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9-06 作者: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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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
初为人师
1945 年,对中国,对厦门大学,对葛家澍先生,都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老百姓终于盼来了抗战的胜利。奔走相告,喜极而泣,扬眉吐气。喜悦过后,人们不得不回到现实,回到满目疮痍、断壁残垣、缺衣少食的窘境...
刘峰
初为人师
1945 年,对中国,对厦门大学,对葛家澍先生,都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老百姓终于盼来了抗战的胜利。奔走相告,喜极而泣,扬眉吐气。喜悦过后,人们不得不回到现实,回到满目疮痍、断壁残垣、缺衣少食的窘境。内战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造成战后经济复苏缓慢。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比比皆是,能得到一个与所学专业大致相符的体面工作是当时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的最大愿望。厦门大学终于在这一年开始回迁厦门(次年始完成回迁)。接近八年的长汀岁月给厦大平添了一抹坚韧厚重的色彩。1937 年年底厦大迁往长汀时有学生196 人,教职员工 83 人,其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4 人、讲师8 人、助教14 人。回迁时厦大有 4 所学院15 个系, 教授、副教授94 人,在校生达1044 人, 是初迁长汀时的5 倍。与当年迁来时的寒酸狼狈迥然不同,这时的厦大已经是 “军容”整齐。
先生这一年以商学院第一名的身份从厦大毕业。校系相关主事者慧眼识才,给了先生留校任教的机会。当时, 国内政治局面尚不明朗,会计系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虽然比其他专业要好很多, 但银行、海关一类含金量比较高的职位仍然不是一般背景的学生可以指望的。
先生在学期间获得交通银行奖学金,毕业可以去交通银行工作。但是,先生对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一向缺乏兴趣和信心,私心里钟意的还是埋首书斋的书生生活。况且,三年来对厦大的喜欢与日俱增。长汀的厦大毕竟还不是原汁原味、有厦门地方特色的本色厦大。老师和学长口中面朝大海、背靠群峰、中西合璧、壮观又美丽的厦大让所有没有机会浸润本部的同学无比神往。现在,能有机会回到厦大本部,而且还是以大学老师的身份为母校服务,周围的同学无不羡慕不已。得到留校的机会,先生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
厦门在抗战中被日军长期占领,莘莘学子回归时的厦门正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好在光明重临、人心振奋,人在希望之中,即便物质条件差一点也甘之如饴。
初到厦大任教的先生,想来待遇并不优渥,一方面层级尚低,另一方面当时的厦大也没有能力支付高工资。好在先生还是单身,无家室之累,衣食所需有限。主要的开支还是文化性的,买买书,看看演出。当时正是京剧鼎盛时期,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如日中天。厦门地处海角,名角是不容易看到的,只得退而求其次,本地班子过过瘾也好。没有演出就当留声机、收音机戏迷。先生最喜旦角,尤喜梅派,当红的唱段百听不厌,评论起来十分内行。
战后的大学,一切还在恢复中,研究气氛还不是很浓厚。老师,尤其是商学院的老师,关注的主要还是教学。怎么把课上好、上出新意和特点,对刚走上讲台的新科老师来讲,无疑是一大考验和挑战。好在刚脱离学生身份,对学生的心思和需求还了如指掌,先生顺利地度过了这段初为人师的日子,大致可以说是不过不失。
日子稍长,备课上课需要投入的时间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年轻人精力旺盛,总想尝试些新鲜的,于是由同事介绍去一家贸易公司做兼职会计。虽然贸易公司的业务相对制造业来说简单很多,但对一直在书本上学会计的人来说,能有机会处理实务着实是宝贵的体验。本来飘在书本上的概念方法这下都可以拿出来试试,公司成了最好的学习检验场。
在当时厦大会计系开设的几门会计课中,先生最有心得也最喜欢的是银行会计。这可以从他被人请去参与厦门商业银行破产清算一事看出来。喜欢的课讲起来一定是行云流水、滔滔不绝。下面坐着的学生难免仰慕不已,先生也没有想到这些对他仰慕赞誉的学生中有一位日后会成为他的妻子。
1950 年,先生因讲授银行会计课程,结识了厦门大学银行系三年级学生钮静安女士,并确立恋爱关系。1951 年 6 月,钮静安女士从厦门大学银行系毕业,进入厦门人民银行工作 ;1951 年10 月14 日,先生和钮静安女士结婚。结婚后,与岳父、岳母、妻弟一起生活。对襁褓失恃、幼失继慈的先生来说,经过十多年漂泊、流离乃至彷徨、观望,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第一次知道下班回家有热饭吃、有人在等候,对这种家的氛围分外珍惜。一门会计课成就一段美满的婚姻,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 上天的安排就是如此神奇美妙。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当时,除了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外,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成为当时高校一项主要任务。或许因为其家庭背景,1950~1978 年间,先生都处在思想改造、重新认识自我、寻求组织认可与接纳的过程中。杨绛先生曾经用“洗澡”一词来描述1949 年之后的那场思想改造运动。先生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都面临了一场洗澡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先生的“改造”,不仅仅是组织上要求的改造自己、改造思想,他也局部“改造”自己的经历,让自己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
