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金融、会计、统计等专业构成了我国经济运行的计量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财务学几乎没有独立地位。而且财务学与其他相关学科边界不清和研究对象的模糊，导致人们对财务学和财务人员地位的认识也存在一定误区，如《公司法》将财务负责人界定为高管人员，由董事会任免，但现实中财务负责人往往被视为中层管理人员，需要再安排一名副总经理或总会计师来负责财务工作，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尤为突出。此外，我国财务学科在理论上也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况，如在翻译国外财务理论专著时，对“Finance”的翻译也很不一致，有的翻译为“财务”，也有的翻译为“金融”、“理财”等，这不是简单的“提法”或“表述”问题，而是概念和职能的混淆（罗福凯，2007）。不可否认，财务学的地位问题，与我国财务学的研究力量和学术成果薄弱以及没有建立适合国情的财务理论有关。2002年钱颖一教授在北大所做的题为“经济学科在美国”的报告中提到“关于Finance怎么翻译，这是个定义的问题，反映的是经济基础的变化”。钱教授的观点引发了笔者对我国公司财务学的地位与经济基础问题的思考。

一、财务学核心范畴的演变对财务学地位的影响

西方财务学主要研究在不确定情况下，人们对资本的跨期配置从而创造价值的问题，包括从筹集资本到实现利润并返还给所有者的整个过程。历史上，伴随资本主义的诞生、商品的出现和贸易的发展，资本的形态也先后演化为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信用资本，而用轮船代替骆驼的新货物运输模式的出现，为金融资本的崛起铺平了道路（纳赛尔·萨博，2002）。因此，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化，西方财务学范畴也先后经历了本金、资本和价值为核心的三大逻辑。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中心，与这一背景相对应，1952年，马柯维茨的《证券组合选择》开启了西方现代财务理论，金融资本成为现代财务学的研究对象。正是不同形式资本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矛盾，推动了财务理论的发展，而新财务理论的产生，又直接推动了新资本形式的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从中世纪商业复兴时期出现公司财务机构算起，公司财务在西方已走过近千年的历程，即使是从巴舍利耶的《投机理论》将财务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算起，财务学也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但在我国它却是一门新兴学科。与西方将资本的价值创造作为财务学核心范畴不同，我国传统财务理论将资金运动和价值分配作为财务学的核心范畴。著名财务学家黄菊波教授将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财务理论归纳为三个学派：①货币关系论。主要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形成、分配和运用货币资金的、客观存在的货币关系体系的总和。②资金运动论。这是长期以来我国财务学的主流学派，认为企业财务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③价值分配论。认为企业财务活动是以企业为主体，对其再生产过程进行价值分配的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显然，我国传统财务理论或主张财务是国家财政的分支，或主张财务是企业管理组成部分，这种核心范畴的差异从根本上影响了财务学在经济体系的地位。

二、经济思想基础对财务学地位的影响

任何经济制度都有支撑它的文化基础，这种基础对一种经济思想或知识起到了主动容纳或抑制的作用。同样，公司财务学独立的学科思想与较强的实用性能否得到社会的认同，与其对应的文化道德传统、特定社会背景、需求有着密切联系。

在西方，逐利是资本家的天职，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的思想，主张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追求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动机，但是“看不见的手”会把所有利己主义和唯利是图的行为，引导到能为公共利益做出最大贡献的途径上去。于是，“资产阶级商人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充分地享受到上帝的恩宠，……那么他们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服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并且认为这样做是一种责任”（马克斯·韦伯，1920）。这种文化道德传统或思想也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就有的，因为宗教改革以前，“教会禁止收取利息”，收利息与宗教教义不相符。

