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1-29 作者: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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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宏观经济到国企改革,从能源安全到社会民生,全国政协常委、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兰云升多年来持续关注我国经济社会多领域改革发展并提交了多份有关提案,尽心履行着一名“老政协委员”的责任。今年,他又将目光聚焦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等方面,并于两会期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围绕其提案等相关内容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助力提升综合国力
强国应有强币。伴随我国和平崛起,人民币国际化已成必然。自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成功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阶段性成果,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兰云升指出,一是人民币的国际接受度仍然偏低。国际支付方面,目前虽有28个国家和地区可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但仅占全球的一小部分,近9成的国家未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虽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但所占国际支付市场份额不到2%,远低于美元的40%和欧元的33%。外汇储备货币方面,虽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但仅占全球国家和地区的25.8%;在...
从宏观经济到国企改革,从能源安全到社会民生,全国政协常委、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兰云升多年来持续关注我国经济社会多领域改革发展并提交了多份有关提案,尽心履行着一名“老政协委员”的责任。今年,他又将目光聚焦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等方面,并于两会期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围绕其提案等相关内容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助力提升综合国力
强国应有强币。伴随我国和平崛起,人民币国际化已成必然。自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成功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阶段性成果,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兰云升指出,一是人民币的国际接受度仍然偏低。国际支付方面,目前虽有28个国家和地区可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但仅占全球的一小部分,近9成的国家未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虽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但所占国际支付市场份额不到2%,远低于美元的40%和欧元的33%。外汇储备货币方面,虽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但仅占全球国家和地区的25.8%;在超过11.7万亿美元的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人民币占比仅为1.9%,美元占比高达57.9%。受此影响,我国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计价、结算近90%采用外币,与第一大贸易大国并不相称。特别是产生巨大的汇率风险和巨额汇兑成本,仅2019年当年我国企业就付出超7000亿元的汇兑成本。同时国家持有超3.1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用以维持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承担较大的贬值和损失风险。二是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相对滞后。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尚未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实行渠道和额度双向管理,仍未实现可自由兑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7大项40小项的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项目中,我国完全不开放的项目占10%,允许部分可兑换的项目占比55%。人民币离岸市场回流机制不畅,离岸人民币投资境内业务渠道狭窄,人民币流动受到限制。三是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一些制度障碍。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制度缺乏透明度,央行对汇率的干预多以“通知”“声明”“回复”等形式发布,缺乏充分的法律制度依据,且制度发布、修改和废除频繁,缺乏必要的可预见性。另一方面,资本项目开放制度相对零散滞后,缺乏规划性和系统性,相关规范性文件立法层级较低,新旧制度更迭较为频繁。
针对上述问题,兰云升今年在相关提案中提出三项建议:
一是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接受度。以“一带一路”为重要抓手,大力拓展人民币接受国数量,优先在东盟、中亚等地区积极推进人民币货币区建设,并强化区域性货币合作机制;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范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对矿石、稀缺有色金属、石油等大宗商品进行人民币计价结算,逐步提高人民币结算比例;持续推进与境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扩大货币互换,逐步消除人民币使用障碍,增强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功能和交易功能,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持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优化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扩大或取消浮动区间、增加汇率弹性;加快推动资本项目对外开放,持续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制度,并大力发展期货市场,推动人民币计价的期货交易,增强大宗商品议价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外汇市场,特别是离岸金融市场,增加外汇交易主体,着力发展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的投融资产品,加大人民币与境外当地货币互换的使用数量,探索本外币跨境资金池,扩大金融产品对外高质量供给,并放松交易限制,畅通人民币双向融通机制。
三是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强化人民币国际化顶层设计,科学制定战略规划,协调推动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等参与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推动制定《外汇法》,定期归纳整理人民币国际化改革成果,相应出台其他配套性法律法规,构建完备的人民币国际化法律体系;坚持市场化调节,用好制度性安排,减少行政干预,避免出现政策摇摆,持之以恒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强化落实。
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今年兰云升对制造业给予了很大关注。“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经之路。”他指出,党和政府多次提出要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也暴露出问题。一是理解认识和操作层面存在一些误区。体现在:“集群”“集聚”存在混淆,过于强调空间集聚状态,出现重走传统开发区建设老路的苗头;忽视组织变革的深远影响,过于强调做大集群规模和推动技术变革;统筹协调不够,存在地区本位主义,不同程度的产业同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现象明显。二是先进制造业集群成本居高不下。城镇化加速提升土地成本,制造业融资难、融资贵没有根本解决,企业仍面临税负过重等问题。世界银行公布的《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排名虽跃居全球第31位,但在纳税、获得信贷和跨境贸易等领域仍显滞后,财税合规年均耗时及成本远高发达经济体。其中,企业税负在利润中占比高达68%,税负压力全球排名第14位,远高英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三是先进制造业集群软实力亟待增强。体现在:多数先进制造业集群尚处培育初期,价值链控制力明显不足,存在价值链中低端锁定风险;科技创新体系和生产力较薄弱,持续性积累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稀少,颠覆性创新存在短板,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人才结构不尽合理,特别是高端科技人才、数字经济人才等较缺乏,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需求存在不小差距。
为此,围绕如何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兰云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高格局统筹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国家层面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统一思想、明确思路,避免重走老路,同时建立集群培育跨部门协作长效机制,推动各部委资源形成合力;加快集群组织变革,设立集群发展促进机构,推动集群内成员间竞争协作、互动交流,形成技术共生、利益共享、组织共治的集群网络化发展格局;统筹集群行业协调发展,国家要做好价值链细分,积极布局中高端,全球各类先进行业全覆盖;地方要因地制宜,立足自身,集中培育特色化先进制造业集群,杜绝重复建设和资源分散;推动集群跨区域协同发展,搭建跨行政区划联合培育机制,加强各地定位分工和产业联动,确保错位有序协同发展。
二是健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在土地批复、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最大程度的优惠,同时加大产业投资基金引导,大力培育具有国际引领性的行业和技术;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健全多层级资本市场,发展风险投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金融机构协调发展,着力解决好中小银行、民营银行、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发展慢的短板,满足企业多元化金融需求;实施差异化金融支持政策,鼓励支持发放信用类贷款;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管理方式创新,用改革推进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强化“竞争中性”原则,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三是构建集群科技创新和人才生态系统。加快推动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围绕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集中精力开展研发攻关和产业化应用,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推进集群产学研政深化合作,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人力资源革新升级,加强基础学科培育和技能人才培养,打造高端科技人才和数字经济人才,全力满足先进制造业集群各类人才需求。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
除了分享上述两个提案,兰云升表示,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联组会上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感振奋、深受鼓舞。“我认为,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在抓‘六保’、促‘六稳’上下功夫,真正落实好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坚决执行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举措,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加大稳岗就业力度。”他指出,“保企业就是保就业,企业关乎国民经济命脉,只有企业活下来才有就业机会,只有企业稳下来才能提高就业质量,只有企业好起来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建议国家释放一揽子对冲政策,通过降税降费降息,让大企业稳下来,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活下来;通过引导预期,打通大中小微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及价值链,形成有效畅通的循环;强化财政投入乘数效应、边际效应,促使消费升级;进一步扩大内需,激发企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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