人的命运,看起来是一系列连续事件组成,互为因果,环环相扣,但关键处,往往就是几步。上世纪 50 年代初, 是先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不仅是国家在改变,也是先生个人的一次彻底改变。这次,给他醍醐灌顶的,是当时厦门大学的王亚南校长。
早在 1944 年,王亚南先生出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当时的福建省研究院设在永安,厦门大学邀请王亚南先生来厦门大学讲授经济学。之后,于 1945 年聘请王亚南先生担任法学院院长、经济系系主任。王亚南先生到任后不久,就邀请他的长期合作者、共同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先生来厦门大学经济系任教授。郭大力先生的夫人余信芬女士是先生的表姐。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校园占地不大, 教学楼、宿舍楼比邻而居,围绕学校的一些餐饮小店相对比较集中,其中尤以青石板铺成的店头街最为知名。街道不宽,两辆马车交会需要高超的技术。街道两边都是一楼店面、二楼居家,或前店后家的格局。因为厦门大学内迁于此,平白多了一大批年轻人,餐饮也就慢慢兴盛了。到今天,店头街仍然是当地最有特色的去处之一。
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生活,总有碰面的机会。可以想象,秋后的傍晚,先生教完课,正为晚餐发愁,在长汀校区厦门大学路上或餐饮集中的店头街找中意的小吃店,遇到要赶回家做饭的表姐,是多么喜悦。这是先生 1940 年离开家乡兴化后,第一次遇到亲人。表姐当然要叫上这个当年姑奶奶特别喜爱、读书一路开挂的表弟,回家吃点家乡口味。先生此时才知道,那个翻译《资本论》和多部经济学名著的郭大力教授, 是表姐夫。经济系主任、把经济学课程讲得非常生动的王亚南教授,是表姐夫长期的合作者。或许,恰好王亚南教授也在,正和郭大力教授讨论某个问题。由此,先生得以结识王亚南教授,并给后者留下较深的印象。
1950 年 7 月 12 日,王亚南教授辗转到厦门大学,正式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不知道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事情引发,王亚南校长在询问了先生近况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在大学教书,如果不搞科研,你就只能是一名教书匠,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和学者。禅宗,讲顿悟。或许,先生少年时期就埋下的“喝一大碗墨水”的种子(源自先生自己讲述的一个故事 :在他年幼时,一位游历路过的算命先生,对着一群孩童,指着其中一位说 :他将来要喝一大碗墨水。这个孩童就是幼年时的先生),在沉寂了数年后被唤醒了。先生又重新坐回书桌。而这种转变,又得益于当时厦门大学的环境、特别是系主任萧贞昌教授的影响。
萧贞昌教授,1899 年生于湖北黄陂,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28 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东北大学商学院、中央大学等。1938 年 1 月入职厦门大学。据厦门大学会计系汪一凡教授的考证,萧教授曾担任当时民国政府福建省会计长,因深感高素质会计人员的缺乏,“故决返母校任教,亲自训练青年”。萧贞昌教授于 1940 年1 月担任会计系系主任,先生于 1942 年秋季转学来厦门大学,当时的学业导师为陈德恒教授。四年级时,先生就以学生助理的身份,担任当时系主任萧贞昌教授的助手。
按照我们现在能够检索到的资料, 以及先生日常闲谈所及,加之汪一凡教授在题为《萧先生的客厅》的文章中所说,当年,王亚南校长和萧贞昌教授都住在现在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的二楼(当年,该楼称为“卧云山舍”)。当时, 先生和会计系其他多位年轻老师组成“新会计研究”兴趣小组,并定期在萧教授的客厅讨论。具体的讨论采取什么形式,随着这几位老师的先后离去, 已经不可考了。先生曾经提及,当年, 王亚南校长和萧贞昌教授也经常参与到他们的讨论中来。正是在这一阶段, 先生的研究能力初步显现。
先生早年的履历表上,对自己的特长或讲授课程中,都会提到银行会计。或许是长于银行会计,让他在研究中以此为切入点 ;亦或许是对银行会计的研究,使得他能够更好地讲授银行会计课程。我们能够检索到的公开资料, 先生公开发表的早期论文是《厦门大学学报》1952 年第 1 期上的《从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制度的出现说到大学银行会计教材内容的改革》,该文文末标注是 1951 年 11 月脱稿 ;《大信会计月刊》1952 年 1 月号上的《中国人民银行业务收支分析工作的研究》,文末的标注是1951 年 12 月 20 日於厦门大学。从这些论文开始,先生开始思考会计的一些基础性问题。
历经多次搬家,先生早年的手稿已经不存。从中国知网公开发表论文记录来检索可以看到,1952 年之后,就是1954 年第2 期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的对象、任务与方法论》。这篇论文与 1952 年的论文一致,都是对一门课程的思考。不因循教材,不满足于念本子,在先生早年教学中就已经得以体现。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和银行会计都是当时先生经常讲授的课程。在这篇论文中,已经涉及到后来先生致力研究并籍以成名的一个核心话题 :会计对象。所不同的是,这篇论文中将“工业企业的全部再生产活动”视为经济活动分析的对象。
从这时起,时刻关注研究会计理论,让自己能够变成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而不仅仅满足于教书匠的饭碗职业,成为先生的选择,也是对“喝一大碗墨水”的回归。