与西方经历了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宗教改革不同，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所产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的财务经济学思想与“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纲常伦理文化，使得“投机理论”很难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初期经济思想的主流。另外，由于受到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从来到世上，它的每个毛孔都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观念影响，我国对西方财务思想的接受时间再一次推延。因此，与接受市场经济制度一样，西方财务思想的接受需要思想的解放和现实经济现象的冲击来实现。改革开放初期，张维迎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为钱正名”的文章；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关于资本市场试点的内容，也是中国接受西方财务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另外，经济系统的信用机制不健全，进一步阻碍了财务知识与私人资本的结合。长期以来，维护我国市场经济分工合作秩序的纽带主要是血缘和地缘关系。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在水里抛一块石头，每个人的人际关系如同水波纹一样一圈一圈由近及远展开。这种信用文化增加了资本的交易成本，使财务学严守的交换原则、效率原则失效。2001年“基金黑幕”的揭开，又进一步增加了资本交易的“信用费用”，表现在私有资本所有者宁愿自己低效运营，也不愿将资本交给专业人员管理。

三、资本资源的数量对财务学地位的影响

目前，我国的资本资源处在产权初始配置与积累阶段，尚没有完全进入产权流转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社会首先追求的是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而不是通过流转来提高资本效率和实现价值增长，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处在产品生产经营阶段，重点是生产组织与产品销售，与此相对应，我国的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在2007年年底我国股票市场的最鼎盛时期，沪深两市股票市场总值为32.7万亿元，同年GDP为24.66万亿元，证券化比例大约为1.3倍，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2007年年底流通量不足总市值的30%、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比重远小于股票市场的现状，真正的证券化比例大约在0.3～0.4倍之间。而陈志武教授估计2006年美国的证券化比例大约是10倍，即使考虑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其证券化比例也应该是我国的十几倍。

目前我国弱式有效市场资本市场的特征导致投机盛行，建立在有效资本市场基础上的现代西方财务理论是很难在我国得到应用与实证的。同时，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比较少，企业无法进行有效的套期保值和风险防范，现代公司财务学中那些复杂、深奥的理论知识少有用武之地。因此，庞大的实体经济造成社会更重视包括财务管理人员在内的生产经营人才。另外，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国家、企业和居民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过程，我国资本资源仍处于稀缺状态。企业仅有的资本主要被用于产品生产经营，由企业经理人员指挥运营，没有多余的资本供专业人员运营；居民也仅仅是近几年才开始拥有可供投资的剩余财富。与我国不同，西方发达经济体有大量资本剩余，这些剩余资本需要寻找投资渠道进行运营孳息。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有利于投机资本发展的环境，金融市场得到了极大发展，而金融市场的繁荣又导致企业环境的复杂及投资风险的增加，推动公司财务的研究重点也转向了投资管理与风险控制等方面，西方财务学研究思潮得到了第三次大发展，出现了有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史里程碑之称的“期权定价模型（1973）”和“套利定价理论（1976）”等新理论。

四、经济资源配置机制对财务学地位的影响

资本市场是经济资源配置与价值创造的基础，它的出现与繁荣和财务学的发展密不可分。资本市场出现之前，与企业有关的财务资本在运行和配置中引发了企业与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此时借贷资本的价格确定、股权资本的剩余索取权明确，财务并不产生重要作用。资本市场出现以后，企业与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资本的种类繁多，资本的价格波动剧烈，剩余索取权的不确定性增加。这时与资本运营有关的公司财务学知识与技术变得必不可少了。而且随着要素市场的发展，要素资本的流动性增强，以人力资本为首的其他要素资本逐渐有了发言权，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变得复杂了，对公司资本结构、财务治理、控制权等问题的研究变得重要起来。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资本市场或企业的资本运营环境是静态、确定的，就没有公司财务学深入发展的必要。

在我国，市场对资本资源的配置不足，导致财务学在资本配置方面的作用有限。从宏观角度来看，政府仍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企业中，权力配置也占有重要比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资本资源都偏重于中国传统的私人权力配置。权力配置首要关注的是资本的控制权，而非资本的运营效率，因为控制权等同于利益，特别是权力与资本结合时，资本的盈利能力将远超过财务知识运营资本的能力，从而导致财务学在配置资本资源过程中的作用降低，没有权力的专业人员缺乏理财或运营资本的机会。但笔者深信，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看不见的手”逐渐将资本与其所有者分离并由资本市场重新分配，财务学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显现。■

责任编辑 陈利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