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的经典是什么

有人说，经典是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是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

古今中外，知识宝库中典范性、权威性的作品，就是经典。尤其是那些重大原创性、奠基性的著作，更被称为“经”，如《老子》、《论语》、《圣经》。有些甚至被称为经中之经，位居群经之首，比如中国的《易经》、佛家的《心经》，堪此殊荣。

常念为经，常数为典。经典之所以经得起重复，原因有三：一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二是有绝后的效果；三是有思想的魅力。经典不怕后人重复，但重复前人成不了经典；某时的文明未必是经典，但经典却是永远的文明。经典的品质与永恒相联，而不局限于产生的时代。

从本体特征来看，经典是原创性载体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同时，也是阐释者与被阐释者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性内涵。她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

从存在形态来看，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人的精神个体和艺术原创世界的结晶，她诉诸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以及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从价值定位来看，经典必然成为民族思想和精神的象征符号。如莎翁之于英国戏剧，达芬奇之于《蒙娜丽莎》，梅兰芳之于京剧，鲁迅之于中国文学，他们的经典都远远超越了个人意义，上升为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经典。

经典是文化的滋养，是文明的奶娘。

我们为什么要品鉴经典

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中给“经典”下了多达14个定义。卡尔维诺这番定义经典的独到功夫，有心人不难体会，其本身就是“经典”：

第一，所谓经典，就是你经常听人说“我正在重读……”而非“我正在读……”的文本。真正的经典阅读，必须等到我们的心智完全成熟以后，方能获得极大的阅读乐趣。而这种乐趣，与浮浅的阅读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所谓经典，就是对她的读者所产生的一种极其宝贵的阅读经验。经典作品具有的神奇效力在于：她的具体内容本身可能被我们的记忆抹去，但她却往往早已不知不觉地将种子魔法般地播撒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也就是说，她总是在悄悄地守护着我们。守护着我们艰难的成长，守护着我们的心路旅程。

第三，所谓经典，要么是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难以磨灭的烙印，要么是乔装打扮成所谓的“集体无意识”隐藏在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或整个共同体的深层记忆。因此，真正的经典作品的魅力，历久弥新。

第四，所谓经典，就是我们每次重读都仿佛是在初读。

第五，所谓经典，就是我们即使初读亦仿佛是在重温。

第六，第四个定义中之所以说经典每次重读都是初读，乃因为其本身永远不会耗尽其本身。所谓经典，永远向我们的心智敞开，向我们新的经验敞开，向我们新的可能性、新的世界敞开。所谓经典，永远不会一次性地通过我们的一次性地阅读就向我们一劳永逸地一次性诉说尽了其自身。

第七，第五个定义隐含了关于经典的另一层含义，即经典扑入我们的眼帘之际，已经带着她诞生之前的整个世界。

第八，一部经典作品，总是不得不断地在她的周围制造批判话语的尘埃，却同时总是轻轻地抖掉那些尘埃，总是让那些尘埃变得那么可悲，那么可笑，那么微不足道。

第九，经典，总是这样一些作品：我们越以为我们能够读懂，我们已经读懂，而当我们真正面对她时，当我们再次进入她时，当我们再次与她猝然相遇时，我们越发觉得自身对她一无所知。她之于我们，依旧是这么独特而新颖。就仿佛她就是我们最深爱、最亲密的爱人：我们以为我们早已水乳交融，而事实上，我们往往依然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第十，一部经典，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护身符。

第十一，一部经典，总是在帮助你在不断地反对你自己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第十二，一部经典，总是先于其他的经典，但是，即便你将她置于所有经典的浩瀚丛林，她的卓尔不群，依然能一眼认出。任何“那一部”经典的光芒，总是无法将“这一部”经典的光芒遮蔽。正如李白的光芒，与屈原、与杜甫、与苏轼相互映照，而因为有了屈原、杜甫与苏轼，李白的光芒才更加明亮；反之亦然。经典与经典，总是相依为命，相互碰撞，相互成长。