学术研究,有些人终其一身、著述等身,但只是文字的“搬运工”,不产生新的思想。亦有少数学者,仅仅凭几篇论文就能够影响到同行,甚至可以衍生滋养一代乃至数代人,直至开宗立派。先生,是后一种情形。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先生刚过而立之年,既已成家,现在,是立业的时候了。
如果说,早期关于银行会计制度、经济活动分析的论文是先生在研究过程中的“热身”,那么,第四篇论文就是他的第一个突破。也因为这篇论文,先生的名字开始被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领域关注。这就是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 1956 年第2 期上的《试论会计核算这门科学的对象和方法》一文。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人们对新社会充满期待。一切都需要“新”,包括会计领域。当时,前苏联专家的观点对会计界影响全面且深入。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教科书的使用等,都几乎全面转向前苏联的模式。据厦门大学校史资料记载,“各课程尽量采用苏联教材和参考书。如 1952 年学年度全校共开设
224 门课,完全采用苏联教材的 21 门, 占 9%。部分采用苏联教材的 174 门,占78%。其余的课因课程性质不同无需采用苏联教材的29 门,占 13%”(《厦门大学校史》[ 第二卷]1949-1991,p45)。
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氛围,就一定会惊讶于先生 1956 年发表的论文《试论会计核算这门科学的对象和方法》,不仅仅是论文的观点,写作该论文的基本风格也值得拍案 :全篇是以商榷、讨论的口吻,商榷前苏联高教部批准的《会计核算原理课程提纲》中的观点,而不是对其观点的宣传、学习、介绍。文中直接提到,“由此可见,安德利昂诺夫教授所下的对象定义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因为它歪曲了会计核算这门科学的性质。会计核算是一门经济科学,而不是一门方法学”。
换言之,先生始终能够坚持以学术研究的态度来研究会计学术问题。实际上,将会计研究定位在学术讨论的框架下,并尽一己之力,最大限度地维系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 这在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频仍、社会科学研究容易陷入口号式、标签化的状态下,是先生的一项使命。如果通读这一时期的研究、尤其是论文,你会发现, 先生的研究就是一股“清流”,引领会计研究在那个非常时期仍然顽强地展现其学术性、学理性,让会计这门社会科学或应用科学多一点“科学”的成分。这一贡献容易被忽略,但对我国会计界意义非凡。
熟悉先生学术观点演变的人应该知道,先生长期坚持的资金运动观,最初就来自这篇论文。针对前苏联高教部批准的、将会计对象定义为“社会主义财产”的观点,他进一步将其限定在“产品再生产的价值形式”,或者,是“社会主义财产的量的方面”。按照先生自己的口述,他的研究得到了王亚南校长的支持和认可。王校长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也就是 1956 年,全国各高校组织评选副教授,厦门大学有三个名额。先生名列其中,成为建国后厦大提升的第一批副教授之一。
或许得益于厦门大学的地缘优势, 或许是当时主政厦门大学的王亚南校长务实的治校理念,当年的厦门大学尽管也积极参与到国家各种政治运动中,但是,相对而言,厦门大学当时的教师还是有较高的热情从事科学研究。如 1956 年 4 月校庆期间就举行了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很多个系也相应地举行了专题讨论会。同时,1952 年开始进行的院系大调整中,按照教育部最初的规划,厦门大学将成为一个文理类大学, 先后剥离了建筑、农学、土木、电机、机械、海洋、企业管理等专业。按计划, 财经、会计也属于当时需要被调整到上海的专业,但在王亚南校长的努力争取下,只有企业管理专业被调整出去,会计、财政金融、统计三个学科被压缩, 从原来的独立成系压缩为经济系下的专业。厦门大学这几个学科得以保留, 先生才能继续在厦门大学这片相对安静的净土上,研究会计学的基本理论。
这一期间,先生关于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是 1961 年第一期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的再认识》。该文在 1956 年论文的基础上,将会计对象从“社会主义财产的量的方面”,拓展并明确定义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1961 年,先生跨入不惑之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系统地确立了会计对象是资金运动的学术观点,这一观点逐步突破了前苏联专家对会计对象的定论性观点,成为1978 年之前我国会计理论中几乎是唯一的原创性理论观点,并为当时的资金平衡表提供了完美的依据。先生这一观点,被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顾准称为“资金运动学派”。
从而立到不惑的黄金十年里,先生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上的突破,渐渐被业界认可,厦门大学会计学科也渐显万千气象 ;从过去安隅于厦门的教书匠,到誉满全国的学者,先生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转变。进入上世纪60 年代,多起事件标志着先生已经成为享誉全国的学者。
当年,学术刊物不多,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有限。但是,跟今天的情形类似,通常都是经济学的理论或思想“向下”影响到会计学的理论研究,比如, 当年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引用较多的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相关著作。会计理论研究成果被经济学界熟知并引用的不多。并且,由于文献引用制度的不健全和早年数据的缺失,现在很难考证到当年经济学界论文引用的会计界论文及其路径,包括先生关于会计对象是资金运动的学术观点。先生关于资金运动的研究被经济学界认可的情况,或许与先生当年参与编写教育部文科教材事件有关。
