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我和张总之间。我是一名注册会计师.我的工作就是提着电脑为客户提供审计服务，A公司就是我们的客户，张总是A公司的副总经理，主管财务。

我和张总面对面坐在办公桌前，外表冷静，内心激荡，痛并快乐地博弈着……

张总的目的是把利润搞大500万元，避免公司退市。张总给的条件是一次性支付我们事务所酬劳人民币5万元（其中包括我个人的5%和地税局的应收部分）；我的条件是保证事务所财产安全和我的生命安全。

很明显，我的条件张总是不可能满足的！他只能多付报酬作为风险溢价，但这笔钱是不能保证事务所的财产安全和我的生命安全的，而且极有可能成为事务所和我本人的“安葬费”！

张总是聪明人，他最明白的是什么样的金额在什么样的人面前是什么样的分量。大多数CPA都是风险规避者，如果给我们100万元，我们是会被吓跑的，所以他提出增加5万元。我也明白在投资学有一条经典的规律，那就是风险越大，收益越高，但这里的风险是需要得到社会普遍承认的。比如说，我从10层楼高的地方往下跳（当然不是跳水），风险足够大，这种风险是得不到社会普遍承认的，也就是说，没有人会愿意为我这种亡命行径买单。如果我把自己“摔死”了，也就是自我暴露了，收益不仅会没有或为负，甚至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我明白，联合舞弊的事我们不能随便做，稍一不慎，就有可能“下课”，就得去人才市场或劳动力市场排队。同时，我们也不能断然拒绝客户在某些法规盲区内的小动作要求，因为我们如果断然拒绝了客户的要求，他们也会拒绝我们，这类的事做多了，最后我们还是得去人才市场或劳动力市场排队。我们要生存，要避免去人才市场或劳动力市场排队，就不能轻易得罪客户，因为在我们的同仁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一样“刚正不阿”。我们不做的事，总有人会做，我们不敢做的事总有人敢做。如果太坚持原则就会吓跑客户，就等于输给别人，所以想做到刚正不阿真的不太容易。现实总是如此残酷！

所以最后我决定邀请张总共进晚餐。

酒毕，在餐桌前，我仿佛把自己想象成某“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某合伙人，而张总就好像是某能源巨头的财务经理，周围则站了一圈穿黑色西服、带墨镜的年轻后生……我想我是喝多了。

张总却没醉，他没有答应我的要求。他坚持要把公司的利润做大500万元。事实上，如果没有做大500万元，张总就会“下课”，就得去人才市场或劳动力市场去排队，所以他得抢先把我们换下场。

我突然一阵晕眩。我感到了软弱，感到了无奈。我们当然有自己的原则，那是生存的原则。然而，该如何守住这最后一道防线呢？我有些茫然。