第十三，所谓经典，总是将当下的种种无耻无知的聒噪，化为一种背景音符；而这种背景音符，对于经典，对于经典的存在，对于经典存在的意义与使命，绝不是可有可无。

第十四，经典之为经典，其意义与使命就是一种执著，一种坚持，一种轻蔑，一种守护！

腹有诗书气自华。就会计人修养而言，阅读文本经典是使阅读者经历一番文化濡化的过程，它可以不知不觉地改变人的气质。

今天的会计界（当然不仅包括会计界），很多人不喜欢读书。不读书的理由可以举出很多，比如文本阅读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快节奏要求；或者由于工作太忙，腾不出读书的时间；或者诱惑太多，精神空间已被占满。尤其是传媒视觉形象的冲击远远超过文字阅读的魅力，何必还读书呢？

两种势力挑战着经典的阅读，影响着思想的传播：一是“官本位”的挑战，二是社会普遍商业化的挑战。做官更有用，赚钱更实际，读书能奈何？

其实，如果想要使心灵变得安宁，减少浮躁与麻木，就必须阅读经典，就必须懂得“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的真义。文本阅读应该成为当下的一种时尚。不过，文本是出发点，不是落脚点。以思想为媒，才能品鉴经典，习得经典。

经典有哪些教化特征

文化的发展总是层层积累而成。在这个积累过程中要有个性，能占一席之地必得有新的创造。比如教师一遍遍讲数理化常识，如果只教书而不从事科研，一生也不会成为数理化科学方面的经典。因为只有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伽利略发现重力加速度、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等才算是科学发展史上的经典。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论，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这都是革命和建设的经典。她是创新，不是先前理论的重复。唐诗、宋词、元曲、王羲之的行书都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因为在这之前没有过，实现了“空前”，具里程碑之效。回望这些高峰，她们是一个永远的参照系。

“鸳鸯绣取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经典不只是一双绣鸳鸯，还是一根闪闪的金针。凡经典都超出了彼时实践的范畴而有了理性的意义，具有观点、立场、方法、思想、哲理的内涵。唯有理性的东西才经得起不断地挖掘、印证，而它又总能在新的条件下释放出新的能量。孔子说：“会计，当而已矣。”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即为永远的经典，早超出了当时的具体所指而有了永恒的内涵。至于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微笑，朱自清《背影》中父亲的背影，小提琴曲《梁祝》中爱的旋律，还有张旭狂草中的张力等也都远远超出自身的艺术价值，而有了生命的启示。

一块黄土，风一吹雨一打就碎，而一颗钻石，岁月的打磨只能使它愈见光亮。这就是经典与平凡的分野。

经典的语言，人们一遍遍、一代代地说；经典的书，人们一遍遍、一代代地读。百读不厌，常看常新。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字，临死甚至将其书法陪葬到棺材里。许多人都梦想自己的作品、事业成为经典。但这永恒之梦，总是让可怕的重复之斧轻轻一劈就碎。倒是许多不经意之说、之作，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经意间成了经典。比如，北京奥运会主题歌的创作者一开始并不是陈其钢，因为想找一种博大、平和的音乐，一种舒缓而温情的方式，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领悟，最终选择了《我和你》。无心插柳，竟成经典。这首歌没有气壮山河，没有纵横捭阖，闪耀着人性与情意的光华，让亿万观众如沐月光清风，在天籁之音中感受“地球村”的和谐之美。

又如，一句看似随意的话：“财务报表就像比基尼，暴露的往往是非重要的。”经典产生了。莎士比亚的言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妮娜》开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经典闪耀。在一次寻常的文人聚会上，王羲之一挥而就《兰亭序》，顿时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当然，经典也有呕心沥血、玉汝于成的，像米开朗琪罗的壁画《末日的宣判》，一画就是8年，曹雪芹的《红楼梦》增删8次。不管是妙手偶得还是苦其心智所得，概言之，经典都如铜镜愈磨愈亮，历久弥新。

会计因思想而经典

没有思想的载体，“经典”不过是镜花雪月。

说到会计经典，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无论如何不能绕过。他3岁诵读《三字经》；8岁开始“谒圣”上学塾，学习“训沽词章，考订八股”；11岁到肇庆府“应童子试”；13岁“补县学弟子员”；14岁考上“秀才”；15岁赴省城学习，18岁到“南海万木草堂”——康有为处学习。23岁中举人，24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这位传奇人物就是陈焕章。