回到上世纪 60 年代。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制度并不普及,论文的影响会弱过教材和专著。进京编写面向全国的教材,是先生进入不惑之年确立在全国会计界地位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之后他能够被经济学界接纳、进入首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敲门砖”。
通过查找相关档案等资料发现,先生于 1962年2 月至 1963年3 月在北京, 参加财政部组织的《会计原理》以及教育部组织的《会计基础知识》教材的编写。这里,转述一个由先生自己口述的、关于当年《会计原理》的编写情况:
当时,财政部为了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组织编写一本权威的《会计原理》。会计司在北京邀请了人民大学会计核算教研室主任赵玉珉,陈忠贵处长还专程到上海,邀请了上海财经学院会计系主任娄尔行及龚清浩。后因龚不愿离开上海,改请了上财的吴诚之。他又到厦门,点名邀请我。对我去参编这本教材,校党委、王校长和系总支书记李维三都很支持。最后,当时的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杨纪琬也参加了进来。因此, 我们实际上是五个人,即赵、娄、吴、葛、杨一同参与了这本教材的编写。
时至今日,杨、娄、赵、吴四位先生已先后作古。每当我回想起这本书的编写过程,总会生出无限感慨。在我们编写的过程中,几乎每一章都会引发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再相互协调,最后达成共识。尤其是在第一章“总论” 部分。“总论”涉及对如下四个理论问题的表述 :(1)会计的对象 ;(2)会计的性质 ;(3)会计是否仅限于原苏联教材中写的会计核算 ;(4)会计的职能。当时我们对第一个问题,即会计的对象的争论最为激烈。主要是我同杨、赵二位交锋。我坚持会计的对象是“企业的经营资金运动和社会主义资金运动”,他二人则坚持原苏联和人大教材的观点,即会计的对象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及其社会主义财产”。娄比较倾向于杨、赵,吴则总是随大流。如此僵持了几天,我想我应作些让步,否则教材无法编写,杨司长也很难向部长和部党组交待。于是,我建议能否用大小字排印,反映两种观点。大字反映他们认为的主流观点,即当时被普遍接受的原苏联教材中的观点,小字反映我的观点。我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杨尤其高兴 :“这样很好,我们的教材带头实现中央的‘双百’方针,又有主次。”争论终于得到了解决。
1962 年,是先生在学术上造诣精进的标志性年份。上半年在财政部招待所完成《会计原理》教材的编写 ;甫一完成,就被叫去接手下一个任务 :教育部文科统编教材《会计基础知识》的主编任务。
据一篇访谈,先生对这个事件的口述转录如下 :
1961 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国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下达指示,国内要编写一套自己的高等教育文科教材。此次编书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挂帅,网罗了全国社科界的学术权威和精英,并实行主编负责制。于光远出任经济组组长,王亚南主编经济史,范文澜、翦伯赞等参与历史组,每个组的成员几乎都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大专家、大教授。王亚南力荐年仅四十、不久前才升为副教授的葛家澍做《会计基础知识》的主编。“在那些大师面前,我只是个小辈,最年轻的一个”。葛家澍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一丝不苟地编写教材。初稿完成后,在北京举行了《会计基础知识》的书稿讨论会。之后, 在上海举行了二次讨论会,由王亚南亲自出面主持,众多会计学、经济学专家出席,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会计基础知识》最终定稿,于 1964 年正式出版,1980 年改版,并更名为《会计学基础》继续作为高校文科教材之一,1988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
在这期间,针对当时会计界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先生在主持编写教材时, 为了广泛听取意见,特别于 1962 年 12 月 4 日至 8 日,由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办公室经济组出面,邀请了当时参加编写教材的部分经济组成员和北京多所院校的教师,就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当时邀请到会的经济学家比较多,之前在闲聊中,听先生提起过。遗憾的是,我不是博闻强记之人,也缺少随笔记录的好习惯,现在,就不敢在此具体列出谁来参加了。先生曾经在《会计界的骄傲》一文中明确说了,顾准来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此外,还有于光远以及会计界的一些学者如杨纪琬、娄尔行、赵玉珉等。先生也因为这次活动, 之后和顾准有了联系。先生的学术观点被顾准称为“资金运动学派”,也源于这次学术讨论会。由于这次活动,先生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及其观点,也被部分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于光远教授所熟悉并认可。这实际上,也成为之后先生于上世纪80 年代初脱颖而出、位列主要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的重要契机。
