称，在遏制物价上涨仍然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情况之下，中国的货币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改变。郭树清说，现在中国经济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包括通货膨胀问题、资产泡沫问题等。由于货币政策恢复稳健，市场流动性比以前少一些，民间融资和一些不合法的融资也在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都增大了，银行对此要非常谨慎。他认为，8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速开始回落，虽然环比来看形势依然比较严峻，但是可以看到通胀回落的希望。如果各方面措施跟上的话是可以实现通胀回落的，因为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另外，更有利的条件是国际经济需求在减弱，国际上通货膨胀影响已不算太大。郭树清称，前几年为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确实扩张得比较快。全球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的比重提得很高，中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又扩张较快，所以需要实施必要的融资。但他强调，融资还是主要应该依靠银行自身的积累能力，包括利润留存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