陈焕章著述的《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School），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乃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理财学著作。

哥伦比亚大学破例将这本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一时声名鹊起。1915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的名作《儒教与道教》把《孔门理财学》列为了解儒教的重要参考文献，可见这本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

《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著名学报《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威斯康星大学罗斯（E.Ross）所写的书评。罗斯教授的看法是，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伦理和社会资源，这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大名鼎鼎的凯恩斯（J.M.Keynes）也为陈焕章撰写书评，发表在当时影响更大的《经济学杂志》（TheEconomic Journal）上。

陈焕章继承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将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对老年人的保障，人口理论的发展，货币制度的变迁，土地制度的特征等卓越思想，嵌入是书。凯恩斯读出了该书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尤其是中国的货币理论的精髓。20年之后，凯恩斯写出了被今人奉为经典的《货币论》。陈焕章之于凯恩斯，堪称经典催生经典、思想启迪思想的伟大范例。

凯恩斯的眼光是独到的。他从《孔门理财学》记载的《周官》里看到了最早的货币交易体制，他从“素有蓄积，以储其后”中品出银行的味道——原来最早提出银行制度的是东汉末年的诸葛亮。通过陈焕章的转述，他还发现贾谊大约已明白“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含义。

陈焕章在哥大的各位老师中，不得不提的还有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Seligman）和汉学家夏德（F.Hirth）。塞利格曼终身在哥大服务，手把手教出了陈焕章、马寅初等几代中国经济学人。他素来讲求详实的史料考证和思想源流的分析，《孔门理财学》正是他这种要求的典型代表。

夏德是德裔汉学家，曾在中国考察多年，1902年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Dean Lung Professor）。于陈焕章而言，只有夏德能够理解他的孔教传统。正是夏德教会陈焕章做论文的方法，把他领入主流学术的大门。夏德热情洋溢地嘉许陈焕章：“彼既为孔教中人，又得西方科学之法以精研之，西方之读者，于其书也，其将由纯粹之孔教家，而见孔教之代表也乎。”

陈焕章外用国富论，内用大同书，一方面引用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一方面坚持孔子纪元，锤炼出《孔门理财学》这样的专业经典。

杨汝梅（字众先）同样是一位会计思想大家。他用英语所著的《商誉及无形资产》（Goodwill and Intangible Assets）一书，蜚声于欧美会计学界。该书问世后，于1926年列入潘序伦主编的《立信会计丛书》，并翻译定名为《无形资产论》。从此，无形资产的会计理论及其会计处理方法，始在我国广为传播。杨汝梅的著述和研究，在时间上相当超前，在思想上也起到经典传播作用。

时间是检验经典的唯一标准

记得大众甲壳虫设计师说过一句话：“有些设计，我们认为已经没法再改进了。”但甲壳虫从上世纪30年代问世以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这款经典车型进行修改，让它在每个时代都保持新鲜可爱的俏皮风格。甲壳虫汽车之所以能被所有汽车设计界的人士奉为经典，根本的原因是：经典并不是故步自封，也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时间长河里不断丰满和完善它自身的基因。

奥运开幕式无疑是一个永恒的经典。雅典奥运会开幕式制作人佐克说：“奥运会开幕式应该像一场007电影，满足人们看一个新故事的所有期待，但开幕式不能像007那样成为快餐文化，而应该成为未来人们无数次重温的经典。”中国做到了。

北京奥运开幕式经典之处在于：它不仅在时光流转中让世界回味中国这条东方巨龙无数伟大的“发现”，同时也让全世界“发现”了一个文明的、强大的、和谐的、开放的大国。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既是对古代神性的赞美诗，更是对现代人性的加冕礼，弘扬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古人所谓“抗心乎千秋之间，高蹈于八荒之表”，正是开幕式的精神寄托。这里的“抗”就是“回旋”，通过精妙的处理，将亘古拉到世界的眼前，将永恒糅进了当下的审美——滤尽人的现实之思，将心灵遁入永恒的和谐之中。