还是在这次会议上,就会计的定义、会计的阶级属性、资金的含义等问题,不同学者、不同观点难以达成完全一致。先生做了折衷和协调,将多数人支持的观点作为正文内容,用小字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在一本教材中,同时保留两种甚至两种以上不同的学术观点,让学生能够学到更系统的知识,并学会理解不同观点及其可能的原因,这种创新在当时尚属罕见。先生通过这种处理方式,最大限度地让教材编写学术化、专业化,避免教材成为“制度 + 说明”式的“说明书”。先生未来影响数百万人的教材,风格已经开始显现。先生坚守着学者的情怀,最大限度地追求并保持会计研究的学术化与科学化,不仅体现在早期敢于用学术语言和逻辑来挑战权威,也体现在他主持教材编写时的包容不同学术观点,当然,他在之后成为学术权威后也同样尊重研究,学术化处理不同观点和争议。
1962 ~ 1963 年,先生正值当打之年,受邀进京,参与编写《会计原理》, 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关于会计对象的理论 ;受命主编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计基础知识》,再次将资金运动论的思想贯穿其中。这不仅仅是先生个人的学术高光时刻,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的领军地位也呼之欲出。
此前,先生于 1956 年晋升为副教授,1960 年被举荐为经济系副主任。1963 年,高教部确定我国首次招考会计学研究生 2 名,招考学校是厦门大学,先生是唯一的指导老师,学习期限 3 年。
公开资料表明,1964 年先生编写完成《会计基础知识》并发表了相关论文之后的 10 年时间里,没有公开发表一篇论文。
对于这期间的经历先生自己不愿意过多地述说,加上这一阶段资料的缺失,笔者无法全面还原这段历史,包括在其中所受到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先生一辈子都很淡泊,不怨天尤人。对于我们的询问,他都以“不记得了”回应。但是,这段磨难给先生造成的伤害和冲击之大,难以形容和量化。一个事实是 : 他在这个阶段,睡眠出现障碍,从最初不时地失眠,到后来整夜失眠。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靠安眠药来助眠。我们一直听说的是,长期服用安眠药,会导致记忆力衰退、智力降低,对老年人尤其明显。先生自 1966 年甚至更早起就开始服用安眠药,自上世纪90 年代起,他尝试了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各种不同的助眠药物,但是,安眠药的副作用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体现。即便90 高龄,他也耳聪目明、博闻强记。
1970 年,厦门大学开始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其中,会计专业招收了两个班的学员,一个是“工农试点班”,一个是“厦门市郊区农村财会培训班”。也就是从这时起,先生开始被有条件使用。当时,先生和经济系财会教研组其他老师开始复出,除了正常的教学外, 还要到附近的农村普及生产队和农村会计。
据先生的长公子征平先生回忆说, 当年先生曾经去厦门近郊的禾山公社(现在的厦门SM商业城一带),需要先坐公交车到火车站,再坐当地农民的载重自行车到禾山公社。先生也曾在上世纪70 年代去海沧农场讲课。当时去海沧还非常麻烦,需要先坐船,对方派人到码头来接,然后坐拖拉机进村。在当时的环境下,先生能够走上讲台已经非常满足了。我相信,先生的内心还是渴望能够继续从事科学的、学术的会计理论研究。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场景壮观,有声效、有画面。先生这次拍岸, 卷起的,何止是千堆雪。
1977 年 8 月 8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研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 ;1977 年10 月,教育部发布通知,正式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 ;1978 年 2 月 28 日, 厦门大学迎来 1977 级大学生。尽管此前已经有多届俗称工农兵学员,大学正常教学秩序在摸索中恢复,但是,针对工农兵学员,当时的教学还不是特别正式,也没有完全恢复到文革前那种大学教育的状态,甚至是在批评高教十六条的氛围中“开门办学”。而 1977 级大学生入学,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大学恢复了正常秩序。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正常的研究与教学。
1978 年 2 月 28 日,厦门大学迎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1977 级 1 019 名同学,其中,经济系新生 209 名。这批同学的学习热情很高,也感染到当时的大学教师们。1978 年 3 月,被誉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学在北京召开 ; 而《人民文学》1978 年第一期刊发的徐迟的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让厦门大学数学系的校友陈景润成为社会名人。科学研究,无论是从政治层面,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在逐步回归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社会地位。
这时的厦大,蓄势待发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1977 级大学生的入学更推动了厦门大学教学秩序的恢复。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面对一群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需要把知识、真正的科学知识传授给年轻人。其中,关于记账方法的争论,是当时会计学专业同学第一课就必须要面对的。
这期间,先生就记账方法阶级性问题,写下了《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以下简称“恢复名誉”一文)。这篇文章,是当时会计界的“惊涛”,它的“拍岸”,声响极大,被誉为“打响会计界拨乱反正第一炮”,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新中国会计发展的进程。论文的发表和传播让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敢于直面并肯定借贷记账法,实务界可以放心地使用借贷记账法,学术界不再将笔墨耗费在借贷记账法是否有阶级性这一“无营养”的话题上。更重要的是,学术界可以开始科学地对待学术问题。这一拍岸,卷起的,何止是“千堆雪”。
现在,我们很难准确还原究竟是何时,先生动笔撰写“恢复名誉”一文。先生曾经提到过,当年黑龙江的一封公开信,以及对这封公开信的回信,促使他系统地思考过记账方法与阶级性问题。在唐予华教授的帮助下,我找到了那封公开信和先生对公开信的回信。这里,尝试结合当时的背景,尽力还原先生写“恢复名誉”一文的过程。
在当时的会计学界,将借贷记账法与资本主义、剥削划等号,近乎于是一种压倒性观点。当时的财政部,也在会计制度中正式允许企业采用增减记账法。比如,在1965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工作改革纲要(试行草案)》中明确认定:
现行的“借贷记账法”,要逐步改革,使之通俗易懂,便于使用。
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各种记账方法,如“增减记账法”“收付记账法”等,要积极进行试点,定期总结,逐步提高。
1965 年 9 月发布、1966 年 1 月起执行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第四章 账务核算组织和方法”部分明确规定,“记账方法,采用以资金活动为主体的‘收付记账法’。”而1973 年年底的《国营企业会计工作规则(试行草案)》对记账方法的规定,延续了1965 年《企业会计工作改革纲要(试行草案)》的提法,但在顺序、侧重上有所不同 :记账方法目前有“增减记账法”“收付记账法”“借贷记账法”等,“增减记账法”易学易懂易用,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推行。但也可以采用其他记账方法。无论采用哪种记账方法,都要保证把账记清楚,不错不乱。
这份制度,虽然没有直接废止借贷记账法,但倾向性立场明确,相当于是宣布企业不应采用借贷记账法。之后, 商业企业全面采用增减记账法,银行业采用收付记账法。工业企业情况不一。厦门大学会计教研室的老师们集体编写的《工业会计》(封面标识印刷时间 : 一九七三年六月),以增减记账法为依据,贯穿全书 ;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的教师们,曾经在 1960 年出版过《人民公社财务会计》(农业出版社),整本书都是基于借贷记账法的。按照教材前言的介绍,为了编写该教材,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的教师和学生分赴闽侯、连江、顺昌、厦门市郊等进行调研。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人民公社普遍采用借贷记账法。1972 年,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的老师又按要求编写了一本《生产队财务会计》,这是一本 93 页的小册子,废止了借贷记账法,采用不完全的收付记账法。可以推测的是,当时的农村记账不再是借贷记账法的天下。
时间进入上世纪 70 年代。混乱秩序得以扭转,但政治运动还在进行中。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封署名“黑龙江省财政干部学校柴直言”的公开信,寄到先生手上。标题是《在会计领域中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共 33 页,日期署为 1973 年 12
月 20 日。
这份对先生进行批评的公开信,主要话题是关于会计对象的,也对借贷记账法提出批评 :当前会计科学上的收付、增减、借贷之争,实际上是收付与借贷之争。这种争论,不仅是记账方法的问题,它反映着会计科学领域里的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革命与保守的斗争,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但是,对于会计科学我们有些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的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扬弃。对资产阶级借贷会计充满了迷信。……应该看到,在会计学中,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个记账方法问题。记账方法是个中间环节,它上联会计理论,下联具体业务。改革记账方法,是个突破口、导火线。……在这条战线上,也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它不是“世外桃源”。
针对这个指责,先生的回信明确地认为 :但是,借贷记账法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发明,而是几百年前劳动人民的创造。借贷记账法,大概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出现,它的应用要比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早好几百年。…… 在进行了批评、剔除了其中的糟粕以后,如果还有某些可以供无产阶级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们也不应当排斥利用。
在对公开信的回复中,他就在思考关于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问题。