另一种“经典”却让人唏嘘不已。

“沧海桑田”一词，道出了中国人对大千世界变迁认识的哲思。最经典的莫过于杜牧《阿房宫赋》中的两句，第一句是“蜀山兀，阿房出”。蜀山山势连绵围裹，百里千里不绝。然而，因为要建造“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蜀山上的树木被砍光了，山变秃了。不久，“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辉煌的极致进入惨淡的循环。

想想已被沙漠尘封的古巴比伦和两河流域久远的文明，想想神秘奇妙的玛雅人及其文化，想想已被黄沙掩盖的丝绸之路上的古楼兰……如果人力是顺应规律的、与天地和谐参用的，其变化的结果当是天地自然元气的培正扶持，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与进步，像都江堰；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时间的丧钟就要敲响。

在会计领域，我们试图用文字“固定”、用论文“制造”思想，但是放眼看去，却常常是苍白的工具、瞬间的涂饰、难以遮掩的浮躁与浅薄。我们没有像陈焕章先生那样，传承国学传统，嫁接西学精华，而是不断制造速朽的垃圾，在物欲横流中浮沉，实在是“经典”的悲哀！

经典创造以方法论为“北斗星”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非洲撒哈拉沙漠的深处有一片美丽的绿洲，里边居住的土著老百姓几千年来从没有走出过这片沙漠。他们尝试过无数次，但就是走不出去。一天，一位英国冒险家来到这片绿洲，很奇怪这里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因为他只用了三天就从外面走了进来。为了解原因，他让土著人牵上骆驼，带着粮食，寻找走出沙漠的道路，他跟在后面观察。结果土著人在沙漠周围走了十五天后又回到了原地。冒险家发现，土著人一到沙漠中就迷了路，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土著人，让他们每天晚上朝着北斗星的方向前进，永远不要偏离那颗星星，结果三天后土著人就走出了沙漠。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上许多事情就像非洲土著人走不出沙漠一样，都是因为没有“朝着北斗星的方向前进”。

顾准总是朝着思想的“北斗星”前进的。这位从注册会计师领域走出的思想大家，在上海解放初期，以专业人士的敏锐和熟稔，洞悉税收工作中“民主评议”存在的弊端，遂大力主张依照税法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自报实交，轻税重罚”，显示出思想者的巨大勇气。我们不妨摘抄一段顾准的自述，以探寻他思想演进的轨迹：“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起，到一九六八年八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一九六八年八月监管开始，搁笔。”

后来，红卫兵让顾准写罪行交代，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

是的，数学使人精深，逻辑让人严谨，读史使人目明。顾准自认，他养成了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顾准一再批评中国人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在与胞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的说法就是“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这些笔记浮出历史地表后出版为《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煌煌巨著。顾准的研究始终指向“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革命胜利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黑暗如磐，一灯如豆，他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学者朱学勤语）。

在会计领域，我们有着太多的聪明人，而缺少像顾准先生那样“穷根究底”的执拗精神，又缺少科学的方法论指引，思想焉能不贫乏？

向思想贫乏宣战

中国会计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蕴藏着花果飘零的隐忧。苍白的思想，如同贫血的肌体。

当下的学术界，功利主义无往不利。科研成果丰富，学术思想退隐，经典已成逝去的背影。学者热衷于圈内互为读者，热衷于往论文里放置数学模型，添加工具，学术思想被遮蔽、被替代。也许过了若干年，今天的会计研究成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只剩下一堆数学模型，全然想不起那些文本中有什么原创性思想遗存。

当下的实务界，物质主义甚嚣尘上。人们醉心于“稻梁谋”，思想被放逐。会计人只关心会计核算方法，却全然不见经典的方法论。即使谈点国学，也不过是苍白的嘴唇上涂抹的口红。

向陈焕章和顾准学习，向思想贫乏宣战！有一种认知，它不需张扬便能润泽四方；有一种力量，它不需展露便能震撼心灵；有一种会计，它本身就是无言的经典。

以思想为媒，品鉴经典，认知经典。或许在把握经典的同时，自身也就成了经典。■

责任编辑 刘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