先生究竟何时正式撰写“恢复名誉”一文,现在已经不可考。当年我在不同场合,先后多次和先生聊到这篇论文。他除了提到黑龙江这封公开信的影响外,还说过,他写“恢复名誉”一文时,《光明日报》的那篇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尚未发表(1978 年 5 月 11 日)。一种可能的情景是 :1978 年2 月底,1977 级大学生入学, 包括先生在内的这些教师们也感觉“春天”到了,需要将“真正”科学的东西教给学生。先生当时主讲会计的第一门课程《会计学基础》,他需要跟学生讲清楚科学的记账方法以及记账方法背后的科学原理。1978 年3 月中旬,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对知识界是一种鼓舞 ;3 月 30 日,厦门大学召开座谈会, 与会的各位教授们对科学的热情被再次点燃,并正式决定,5 月下旬厦门大学将要举行第七次科学讨论会。这些,再次触动了先生1974 年1 月份那封对公开信的公开回信。我猜想,1978 年的4 月, 一个春雨绵绵的午后,先生再次拿起那封公开信,以及对公开信的回复,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写下了“恢复名誉”一文, 并在1978 年5 月下旬召开的厦门大学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宣读。本文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 :记账方法有没有阶级性。
如果对比文章结构和行文方式, “恢复名誉”一文也相当于是一种“回信”。所不同的是,这次回信,对象不是某一个人、某一封信,而是整个会计界。所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 :记账方法有没有阶级性?所不同的是,这个问题,卡住了整个会计界。
在提出本文要回答的问题“记账方法有没有阶级性”之后,先生不是急着回答问题,而是先厘清记账方法、记账方法应用、记账方法理论等术语的内涵,之后,文章明确地提出 :“因此,记账方法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文章就与同一时期那些认为记账方法和借贷记账法是有阶级性的论文,无法区分开来。
从上世纪50 年代初入研究之门起, 先生就在一个政治口号盛行的环境下, 赋予理论研究以科学属性。先生一直以王亚南校长当年的提示要求自己,做精于研究的教授、学者,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教书匠。他的论文,学术、学理第一。早年关于会计对象的论文,就是从 会计对象的属性、资金运动的特征等出 发,展开讨论 ;这次,对记账方法的讨论也是如此,他从学术、学理等角度深挖。因此,“恢复名誉”一文中,在论证 了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后,他继续探讨第二个问题 :加在借贷记账法身上的种种罪名能否成立?这部分充分展现了先生在会计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功力, 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直接且容易陷入 标语、口号化的问题,上升为相对纯粹 的学术问题,从借贷记账法的产生、记 账符号的变迁等角度展开,最后认为, “借贷记账法是科学严密的一种记账方法”“因此,必须为科学的借贷记账法 恢复名誉”。
上述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已经不是今天的学子所需要关注的,也不会对今天的学子学习会计产生任何困扰。但是,回到 1978 年,情况并不是这样。1978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被媒体称为“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 ;也就在当时,厦门大学校友陈景润因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而被全国人民关注。但是,这些都是自然科学领域,不涉及或至少不直接涉及当时的政治敏感话题。当时,号召解放思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在这么一个特别的环境下,先生的“恢复名誉” 一文,敢于正面讨论、并明确否定过去近三十年加在借贷记账法上的“资产阶级”“剥削”等罪名,并认为,“全盘否定借贷记账法,实际上是隔断会计发展的历史,拒绝学习和吸取外国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不纠正这种错误, 对于努力提高我国会计工作水平,大大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从而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妨碍很大”。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不仅仅需要科学研究的素养,还需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回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没有互联网,没有自媒体,这篇论文在《中国经济问题》发表后,很快就成为当年的“网红”文章。当时上海财经学院主持工作的郭森麒教授专门来信,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感想,并称该文“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
看起来,这篇论文讨论的是借贷记账法是否有阶级性,但是,这在当时, 就是会计界解放思想的启蒙文章。之后的一波关于记账方法阶级性的讨论, 让会计界逐步认可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借贷记账法也能够为我所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思想解放运动,当时的相关部门在推广借贷记账法时,顾忌应该很多。
1980 年夏季召开的中国银行会计工作会议上,决定自1981 年1 月1 日起, 将收付记账法改为借贷记账法。1980 年发布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对记账方法,仍然是允许企业在增减、借贷记账法之间选择,在会计分录举例中, 同时标注了借、贷和增、减记账符号 ; 次序上,借、贷符号在前,增、减符号在后,但是,对借贷记账法那种批评性评价已经不复存在。背后的倾向性态度或指导思想,已经发生改变。
如果说,“恢复名誉”一文讨论的是记账方法,而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 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话,那么,会计理论、尤其财务会计理论的阶级属性,在当时的学术界看来,几乎就是定论。当时,提到西方的财务会计,都冠以“资本主义财务会计”或“资本主义企业财务会计”。也因为这种认识上或思想上的“禁区”,使得当时我国会计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探索,都小心翼翼。而同时,随着我国逐步对外开放,外资陆续进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于 1979 年 7 月发布,财务会计理论的阶级属性问题就被摆到台面上了。比如,要不要采用会计原则?如果要, 哪些会计原则是当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可以采纳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先生于 1981 年发表了另外一篇堪比“恢复名誉”姐妹篇的《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以下简称“继承性”一文)的论文。
“ 恢复名誉”一文中,先生提出, “否定借贷记账法,实际上是割断会计发展的历史,拒绝学习和吸取外国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在先生看来,当时的财务会计理论、特别是会计原则问题,就是会计界亟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仍然将之视为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带上“剥削”的标签,那 么,面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外资进入中 国所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如果财务会 计、尤其是诸如会计原则问题,不尽快 解决并付诸实践,会对发展中的外商投资活动乃至改革开放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本着这一使命感,在 1981 年厦门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先生报告了“继承性” 一文,该文随后发表在复刊不久的《厦门大学学报》1981 年第 3 期上。按照中国知网所标注的出版日期,是 1981 年 6月 30 日。“恢复名誉”一文的核心观点是 :借贷记账法没有阶级性,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继承性”一文则进一步拓展,将其延伸到财务会计理论、尤其是会计原则上,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认会计原则’是对财务会计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财务会计理论,社会主义也应当批判地继承”,文章最后总结说,“会计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科学技术。……不管会计的理论和方法由哪一国哪一地区的人民所创造,一旦推广流传,它就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对今天的会计学子来说,会计准则是一个和借贷记账法、复式簿记一样自然的术语,早在1992 年,我国就已经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实务界也逐步接受了会计准则的思想。回到上个世纪80 年代初,借贷记账法刚刚“洗白”,还带有一点“灰色”;财务会计和会计原则一定是资本主义的、服务剥削阶级的。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这篇文章思想上的“出位”,在当时,无出其右。但是,它也说出了会计界很多学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可以说,中国会计界对会计准则的研究,特别是从科学属性角度研究会计准则,并相应地讨论中国的会计准则问题,“继承性”一文的影响,同样具有“思想解放”的基础性作用。它让同时代的学者们可以自如、从容地研究、讨论会计准则,从会计准则自身的科学性角度切入,展开相对纯粹的学术研究。
在学术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高度标准化的今天,再读这篇文章尤其有意义。这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演绎手法的论文,从大前提(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继承性),到小前提(会计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科学技术),到结论(会计理论是继承性的),这也是先生长年研究论文的风格特征,即 :让研究成为研究,用书生和学者的方式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同样,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也成为多个刊物转载的对象。同时,关于会计准则的研究,也从原先小心翼翼、不忘社会主义属性或阶级性等非科学化、政治标签化的讨论中跳了出来,可以更多地从会计判断等自身特征出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先生这两篇论文视为改变了中国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方向,或者,至少是加速了中国会计理论和实务科学化的进程。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先生当年的这两次“拍岸”,卷起的“雪”陆续散发开去,就像海上波涛层层叠叠,最后展现新的万千气象。一个新的时代, 就此开启。(未完持续)
责任编辑 任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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